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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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项观奇

   
        这是一个我们面对的一个必须正确回答的重大历史课题。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说要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只能流于一句空话。
        不少同志强调弄清现在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性，这是对的，但是，这个问题的中心点，还是要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
    我今年所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目前中国现实的一种必然选择》，其中就有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现在，要研究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殊性，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还是首先要回答为什么中国会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面对的历史事实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修正主义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结局还是有所不同的。苏东，基本停留在特权阶级社会阶段，直至发生所谓“剧变”，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中国不同，中国发生修正主义上台后，不是仅只停留在特权阶级社会阶段，而是在修正主义党执政的条件下，向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蜕变。这是完全不同于苏东的另一种历史类型，是中国修正主义党的一大创造，的确是中国“特色”。他们自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看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这不是旧中国的毛主席说的“和资本主义差不多”的资本主义的简单复辟，而是一种新型的特殊的中国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的蜕变。
    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苏东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历史转变，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历史蜕变，都需要做出科学的回答。这个工作正在做，但是，还不够，还没有完全把问题搞清楚、讲清楚。
    这里不主要谈苏东，主要谈中国，先争取把中国的事情搞清楚。
    在中国，真正的坚定的共产党人，对叛卖革命的修正主义头子有足够的斥骂，对蜕变为残酷的资本主义有足够的义愤，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还缺少对这个历史课题的严肃的科学的回答。
    也许，回答并不容易，加之我们水平不够。但是，研究总比不研究好，总比停留在义愤上好。
        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都没有写过这个问题。因为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历史还没有提供这样的实践，因而，历史也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理论诉求。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是预见，预见只能是指出大体的方向和原则。列宁在世时间短，贡献已经够大，无法过多苛求。
        斯大林和毛主席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社会主义时代，而且，毛主席经历了、看到了社会主义向修正主义转化的历史过程。但是，如同毛主席指出的，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基本不认识，自然，也就不会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创造，更谈不上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毛主席不同。毛主席坚持、捍卫、发展了马列主义，勇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因而要进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回答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留下了宝贵的理论原则。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等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则是运用这一理论的实践和演习。毛主席希望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应该写出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革命规律的理论著作----社会主义革命论。
        毛主席毕竟也还是没有看到中国发生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全面蜕变的事实，尽管毛主席对这种历史可能、这种危险，有伟大的深刻的预见，留下了宝贵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原则，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毛主席不可能、也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全面、更具体的回答。
    这主要不是一个个人责任的问题。主要是认识总是滞后于实践的问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不管是胜利的实践，还是失败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总是难免有局限的。回过头去看，中外共产党人都把建设（广义的）社会主义的事业看得过于简单了，更没有想到会发生“剧变”，会遭遇惨痛的失败。毛主席是最后一位坚持社会主义大业的革命导师，他看到了预见到了社会主义失败的可能，甚至为了避免这种可能，不惜发动了得罪全党老同志的文化大革命，但是，在他逝世后还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反文化大革命、反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政变。他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被抛弃，邓小平的反对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被全党接受，经过这四十年的蜕变，社会主义事业彻底失败，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蜕变彻底完成。
    共产党没有被社会主义革命论武装起来，反而接受了资本主义蜕变，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正是基于这一点，现在很多毛派同志都在思索、研究如果将来重建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应该在制度建设上怎样防止重新出现特权阶级、重新遭遇失败。这是历史的进步带来的认识的进步。文革时期，都还没有这样深刻的认识。现在看来，执政的共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的建设，是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大课题，是共产党人不可缺少的革命导航。没有这个建设，就不会有正确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就会陷入盲目性，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就无法进行，社会主义事业还会遭遇失败。
        历史发生曲折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物总是发展的，理论也总是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必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自然也遵循这一规律。
        作为后人，我们现在很容易看到，苏东当年所发生的修正主义上台的情况和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修正主义上台的情况，虽然在本质上有着基本的共同之处，但是，其表现形式，其发展阶段，又有着相当大的不同。
        毛主席当年对苏东修正主义的分析，今天看来，虽然依然是我们认识中国现实的重要理论指导，但是，因为中国的现在的状况和当年苏东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历史变化，所以，我们的认识不能仅止停留在主席已有的理论指示上，包括不能把毛主席当年对苏东的相关理论分析，简单地教条地照搬到对中国现状的分析上来。毛主席历来反对这样的教条主义作法。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给予创造性回答的历史课题。我们需要一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这是我们坚持马列毛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承担的光荣历史责任。
        这样看来，现在我们至少需要两本书，《社会主义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我曾经写过《半社会主义论》（现在又找到一个也许更好理解的提法：“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和《论人民民主》两本书，算是对“社会主义论”的粗浅回答，这里，主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就我的能力而言，这里主要还是提出问题。限于水平和精力、时间，自知回答不了这么重大的历史课题。所以，只能简论。详论，期待高手。说简论已有自吹之嫌，其实只是一点感想，属于感性认识阶段，谈不上论。


                                 
                                        一、先谈一点思想方法


        我在这里想先强调一点思想方法。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否正确回答我们面临的历史课题的一个思想方法的前提。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思想方法不正确，必然就会在认识上出问题，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
        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从社会历史的存在出发，从以生产发展的一定水平决定的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出发，去研究问题。
这里，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唯物论，又坚持矛盾论，坚持唯物论和矛盾论的统一。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真正的唯物论，必须是真正的矛盾论。所谓唯物，正是唯物在要贯彻矛盾论，具体说就是，唯物就是要唯物在矛盾的特殊性上。离开矛盾的特殊性，就必然离开了唯物论。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以具体的矛盾的特殊性而存在的，矛盾的普遍性贯彻在这一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毛主席强调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论的精粹。这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说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大有意义，是有所指的。
        一种是教条主义，简单背诵革命导师的词句。革命导师的意见，一般都是正确的。其所以正确，主要都是因为他们总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从当时面临的历史课题，也就是从实际存在的矛盾特殊性，寻找矛盾普遍性，寻找真理，回答问题。
        教条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把革命导师的意见，简单地运用于现在的已经发生变化的历史条件。这是常发生的一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例如“二次革命论”者，常常把列宁关于俄国当时面临的历史任务所发表的意见，套到我们的今天，而不管历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和不同。毛主席批评这样的同志是生搬硬套，的确是生搬硬套，生搬一些导师的词语，硬套到现在的发生了变化的历史问题上来。和这样的同志讨论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任何事物都是以矛盾的特殊性而存在的，重要的是寻找这个特殊性，寻找这个特殊性中存在的不同于其它事物的矛盾普遍性。
       还有一种是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事物总是相当复杂的。事物、也就是矛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无限可分的大系统，而且在千变万化地运动着。人类社会也是这样。面对这个事实，是不能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的，以为一切只要归结为一两个概念就够了，这是无法深刻认识和科学解释任何事物、任何问题的。
        例如我们这里要探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个新的特殊的事物。修正主义者给自己戴上“特色”的帽子，并不仅仅是为了骗人，而是有他们的一定的道理的。他们说的“既不要走改旗易帜的斜路，也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就是想表明，他们所搞的既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也不是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而是要搞自己的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社会主义，不符合事实，但是，说既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又不是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又是符合事实的。这正是一种有着自己的矛盾特殊性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面对这个事实，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研究，只是满足于定性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垄断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等这些概念，是完全不够的，是不能深刻地、正确地说明现在这种“特色”资本主义它的矛盾特殊性，以及由这种矛盾特殊性决定的其他各种特殊的本质特点。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许多同志的认识，就是到此为止，就认为一顶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帽子就解决问题了。其实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远不够深刻、不够准确的认识。同样，对这个社会里的复杂的矛盾，简单归结为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具有同样的简单化的认识上的不足。
        哲学主要就是要解决认识方法的问题。一是坚持唯物论，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二是坚持矛盾论（辩证法），就是要找矛盾的特殊性。只有对这二者处理到位了，统一了，才有可能算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
        本文试图这样做。


                  二、修正主义统治下的第一种特殊阶级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招牌下的官僚专制特权社会


                       （一）、社会主义社会蜕变为官僚专制特权社会


        通常我们总是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现在看来，我们的认识还要进一步深化、细化。要看到，资本主义蜕变是一个历史过程，有许多阶段，有许多中介，有许多新特点，并不仅仅是旧社会的复辟，对这个从社会主义蜕变而来的社会，是可以、也应该分析的。
        苏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修正主义上台后发生转化的社会都已经成为过去。这段活生生的历史，给我们认识社会主义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确切的宝贵的资料。
        苏联的历史告诉我们，自赫鲁晓夫通过党内政变手段，攫取政权，主政搞修正主义，到戈尔巴乔夫、叶里钦叛卖共产主义，苏联解体，这段时间的苏联社会并不是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复辟，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阶级对抗的社会的蜕变。因为有修正主义，有特权阶级，有阶级、阶级对抗，就定性为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我反复思考，总感到是欠准确的。
        在当时苏修统治下，还不能说是科学意义上的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苏联经济关系的主导，就整个苏联社会而言，也不能说当时的苏联社会已经是科学意义上的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只要与中国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作对比思考，这一点也许更好理解。
        自然，当时苏联的社会，的确是从政治到经济到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化，概括起来说，当时的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蜕变为一种特殊的存在阶级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对抗的社会。
        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人结合实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地探讨，不管是正确的还是有局限的，都促进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该说，现在已经有可能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提出比较科学的认识。
        在我看来，这是在修正主义统治下，从社会主义社会蜕变转化而来的一个官僚专制特权社会。
        这是一种历史上从来还没有过的特殊的阶级社会形态。
        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官僚专制特权阶级。这是一个具有剥削、压迫阶级性质的新阶级。这个阶级主要是从执政的号称共产党实则是修正主义党的高级官僚蜕变转化而来的。
        这个蜕变转化的过程，并不是伴随着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而发生的，而是如毛主席揭示的，这是伴随着大官专制特权的出现而发生的。毛主席的这类指示很多，特别是1976年的《重要指示》中那段名言，更是尽人皆知的：“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这种大官特权是非常危险的。这实质是一种经济关系。可以定义为官僚专制特权经济。这种经济关系，这种经济上的既得利益的获得，又是和政治上的专制权力相统一的。正是这一基础，弄得不好，就会产生新的阶级，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发生蜕变。我们定义官僚专制特权阶级，正是从这一经济关系出发进行概括的。
        这个阶级的出现，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和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官僚专制特权社会蜕变转化的过程相统一的。
        一旦发生这样的蜕变，社会基本矛盾也必然地发生变化，官僚专制特权阶级和广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劳动人民阶级的矛盾，必然地成为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苏修统治下的苏联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当时的苏联存在着一个新生的官僚专制特权阶级，这个阶级是由在一党专制条件下的党的高级官僚构成的。这个阶级通过自己掌握的专制权力，无偿占有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享受远高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从劳动人民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压迫、剥削广大劳动人民阶级的新的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阶级处于阶级对抗的状态。
        但是，这时的这个新阶级，还不是完全地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因为这时还没有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阶级还不是以占有剩余价值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阶级基础的，这时的占有方式主要还是特权，是对特殊的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资料的占有。这是一种官僚专制特权经济，正是基于这种经济关系，通常之将其称为官僚特权阶级。这个称谓，大体是符合实际的，称资产阶级、或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反倒并不准确。
        在和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事实作比较思考后，认识这一点就并不困难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新阶级，是一个从原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母体中，重新产生的对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剥削的新阶级----官僚专制特权阶级。这个阶级统治下的社会，有可能只是一种过渡，是向完全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蜕变的过渡。
        从实践到理论，提出这个问题，作这样的概括，是正确的，是符合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的。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0页。）官僚专制特权阶级具有这样的阶级属性。
    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属于阶级的基本特征。
    1、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集团已经出现、存在。
    2、这个特殊集团在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普通劳动者所处的地位已经有根本的不同。这表现在，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支配权根本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根本不同，领得的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根本不同。已经达到列宁所说的，“由于他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3、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动，实际就是阶级关系的变动。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国家机器也发生蜕变。国家机器，成了特权阶级手中的专政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特权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与此相关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被修正主义的抹煞阶级斗争、而实际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政治路线所取代，而政治路线是决定一切的。
    4、和这些变动相适应，服务于特权阶级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形式、带上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特征的一种特殊的思想文化取代了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文化。
    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在逐步蜕变中不复存在，一个新的特殊的阶级社会----以“社会主义”为招牌的官僚专制特权社会逐步形成。
    这是一场活生生的阶级关系大变动，是并不轻松的和平演变！

            
             （二）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会蜕变为官僚专制特权社会


    现在要解释的是，这一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官僚专制特权社会的蜕变，是不是有内在原因的，是不是有规律的。
    无疑，从一般哲学的观点说，大家都知道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事物的变化也总是有规律的，但是，仅仅重复这一哲学观点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问题在于要解释我们面对的从社会主义社会蜕变为官僚专制特权社会的具体原因、具体规律。
    对于我们认识这一问题，在理论指导上最有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私有制、阶级、国家起源的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这一时代的课题时，总是科学地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从这一过程所包涵的历史必然性中去寻找答案。
    私有制、阶级、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消灭私有制的问题时，首先十分科学地对私有制的源头、即私有制的产生进行研究。这一研究贯串了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从两个人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笔记》、《法兰西内战》，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尔克》，再到马克思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到最后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二位革命导师毕生一直在探讨这一问题，恐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革命导师对私有制、阶级、国家起源的理论探讨，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会重新发生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蜕变问题，是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和指导意义的。这是我们四十多年前，曾经认真学习革命导师的这些著作和今天依然要认真学这些著作的原因。
    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很多，这里不可能一一引述。
    我只想再次宣传一下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关于私有制、阶级、国家起源的理论观点。说再次，有一段故事。1975年2月22日，我遵循毛主席关于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受山东大学党组织派遣，到济南尼龙研究所作了一个三小时的所谓“辅导报告”。其中宣传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关于阶级、国家产生的理论，并联系实际论述了这一理论对于当前反对修正主义的现实意义。就是因为这个报告，竟然遭受到省委书记白如冰同志直接指导下的数年的政治迫害，不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还多次在万人大会和全省有线广播大会上接受批判。特权阶级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敏感可见一斑。这倒反证了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今天还值得再讲一讲。
    恩格斯关于私有制、阶级、国家起源的论述，具有巨大的理论力量，是令特权阶级、走资派恐惧的巨大思想理论威胁。恩格斯对古代特权贵族阶级的产生及与之相连的国家机器的产生的科学论述，几乎等于给了我们一把解释当代特权阶级产生及国家机器会发生蜕变的钥匙。虽然恩格斯讲的是古代的事情，但特权阶级、走资派觉得是在讲现在，是在讲他们，引起他们的愤怒和恐惧是非常自然的。
    恩格斯的意见的尖锐性在哪里呢？
    恩格斯在分析古代阶级、阶级对抗关系的产生时明确指出：“这些关系是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一条道路是基层的私有制的发生、公社的瓦解，奴隶制阶级、阶级对抗关系的出现；另一条道路则是上层担任社会职能的社会公仆发生蜕变，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恩格斯分析担任社会职能的“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种情况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社会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而使得建立这种机构的必要性增加了。”因为恩格斯在这里主要是批判杜林的“暴力论”，所以，恩格斯接着特别说明，“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社会公仆怎样在顺利的条件下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成为希腊的氏族首领，成为克尔特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究竟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集结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单行本，1970年12月版，第176-177页。）
    对这条道路、这个问题，恩格斯还特别从理论上、历史必然性上，给予了重要说明：“在这里我们顺便补充一下，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的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者的肩上。”（同上，第179页。）恩格斯讲这个道理的目的在于说明：“只有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消灭。”（同上）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革命的结论。
    同样，恩格斯在第三编“社会主义”中，又一次论述这个问题：“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物：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同上，第278页。）
    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习恩格斯的这一教导，还主要表现为启示意义的话，那么，在今天，在经历了苏东剧变，特别是经历了中国资本主义蜕变之后，再来学习恩格斯的这一教导，那就完全表现为验证意义。恩格斯说的是古代，但是，其所揭示的私有制、阶级、国家产生的规律，完全适用于当代。区别也许仅仅在，古代是产生，现在是蜕变。
    恩格斯的理论十分清楚，一旦一个脱离直接劳动、仅仅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阶级形成，这个阶级就会把原来的社会管理机构转变为国家，并对劳动阶级实行暴力，以维持对劳动阶级的剥削。 这是私有制条件下的一切阶级统治和国家机器的共同的基本特征。
    巴黎公社恰恰是对这一基本特征的彻底否定。巴黎公社以公民的选举权、罢免权，体现了国家不再凌驾于社会之上、人民之上；以公社委员只能拿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体现了新的国家、新的管理国家的人不再是剥削劳动阶级的国家和阶级。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一再说，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新的国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半国家”。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私有制、阶级、国家的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巴黎公社的这两条原则，是有历史的理论根据的。绝不能小看巴黎公社的这两条原则。可以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因为在理论和实践上违背了这两条原则。
    特权就意味着阶级。政治特权，就意味着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人民之上；经济特权，就意味着分配上的差别和剥削的出现。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的：“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同上，第145页。）
    就此而言，毛主席揭示我们实际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存在着特权的弊端，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国家学说的，实际是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会蜕变为官僚专制特权社会，会产生修正主义，会产生走资派，会产生党内资产阶级，会导致资本主义蜕变的内在原因。
    正因为革命导师的理论几乎就像指着他们的鼻子说：我说的就是你！所以，过去的走资派，现在的资产阶级法西斯统治者，是不允许宣传这个理论的，是要做《决议》否定这个理论的。
    但是，我们却要坚持革命导师关于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这些非常正确、非常实际的理论。正是基于这些理论，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蜕变为官僚专制特权社会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政治权力独立于凌驾于社会之上、人民之上，失去人民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和监督，政治权力蜕变为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权力。这种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就要产生一个新阶级----官僚专制特权阶级，国家机器就要变色，重新蜕变为旧国家。
    革命导师一再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给于一定的肯定评价。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国家形式，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最高成就，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这种政治形式，可以更好地体现资产阶级整个阶级去管理国家，把执政者控制在整个阶级的手中。这样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专政是可以利用的，可以利用它去体现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统治。革命导师肯定的不是资产阶级阶级统治，而是这种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所以才反复讲，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可以直接运用的特殊政治形式。
    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悲剧，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把握住革命导师的思想理论。巴黎公社时间短，没有发生蜕变的问题。苏维埃本来是人民掌权的好形式，但后来没有真正坚持下去，徒有形式，实质蜕变。人民代表大会同样，本是人民掌权的好形式，但是，后来同样变成徒有形式，实质蜕变。
    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所在，这就是，仅仅有一个人民代表大会是不够的，必须有相关的一整套制度和机构。列宁是重视制度建设的，他着手建立的两个监察委员会就是想从制度上防止权力失去监督，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是这个党的党中央的权力失去监督。但是，列宁过早去世，这件事没有得到完善。斯大林在理论上实践上，没有推进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实践，在正确地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的同时，忽略了这个问题，甚至实际走向反面，走向一党专制。政权不是在劳动人民选择中更替，苏维埃形同虚设，最后，政权的更替，是在个人选择中、甚至是在政变中更替。政变是专制的衍生物，哪里有专制，哪里就会有政变。赫鲁晓夫的上台和下台，都是在政变密谋中实现的。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样。这都是和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继承了列宁，超越了斯大林，推进了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认识，领导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反对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因而要进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毛主席以新民主主革命论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这两个贡献，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了毛泽东主义的历史阶段，说马列毛主义，名副其实。
    但是，在毛主席去世后，还是立即发生了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蜕变的残酷现实，直到今天。
    为什么？
    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主要集中在走资派和路线上，所谓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所谓中央出修正主义。一个是指有走资派，一个是指走资派会搞修正主义路线。事实也真是这样。这个认识是符合实际的，是对的。文革为此下了大功夫。但是，还有更深刻的问题。毛主席也感觉到、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制度的问题。毛主席指出大官们有特权，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都说明毛主席已经看到我们的“制度”有问题，发生蜕变“很容易”。但这已经是毛主席晚年的事情了，毛主席没有可能作出更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在实践上解决。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
    历史的教训、革命导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最要害的问题，还是出在制度上。
    在今天，对于这一制度上的问题，应该说已经比较清楚。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国家机器、自然首先是直接管理国家的政党，没有真正掌控在人民手中，重新凌驾于人民之上、社会之上；再一个就是与此联系，产生了一个特权阶级，既有政治特权，又有经济特权。正是这两个要害问题，导致社会主义社会蜕变为官僚专制特权社会。
    当年的苏东诸国，就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不是完全没有这样两个问题，事实是有的，而且也被毛主席再三提出，但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不断和这两个弊端作斗争，不断防止发生蜕变，所以，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说得很准确，“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总而言之”，是话中有话的，它实际告诉我们，说中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就总体而言，一旦进入具体，那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存在。
    毛主席的态度是冷静的，认识是科学的。今天我们有的同志的认识还是跟不上毛主席。
    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更大的问题，倒不是不承认我们曾经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有缺陷，而是对如果未来我们能够重建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克服过去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建立一个怎样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辄。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向革命导师求教，学习正面理论；二是向反面教员求教，研究历史教训。写作本文，即属此列。
    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苏东搞修正主义，基本停留在官僚专制特权社会的阶段，直到发生苏东剧变，“共产党”下台，“社会主义”旗帜落地，官僚专制特权社会彻底崩盘。然后转型到现在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社会。但是，这只是一种情况。不能只根据这种情况，就下结论说，修正主义上台，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蜕变。不是的。中国的邓小平超越了赫鲁晓夫，为我们提供了“老大哥”没有提供的反面教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修正主义上台，没有停留在官僚专制特权社会阶段，而是以修正主义为形式，实际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使中国蜕变为一个十足的而又带上自己“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这一“特色”决定了——如毛主席预见的——这是一种“最坏的资本主义”，如果从列宁给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看问题，它还是一种正在发展着的也带上自己“特色”的新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对于这样一个社会，修正主义统治者有点自知之明，一直羞羞答答地号称“中国特色”，名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就转入下一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专门研究“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特色’。



        三、  修正主义统治下的第二种特殊阶级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招牌下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最坏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大家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分歧，但是，为什么会搞成一个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坏的特征是什么？产生这样一个最坏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历史必然性，如果有，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简单了，自然，也不是大家都已经弄明白了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一点，对于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已经是共识。
    如果进一步分析，这种资本主义的确是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的有“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要研究、要说明这种“特色”，从而准确地、正确地认识这种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1、经济形态的特征

    总而言之，可以概括地说，这是一种中国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由多种资本主义成分构成的。
    就垄断资本主义来说，大体有三种。即：

    A、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这部分经济，是由原来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以国营为形式的经济蜕变而来的。
    我经过考虑，觉得这部分经济，用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去概括，内涵要正确理解。说这部分经济，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部分经济，从生产到分配的整体运行过程已经蜕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官僚”二字，要正确分析。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并不属于官僚个人私有，而是属于国家所有，只是，这个国家已经是资产阶级国家、是官僚专制特权阶级掌控的国家，这就决定了这种经济的形式和性质虽然也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党和国家官僚、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僚，实际在掌控、管理这种经济，他们不仅有法定的高薪收入和额外津贴，而且有专制下的“一把手说了算”的管理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官僚自然可以通过非法的手段受贿、贪污，窃取大量财富。贪污、受贿不过是这个阶级参加剩余价值再分配的一种特殊方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一个重要规律。这是非法的，但是，又是必然的，所以，又是不可能通过反腐反掉的。
    这些党和国家的大官僚，还主导着掌控着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包括对内对外的一切经济政策、经济运作。
    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色”是非同一般的，这里的国家、也就是官僚们，拥有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官僚所没有的权力，正是这个阶级，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官僚化到了极点。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奈何不得，也因此必然地和当今的霸主美帝国主义发生较量。西方一再高喊的中国“威胁论”也是由此而产生出来的。
    可以说，中国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及其主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点。

    B、外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这部分经济，是修正主义统治者通过所谓的“开放”，以优厚条件请进来的，不仅在我国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且，几乎进入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包括涉及我国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独资，自然是外国垄断资本主义独自剥削中国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合资，更是中外垄断资本主义勾结一起剥削中国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不管是独资，还是合资，都受到修正主义党执政下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保护。

    C、私营资本主义经济。

    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比重也已经相当大，据国务院发改委2018年发布的资料说，已经达到中国GDP的60％以上，称“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又是可分的，简单说有大、中、小的区别，其中也包括一定数量的私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改委说私营企业已有2700万家，这么大的数量规模，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表明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D、小生产的私有制经济。

    由于改革的第一刀，就是砍向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推行个体小农的责任制，实际的结果就是历史倒退，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实质就是一种变相的农村小农私有制。在现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这种农村经济形式，必然地会是一种小生产者的经济，从属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同时，在城市，也有来自城市失业人口或农村脱离农业人口经营的小手工业或小商业经济。确实真正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补充，是在风雨飘摇中挣扎的小私有劳动者的经济，城管近乎是他们的天敌，让他们备受压迫和欺凌。
    在这些所有的经济关系中，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统治地位。这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色”。
    这一“特色”就它的主体而言，主要体现在高级官僚身上。这个阶级是上述所有经济的操控者，是一只实实在在真正具有“宏观调控”能力的“有形的手”，同时，这个阶级享有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大官的特权”。
    这是一种官僚专制特权形式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从苏联到东欧所有变修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有过的官僚专制特权经济进一步蜕变而来的，在中国它完成了它的最充分、最彻底的表现，成为真正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上这是国有制，但是，这不是公有制，更不是全民所有制，这是蜕变的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国家控制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私有制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并不能改变这种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
    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也是我们要研究、要正确认识的一个非常现实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概括为“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这里使用的“官僚”二字，不仅仅是指政治身份，更主要的是指这个阶级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权贵资本主义”的“权贵”二字，也应作这样认识。
    对于我们来说，这在认识上是一个进步，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的深层分析，更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现状和本质。
    主要就是把官僚专制特权阶级和国有经济的关系说清楚了。
    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国有经济，而且比例也不小，但是，这不是公有制经济，更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不过，也不是官僚专制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因为这种经济不能说就是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经济。这一点，和我们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有相当大的不同。中国现在的国有经济，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是官僚绝对控制下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我国现在是一个不同于一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官僚专制特权阶级，不是官僚专制特权阶级控制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形式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在他们那里，国家机器的政体常常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家机器在整个经济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和中国官僚专制特权阶级在整个经济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很不一样。
    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怎么也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虽然“特色”自己硬是说我们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没有中国这样的官僚专制特权阶级，没有官僚专制特权阶级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官僚专制特权阶级以一党专制的体制掌握的国家机器，也没有像中国的这个国家机器对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基本的强烈的控制力。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正是这“特色”，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怎么也不可能承认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国家。
    可笑的是，中国的修正主义统治者，却坚持说，我们就是市场经济的国家。我们不是说市场经济对我国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有“决定作用”了吗？我们不是一再宣告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吗？但是，这种“理论自信”，骗骗国人可以，想欺骗全世界就难了。说“特色”，又不敢承认“特色”，而且非要和西方资本主义看齐不可，这种自己打自己的脸的作法，连一点“理论自信”也没有。有比较，就有鉴别。拿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一比较，人家当然不会承认中国也是像西方一样的市场经济了，因为事实就是不一样。如果尊重事实，那就应该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不是社会主义，二不是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官僚专制特权阶级统治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西方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是面对事实，讲道理的，中国统治者倒是无视事实，不讲道理。
    综合分析中国现存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内在联系，找出这一经济体系运行的内在机制和规律，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概括地说，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官僚专制特权阶级控制下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说政治经济学，这正是一个典型例子。

    2、政治形态的特征

    A、这是一个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社会。

    这个社会的阶级本质、政治本质，是由共产党大官构成的官僚专制特权阶级及其所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执掌政权的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社会。
    官僚专制特权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相结合，构成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所有劳动人民阶级实行反动的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

    B、修正主义形式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色。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又有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政治特点，就是这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修正主义的统治形式。执政党叫“共产党”，旗帜叫“马克思主义”，招牌叫“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套，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不能回避、脱离这一政治特点。有的同志在“修正主义”这个概念上抠字眼，说修正主义只是一种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潮，不能用于已经蜕变的“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种教科书式的思维简单化。“修正主义”这个概念，是说的共产党内部、工人阶级内部一种机会主义思潮。但是，通常使用这个概念时，含意又很宽泛，经常是指已经修正主义化的党内资产阶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这显然不是说思想上台，而是说阶级上台，所以，毛主席接着说，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要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就要搞最坏的资本主义。
    以修正主义为政治形式，实际搞资本主义，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认识、把握这个政治特点，才能更好地符合实际地与之作斗争。

    C、以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实行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坏”的政治特点。

    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已经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完全背叛了马列毛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完全背叛了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曾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实际蜕变为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且是法西斯式的最坏的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社会里，宪法被践踏在脚下，人民被践踏在脚下，连一点起码的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也没有。这种政治形态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历史的反动，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还不止低一个历史阶段。

    D、贪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反动性腐朽性的集中表现

    正是这种一党专制的法西斯专政统治决定了、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在官僚中、尤其是在大官中，不断产生比例相当大的贪腐分子，贪污的数额，腐败的程度，是惊人的，是在目前世界上仅见的。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大家都知道，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腐败。专制越强烈，腐败越严重。正是基于这个道理，尽管修正主义统治者搞反腐，希望通过反腐挽救自己的灭亡，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只要存在专制，就必然产生腐败，反腐顶多起一点麻痹人民的作用，而全官场、全社会、全面积的腐败是无法改变的，因为这正是这种法西斯资产阶级专制的反动性落后性腐朽性的一种必然表现。

    3、思想文化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在思想文化上也有其显著特征。

    A、思想文化上的法西斯专政。

    任何阶级的专政都是各个领域里的全面专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显著，也尤其恶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所写公民的权利，是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等权利的，但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来说，这只是一纸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明了各种借口，什么“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什么“不许妄议中央”，什么把党的总书记的讲话“定于一尊”（竟然出自人大委员长之口），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不许人民有言论自由，当然更谈不上出版自由。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像互连网等技术，本来为人民群众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提供了很好的很充分的条件，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的物质手段，可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这竟然成了对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威胁，他们不惜花费巨额费用，用于研究、构建防火墙，封网，封群，封账号，在所谓“网络空间主权”领域里实行法西斯全面专政。其手段和残暴，远远超过了古代的专制帝王，甚至超过了希特勒，更超过当代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把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专制，发挥到了极致。真是一种令人恐怖和窒息的“特色”！

    B、修正主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主要特点。

    正是以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这种修正主义的特殊形式，实现其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舆论欺骗和残酷专政。
    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是没有这样干的，只有修正主义统治者才这样干。  
    炮制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种修正主义形式的典型作品。他们用这种所谓的“理论”为自己的一切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用尽一切可以欺骗人民的动听言词，什么“以民为本”，“执政为民”，什么“不忘初心”，“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不动摇”，这些层出不穷的骗人的鬼话，对广大中国劳动人民进行欺骗，而且确实也有一定的欺骗作用，所以他们可以得意地说这是他们的“理论自信”。
    正如老百姓说的，“‘特色社会主义’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装”。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特点，很值得研究。
    从现象上看，这个特色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很不相同的。他们不仅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些招牌，而且，又新增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学说、科学发展观、以及最新的习思想。这些没有理论的理论，要害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背叛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则，阉割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灵魂，为蜕变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并包裹上一点动听的“以民为本”之类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空话。
    这种骗人伎俩虽然并不被受过毛主席教育的人民所接受，但是，靠了他们手中的舆论工具，还是吹到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完全占领了舆论阵地，以此欺骗人民，麻痹人民，牢牢控制人民的灵魂，以达到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目
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走向社会帝国主义，开始在国际范围里参予争夺，鼓吹狭隘爱国主义，也成了修正主义为了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包装自己的重要手段。
    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观点，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是和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可是，在社会主义被出卖，资本主义蜕变已经完成，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已经发生蜕变，变成了对内实行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对外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国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已经变色，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只能是为巩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服务，只能是对国内劳动人民阶级的一种愚弄和欺骗。

    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是“封、资、修”的大杂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一切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一样，没有思想，没有理论，只有眼前利益。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里，会出现大量的乌七八糟的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文革中说“封、资、修大杂烩”，现在有了货真价实的样板。孔子、儒学被抬了出来，蒋介石被抬了出来，一切过去被批判的反动人物，都被抬了出来。反面历史人物，被高抬；正面历史人物被下台。重大历史事件的功过是非，重要的历史理论观点，都反转了过来。这何止仅仅是历史虚无主义？完全是历史的颠倒！
    只要看一下中国现在社会科学理论界的状况，文学、艺术界的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状况，其腐烂、倒退、落后、反动已经到了让人感到愤怒的程度。不仅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状况，甚至连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也不如。毛主席时代全社会以学雷锋而高扬的共产主义精神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一切都是自我、为我，实现所谓的“自我价值”，为了自私自利的狭隘的“我”，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出来，都可以发生，人民只好在这种低级的毫无文明可言的社会中不安地生存。
    高尚的毛主席创建了高尚的新中国。那时的新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的一面红旗，代表了人类的希望和未来。可是，这一切，都被侏儒式的历史人物邓小平“摸”掉了。他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就是摸出一个黑暗的再版的旧中国，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旧中国更黑暗，例如，官僚的腐败，例如文人、教授、学者的堕落。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绝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如毛主席预见到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主要阶级矛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有着多种阶级矛盾的社会。有不少同志对这些阶级矛盾有很好的论述。我们不想重复大家的意见，对这些复杂的阶级矛盾作全面的描述，在这里，我们只想就目前中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和主要阶级矛盾，作一点分析、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贯穿着一个最基本的阶级矛盾，这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外国垄断资产阶级、私营垄断资产阶级这三大垄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它劳动者阶级之间的矛盾。其它的各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都围绕着这一基本阶级矛盾而处于从属的地位。
    如果对这一基本阶级矛盾作进一步的分析，又可以看到，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政权在这个阶级手里，这个阶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着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其它阶级矛盾运动的状况。因此，在分析中国社会基本阶级矛盾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看到，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它劳动者阶级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各种阶级矛盾中的主要阶级矛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阶级矛盾状况，不仅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而且决定了我们面对的历史任务、面对的社会革命的性质，就是只能是社会主义再革命。
    必须深刻认识、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主要阶级矛盾，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纲颖、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的基础和出发点。
    阶级矛盾的性质决定着历史任务的性质、包括革命的性质。
    有两点要说一说。
    一是，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专制、和法西斯相连；在经济上，和人身奴役相连；在思想文化上，更把孔夫子、儒家等等封建社会的垃圾复活，这些，无疑都可说带上了封建性。
    面对这个历史事实，有些同志，要么把现在的中国社会性质定义为封建专制主义社会；要么突出这种封建性，认为反封建专制，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主要历史任务，他们都把革命性质定义为民主主义革命。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述，但大体都是这样的意思。
    这样认识当前的中国社会从思想方法到结论都是不正确的。事情本来是清楚的，现在的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最基本最根本的经济关系，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之相连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至于前资本主义的东西是有，也不少，也够严重，所以才有毛主席的“最坏的资本主义”的说法，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很清楚，首先是定性为资本主义，再坏，也没有离开资本主义这个基本性质，所以，毛主席又说是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这种情况下，前资本主义的东西毕竟只是隶属物。
    我们在认识这个问题时，思想方法必须正确。社会现象总是不纯粹的，总是复杂的，不能把次要的东西看成主要的东西，要运用主席抓主要矛盾的思想，看清主要的决定事物本质的东西，不要以偏概全。
    二是，中国国家很大，人口很多，社会很复杂。除了我们这里表述的基本阶级矛盾、主要阶级矛盾外，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矛盾。
    例如，所谓民营企业，除了大的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外，还有不少中、小资本主义企业，和这些经济关系相联系有中、小资产阶级的存在。全国各地情况很不相同，这就需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再如，中国知识分子的队伍很大，就其思想、世界观而言，是隶属于不同阶级、阶层的，不能一概而论。有属于劳动人民的马列毛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有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坚持封建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坚持反共立场的知识分子……思想这个东西，五光十色，俗话说，千人千模样，万人万思想，一点不错，而且，思想又是随时可能变化的。因此，在分析知识分子问题时，必须谨慎，必须从每个人的实际出发进行分析，既要坚持阶级分析，又要坚持个人特点，万不可从一些习惯的错误模式出发，那会违背矛盾的特殊性，出现思想理论的错误和政策策略的错误。
    再如，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始终存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特别是关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是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大课题。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状是很不相同的，在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时，不能千篇一律，这需要很高的政治水平和政治艺术。毛主席为我们留下了正面的经验，邓小平为我们留下了反面的教训，都值得现在重新认真研究和学习。
    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认识中国社会是不容易的，不是只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主要阶级矛盾就可以代替一切、万事大吉了。不是的。 对于这个具有古老文明的人口很多、面积很大的大国来说，认识起来有特殊的困难，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对任何具体事物都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这里主要分析强调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主要阶级矛盾，虽说不能代替一切，但是，这毕竟是一个纲。是这一矛盾，统领了中国社会的其它的矛盾，决定了这些矛盾的总体的运动和结果。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也是我们在认识中国社会时必须把握的思想方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产生的几个历史原因和留下的历史教训

    中国共产党并非偶然地搞出了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行得通，能够为中国人民所容忍、所接受，却也与中国现实的各种社会条件分不开，可以说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社会原因。
    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必须弄明白的。不然，谈论社会主义再革命，特别是未来怎样重建社会主义，都会是一句空话。
    这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
    说是老问题，是因为，这实际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问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问题。既然有两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可能，那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可能，就不会是偶然的。历史证明，这样说，既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人为地夸大，而是一个客观事实。
    说是新问题，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毕竟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事物，有其之所以产生的特殊的历史原因，为了准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必须研究这个新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革命导师有预见，有大量的论述，今天看来，不但不过时，而且依然是我们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列宁对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创立，都是针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有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因而要继续革命的理论回答。
    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去引述这些伟大的深刻的精辟的理论指导意见了。我想，我们的同志在认识当前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历史任务时，是应该、也必须不断地虚心学习这些理论指示的。   
    结合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我这里只想概括地简要地根据革命导师的意见，去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的各种客观历史原因。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起点，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特定的矛盾统一体的社会，不可避免地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历史阶段，如毛主席常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既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可能，也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具有两种可能的倾向，两种可能的前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这种历史可能性。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历史特点来说，这并不奇怪，也不偶然，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包涵的资本主义复辟、蜕变的这种历史可能性的展开。
    我们现在要认识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怎样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得以取代社会主义而在中国获得顺利发展的。至今他们还在宣传自己的“自信”，那么，他们“自信”的根据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我们必须要研究、要回答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行得通，肯定有中国社会内部的原因，而且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所谓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也是我们这里主要想探讨的问题。

        1、国际大背景

    从世界范围这个大格局看问题，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势力依然是强大的，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依然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并不断受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的颠覆和围剿。列宁斯大林时代有这样的残酷的经历，毛主席时代也有这样的残酷的经历。这都是不必一一列举的不争的事实。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来说，这样的国际大格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包围，不能不对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产生深刻影响。四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是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渗透、干预相统一的，可以说，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实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引领和后台。过去说，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际根源。现在看，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国际根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自己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依附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不仅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产儿。
    修正主义统治者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和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夫妻关系”，在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表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当美国施压与中国发生矛盾时，立即表态，“有一千条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条理由搞坏中美关系”，而且，把自己定位在“再做三十年衬衣”的依附性位置上……修正主义统治者的这些内心世界的自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政治侵略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具有依附性，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
    海外民运的代表人物不理解这一点，老是发牢骚，为什么美国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对他们看好呢？其实，这很好理解。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更看重的是对他们的价值。既然海外民运没有能力执掌政权，又不能充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为他们带来超额利润，因此，在他们的眼里，与其选择不成气候的海外民运，不如选择以修正主义为形式的“最坏的资本主义”。海外民运不懂，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嘴里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等等，等等，最终还是要服从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要求的。
    对于最近的中美贸易战，我们也应该这样去思考，仔细分析美国提出的七项条件，难道这不正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次引领和塑造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孤立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路，那么，它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接轨”，按照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要求“改革”自己。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在正在讨论的“中帝论”，也离不开这个大背景及其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认真思考的崭新的课题。这里只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国际原因提出问题，希望同志们作进一步的深刻研究。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修正主义上台，是一个国际现象，这不能不对中国发生影响。特别是苏东剧变，更造成了全世界范围里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否定、动摇。从邓小平到胡耀邦、赵紫阳等人都一再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搞不清楚，就是这一思潮在中国的反映。
    毛主席曾经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都不信马列了。苏东剧变后更是如此。不仅曾经执政的共产党下台，就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纷纷瓦解或改弦更张。社会主义的威信扫地，社会主义的旗帜落地。这给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论”，“不管姓社姓资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谬论，提供了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这么出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是这么出笼的。中国和苏东有一个实质性的共同点，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同的只是形式，那里是公开的改旗易帜，这里是用“特色”掩盖一切。
    修正主义从来就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思潮。这一次，也是这样。正是修正主义的广泛泛滥，几十年间，不仅断送了苏东，也断送了中国。在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叶里钦，是这样；在中国，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以及其后人，也是这样。
    中苏两党的论战，不是“狼来了”的玩笑，而是残酷的现实。修正主义不仅来了，而且上了台，而且如毛主席说的，搞了个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坏的资本主义。
    这是中国置身其中的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
    为什么？必然性在哪里？有待研究。

    2、中国社会各阶级所构成的土壤

    过去，我们在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时，最初主要是就被推翻的资产阶级而言的，后来，走资派的问题提出来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有了新的理解，多了一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现在，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十年的实际，我们看到，随着新的阶级、阶级关系的产生，新的阶级关系的变动，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行得通，仅仅局限于过去的认识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新的解释。   
    这里试图作一点新的探讨。
    我们先请教革命导师。
    先学毛主席的教导，主要学习毛主席最后的几乎等于政治遗嘱的《理论指示》和《重要指示》中的教导。因为这是当时（1975、1976年）对这个问题的最新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的发展。
    毛主席在《重要指示》中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毛主席还强调，“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又在批评邓小平时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了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人少人多。”在《理论指示》中也谈到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接着，毛主席又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根据这些事实，毛主席再次强调，“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的这些科学论述，通俗易懂，道理深刻，既是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也是毛泽东主义的重要内容。四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推行的历史过程，验证了毛主席的这些科学论断，今天，我们就是要用这些理论，指导我们科学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顺利推行的社会原因、阶级原因。
    在对这一问题作正面探讨以前，先作两点交待。
    其一是，苏东是外部帝国主义势力颠覆的吗？主要不是。是内部。一是执政的共产党变修，导致了垮台，二是人民群众自己自发地选择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可以说，苏东剧变是变在了人民群众自己手里。叛徒戈尔巴乔夫、叶里钦起了作用，个人的历史罪孽是有的，但是，这不是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统治者搞的一套已经忍无可忍了。这应该对我们有启发。
    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里研究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要认识中国的事情，所以，苏东剧变，我们不作为研究重点，只是作为一个参照系，揭示其反映的共同规律。
    其二是，毛主席提到，“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是存在的，有一定数量的拿定息的资本家。但是，从近四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来说，这个阶级已经逐渐式微，没有起太大的历史作用，像王光英、荣毅仁等大资本家，主要为修正主义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当一些国营企业的代理人。他们并不是新兴的私营资本主义的主要构成成分。这个事实，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生的新的阶级关系变动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客观原因、阶级原因时，我们也就不必把旧的资产阶级作为研究重点来对待了。
    好了，我们现在就从中国这四十年来修正主义上台后的历史实际出发，从历史和逻辑的结合上，看看是哪些阶级力量、政治力量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产生、确立、发展，直至走到今天。
    第一、作为中国共产党骨干和主导的上层干部队伍，实际已经转化为官僚特权阶级。这个阶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特别是在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的背景下，这个阶级有强烈的不满，心里有气，这股气，注定要出在毛主席及其战友身上，出在文革身上，出在文革积极分子身上，他们以其固有的阶级本性，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中，更加坚定、更加鲜明地成为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拥护阶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动阶级，自然，也是反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路线的反动阶级！
    这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变过程中的一场无法避免的残酷的阶级关系大变动。过去说，老的被打败的资产阶级会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反对社会主义，现在，这个话用在这个新生的官僚特权阶级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是，这个阶级，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培育出来的。
    这些人，不管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还是解放后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曾经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是，这不等于他们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者。一般地说，他们都有一定的阶级的历史的局限。大体说来，这与他们大多来自小生产的农民家庭或剥削阶级家庭有关，更与我们自己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存在弊端以及与之相连的党风、政治风气、社会风气不正有关，加上我国整个的充满小资产阶级氛围的社会环境，加上漫长的封建社会留下的浓厚的封建思想影响，再加上毛主席说的，我们的教育也存在问题，正是这多方面的社会原因，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身上，存在着危险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方向，总是有两种倾向、两种可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马列毛主义的正确路线领导下，他们有可能改造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这不能排斥，在另外的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修正主义错误路线领导下，他们自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会起作用，就会导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给这些人创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条件，适应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于是，他们就必然地从革命者转化为反对革命的官僚特权阶级的一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阶级基础。这里包含着极大的深刻的历史教训。
    这是一个以特殊的形式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阶级。列宁说，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国家机器。我看到一个联合国人类发展署的报告。其中，讲到GDP投向的数据，有几个令我们吃惊的对比。一个是医疗，美日德英法意加等国，投入都在20％左右，只有中国仅2。7％。科技，以上诸国，都在11-25％之间，而中国仅3％。文化，以上诸国都在22-28之间，中国仅4％。可是，在行政一项，以上诸国都在1。7-10％之间，而中国竟然占到70％。不管这个数据准确到何种程度，在中国存在这个问题，是大家都知道、都看到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及由此而来的庞大的官僚队伍，构成了一个脱离人民、进而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毛主席称之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里的70％，正是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在中国有一个人所共知的怪现象，叫做“入党做官论”。为什么入党，为什么做官，已经不是过去的为人民服务，不是要革命，要牺牲，而是要加入到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中去，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一员，去剥削、压迫人民，去谋私利，捞好处。列宁的国家机器剥削论，毛主席的大官特权论，都是解释这一历史现象的科学的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指导。
    作为这一历史现象的必然补充。到处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贪官、腐败分子，正是这个阶级的必然的衍生物，也是这个阶级的阶级性的必然反映，也是这个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的一种补充形式。所谓“无官不贪”，不是哪个人的好坏决定的，是这种落后的反动的专制的特权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地位、阶级关系决定的。只要我们对这些贪官的个人历史作认真剖析，就可以找到这些规律性的东西。
    这个阶级的存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推行的决定性力量。
    在特定的有弊端的选拔干部的制度条件下，尤其是在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影响下，我们自己培养了造就了这只“精英”队伍，这群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就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这些“精英”，这个阶级，其政治水平、政治能力，还是相当强的，这是这个阶级能够充当修正主义阶级基础的重要原因，也是广大人民群众被其统治而难于行动起来、行使自己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整个国家机器在这个阶级手里，不仅政府在这个阶级手里，军队、公检法都在这个阶级手里，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掌控，说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这个阶级的专政！可以说，正是这个阶级的支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存活到现在。
    但是，苏东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个阶级又是脆弱的。总书记感叹，在“剧变”发生之际，面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竟无一人是男儿”，但是，总书记没有回答，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答案还是应该从这个阶级的阶级特点去寻找。
    这个阶级的最根本的特点在于，这是一个寄生的腐败的投机的没有灵魂没有信仰的暴发户阶级。“有奶便是娘”是这个阶级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这是由这个阶级产生、发展、存在的特殊过程决定的。这种阶级性格决定了并不偶然地会出现“竟无一人是男儿”的历史现象，表现了这个对人民张牙舞爪的阶级实质是脆弱的。在这样一个脆弱的阶级手里的国家机器，也不会起到它应起的作用。苏东剧变，也是证明。
    说到国家机器，我们还要指出，本来的人民军队，人民警察，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但是，一旦发生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这些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就必然地发生转化，变成了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专政，而且是残酷的落后的反动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
    这里特别值得我们研究的是，构成这些国家机器的成员的成分并没有变，军队也罢，警察也罢，其它的暴力工具也罢，其成员依然是来自一般的人民群众。但是，阶级属性变化了，这些暴力专政工具，不再是保护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暴力工具，而变成了对人民实行专政的暴力工具。四十年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直到今天，愈演愈烈。这里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于，这些穿着军服、警服的人，一般并不是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劳动人民。这好像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怪事，但是，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自然，我们可以从劳动人民受欺骗去解释。当年，苏联修正主义者出兵干涉他国内政，我们党就用了“在人民群众受蒙蔽的情况下”这一说法。这是事实，一部文明史，军队的基本成员从来恐怕都是来自劳动人民，但是，掌控军队的权力，是控制在剥削阶级手中的，在一切非正义的战争中，劳动人民只能充当牺牲品。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从劳动群众方面讲，也是劳动群众的历史局限决定的。今天依然有这样的问题。欺骗总是存在的，问题在为什么被欺骗？还是存在劳动群众自己方面的责任的。这是一个漫长的劳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过程。在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今天具备的历史条件，对劳动人民群众提出符合这个时代的历史要求。
    为剥削、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充当暴力工具，当然是一种愚昧。之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还会在中国出现这样的可悲的事情，这是与我们的落后的国情分不开的。小农、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确是汪洋大海，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正是这一阶级的局限，劳动群众会把当兵、作警察，视为谋生的手段，视为饭碗，而不明白这是在为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包括自己的家庭在内）的统治阶级充当反动的暴力工具。甚至受剥削阶级的影响，视人民为“屁民”，以为自己能够高居于人民之上，对人民实施暴力，是一种荣耀，一种神圣的职责。这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事实。
    正是这种历史局限，使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成为可能。资产阶级并不需要自己动手，而是雇佣不觉悟的劳动群众替自己动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痛恨法西斯专政、力图突破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不要忘记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巴黎公社以来，瓦解旧军队、旧警察的成功的历史经验太多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成功瓦解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更是最切近的历史经验。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学到适合现在斗争需要的东西。这对于我们战胜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是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的。
    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反对资本主义蜕变的阶级斗争，反对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主要就是和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如何正确认识这个阶级，如何进行和这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个阶级基础是私营资产阶级、特别是私营垄断资产阶级。
    私营资产阶级是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产物。有人说这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只是总老板的分管。我认为这个说法欠妥。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相对独立的资产阶级，而且是以剥削剩余价值为特征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产阶级。
    这个阶级不但存在，而且，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已经半壁江山，甚至更多。
    这个阶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阶级基础。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正是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带来了这个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这个私营资产阶级，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这个阶级的产生；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这个阶级的暴发；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这个阶级的专政地位，无论是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这个阶级的命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公有制经济转化为私有制经济、由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资产的经济关系的大变动，并由此必然地带来阶级关系的大变动，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颜色革命”----从劳动人民的红色江山，“革命”为资产阶级的白色江山，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革命”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从而维护这个新的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无条件地残酷地剥削、压迫。在这样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下，私营资产阶级凭什么不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行？凭什么不支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凭什么不支持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镇压？权钱勾结，权钱交易，正是人民群众对这两个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的生动准确地概括。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把这个阶级称为自由资产阶级是不恰当的。给人的印象是，这好像是一个崇尚自由的阶级，一个尚未得到自由的阶级，但是，事情不是这样。这个阶级不但已经有了自由，而且，无法无天。至于劳动人民没有自由，他们是不会关心的，而且，这正是他们的反动的超经济强制的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压迫所需要的。
    当然，他们也有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存在矛盾的一面，但是，这是他们之间的利益的争夺、分配的问题，很难用“自由”去概括。
    和这个问题相联系，还有人认为，和私营资产阶级能够结成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能够和私营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因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实行法西斯专制，而私营资产阶级要求民主。
    这显然也是不对的，从理论上说不过去，事实也不是这样。
    首先，不要轻易拿历史上的各种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统一战线作比较，因为，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的这一套，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现在中国的阶级关系，中国的当代国情，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因此，拿历史上的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统一战线相比较，都是不合适的，都会犯生搬硬套的错误。犯这种错误的具体的例子就不在这里说了。       
    其次，从理论上说，所谓同盟军、统一战线的说法，也是讲不通的。道理不复杂。现在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斗争，这样一场反对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怎么可能成为同盟军，怎么可能与之结成统一战线呢？这不等于说，面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竟然愿意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统一战线，去反对另一个曾经帮助自己成长为新资产阶级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怎么可能呢？一个人可以发疯，一个阶级可不会。不要瞎幻想。
    再次，看事实。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会搞最坏的资本主义，私营资本主义正是这种最坏的资本主义，特别是私营垄断资本主义最坏，这种资本主义几乎全都复活了前资本主义的人身奴役、超经济强制，是一种历史的大倒退，把资本主义的残酷性充分表现了出来，为了利润最大化，私营资本主义几乎什么都能够干出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维权斗争，几乎都是对着私营资本主义的。这种天然的阶级对立，一方面使工人阶级必然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也使私营资产阶级必然具有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我们实际看到的，不过是官商勾结的资产阶级发家史，官商勾结镇压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专政史。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再革命，怎么可能提出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私营资产阶级建立同盟军关系、统一战线关系呢？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构成成分是很复杂的，来自中国社会的诸多阶级的诸多层面，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甚至不乏从事贩毒、卖淫、拐骗儿童、组织黑社会等犯罪活动的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也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人渣”。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私营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营活动，的确常常是和犯罪行为结合在一起的，贪污是犯罪，行贿也是犯罪，行贿受贿，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营资产阶级勾结的特殊形式。对于这样一个倒行逆施的低劣的从事残酷的剥削压迫的新生资产阶级，不要有过高的不切合实际的奢望，看看他们是些什么人，就应该明白我们应该怎样做。
    这是未来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非常实际、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我们必须对这个阶级做认真地研究，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制定正确的对待这个阶级的策略。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讲“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能这样讲，敢这样讲，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还有一个阶级基础，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在思想文化理论领域，更是这样。
    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庞大，对这个队伍，如毛主席所说，要作阶级分析。毛主席用“毛”和“皮”的比喻，说明看知识分子，要看他长在哪张“皮”上，也就是看他的立场属于哪个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简单化，不要离开历史条件分析问题。
    恩格斯在晚年的1893年12月19日写的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就这样写道：“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页）恩格斯讲的道理和毛主席讲的道理是一致的。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建国后，我们自己也培养了大量的知识分子。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科学技术地发展作出了、而且正在继续做出伟大的贡献，他们属于恩格斯讲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
    我们这里着重要分析的是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知识分子。在我们面对的当代这场社会大变动中，根据知识分子的实际表现，是可以也应该作阶级分析的，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大体来说，可以分析为三个阶级的知识分子。
    第一个，就是依附于修正主义统治者、依附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要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国修正主义头子们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他们的舆论工作却是早已做起了。“四五事件”就是一次大造舆论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演习。
    不仅如此。在取得政权后，他们还有一个巩固政权的历史任务，还有一个要重建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他们必然地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要建立他们的思想文化方面的上层建筑，要为他们的重建资本主义的活动制造理论根据，这就是他们说的所谓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也就是八十年代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的实质——一场反革命的反动的思想理论方面的对社会主义的反攻倒算。
    谁干了？一群货真价实的“臭知识分子”！一帮无知无识的无耻文人，一帮顽强地要表现自己的资产阶级帮凶，一帮为了自己的名利投机钻营的市侩。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文革中，毛主席有“两个基本估计”，其中一个就是“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就是对着这些人、这个阶级说的。现在，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反攻倒算的纲，是哲学界的所谓“真理标准问题”。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在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和随后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的不断论述，直到《五评》中加上“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这句话，可以说，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当然，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但是，这次，不是学术讨论，这是政治斗争。和陈云那句臭名昭著的“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一样”，这种讨论、这种说法，实质就是要推倒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就是要推倒毛主席的权威，直至十一届六中全会给毛主席作犯“错误”的结论。一是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二是给毛主席戴上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以胡福明为代表的这帮小喽啰，无非是窥测到了主子的需要，以“理论”为武器卑鄙地向毛主席开枪，充分地表现了这类知识分子人品的卑劣和学术的低下。
    推倒毛主席，必然地就要换上邓小平。于是，“白猫黑猫论”，“不管姓社姓资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论”，等等，等等，这一大套被毛主席批判过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的翻版，重新被理论界搬了出来，加以吹捧，为贯彻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他们刚刚还在大骂“御用文人”，但他们一旦需要，立即把一群投机钻营的无耻文人变成了自己手中的“御用文人”。这种思想理论、文化上的反攻倒算，是深刻的全面的，席卷了一切意识形态领域。他们也是要搞“全面专政”的。各个学术界、文化界，冒出了一大批名震一时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代表人物，抛出了各种反对马列毛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污染”的垃圾。典型人物众多，奇谈怪论更多，不值得一一列举。
    这里值得一提的，首先是经济学界。
    经济学界的反动学者，扮演了为重建资本主义经济打冲锋的角色。可以说，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重建的过程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经济学知识分子始终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一切坏主意，几乎都是他们先提出，然后由修正主义统治者逐步加以落实的。几个臭名远扬的头面人物，对于破坏、瓦解社会主义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反动作用。什么“某破产”，“某市场”，“某股份”，“某卖光”……等等，等等，这群牛鬼蛇神们，争先恐后地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建资本主义献媚。在所谓“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这些人受到表彰，一点也不奇怪。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理论的创造，有的只是资产阶级陈词老调的花样翻新。
    这个事实，再次告诉我们，和当年苏东的反共舆论先行、有一批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一样，反动知识分子的理论先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反动知识分子的破坏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这自然是阶级斗争，而且，你死我活。必须承认，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经济学知识分子占多数。这个历史教训要总结。
    再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文化艺术界。
    当年（1963年和1964年）毛主席针对文化界、文化部的严重问题，写了两个重要批示，这件事，引起他们强烈的不满和耿耿于怀，后来，这成了毛主席“左倾”的“罪状”，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这两个批示进行批判，说毛主席说过头了，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在，结合四十年的文化界、艺术界的事实，请同志们重读毛主席的批示，认真看一看，想一想，是毛主席说过了头，还是他们做过了头？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是这样写的。　　
        批语一：　　
        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　　
        彭真、刘仁同志：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
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根据手稿刊印）　　
      批语二：　　
      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此件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同志阅。阅后退毛。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 （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     1964年6月27日  （根据手稿刊印）
        近四十年来，文化艺术界的情况，不是充分验证了毛主席批评的正确性吗？也许，只是他们堕落的程度到底还是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毛主席对这些文化人、知识分子“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云云的批评，并没有言过其实，而是切中要害。大量的或者说大多数的这个领域里的知识分子不仅就是这样的，而且是超过十倍百倍地这样做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占领过去了。这也的确体现了文学艺术和政治经济的必然统一。
    如果我们对这些兴风作浪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一点分析，就可以看到，这支队伍、这个阶级的构成来自几个方面。有来自解放前、57年被打成右派的真右派，他们自己就说，打他右派不冤枉。更大量的是建国后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出自农家的子弟。还有恢复高考后在“思想解放”中培养的知识分子，这个数量也不小，尤其是在现在，他们更成了主导。这些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也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积极炮制者和积极鼓吹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就是以这些人、这个阶级为基础的。如毛主席所说，他们是“毛”，这些“毛”，是依附在中国专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
    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种现实状况告诉我们，毛主席说的“大量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还存在吗？”这个意见没有过时。和苏东剧变一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扮演了反历史进步、反人民的历史角色。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是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历史事实。
        通观整个思想文化理论界的现状，可以清楚看到，四十年来，在这个领域里，也经历了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包括带上封建文化）取代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复辟过程。这个过程，和其它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一样，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是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的，最终的结果都是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说要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同样，资产阶级也要实行对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在这场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充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力量。
        第二个，如果进一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分析，我们还会看到，这个阶级中，还有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的 知识分子。
    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毛主席的阶级力量，从这一阶级性出发，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持力量，但是，如果往前走，他们所要追求的政治的经济的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实际在搞的，又是有分歧、有矛盾的，他们更多地代表着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民主派资产阶级的阶级诉求。
    这种区别，也为这四十年的历史所证明。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镇压所谓学潮，直到八九年的搏斗，都主要是修正主义统治者、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自由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斗争。
    当然，八九年的事情更复杂一点，人民群众的参与，主要是反官倒、反腐败，实际是反对搞资本主义。但是，运动的领导权，不在尚未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出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手里。
    还有更复杂的情况。
    如果简单地作历史比拟，这里存在的矛盾，有点像苏东修正主义统治者和持不同政见的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的矛盾。但是，又不能简单比拟。中国修正主义统治者一再表示“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并提出“四个坚持”，这表明他们的修正主义比起苏东修正主义者更“真诚”。所以，他们不能容忍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而中国的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在党内党外虽然都存在，但是，其影响力远不如苏东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在人民群众中更有市场，斗争也不如苏东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坚决和勇敢。他们毕竟只是在对搞怎样的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距离。这常常是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满意的一种反映，他们更看重、更希望的是中国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如苏东已经走过的路。“颜色革命”是他们的真正希望。
    就这些特点来说，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私营资产阶级也不是一回事。他们之间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根“毛”，没有长在私营资产阶级这张“皮”上。他们的区别点，主要在是否追求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这个所谓“普世价值”上。从这一点上看，自由民主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私营资产阶级，有其历史合理性。他们的阶级追求、政治追求，还有反对法西斯专制、反对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一面，不像私营资产阶级更加依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但是，必须指出，自由民主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基本倾向是和社会主义革命派对立的，这一点必须有冷静的估计。哪怕在反专制、反权贵资本主义的某些具体问题的具体要求上可能有时会有一些相近或相似，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关系的基础，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
    同时，在对这个问题作估计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不能把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和私营资产阶级等同起来。这两个阶级，无论是从来源，还是从其经济地位，以及思想品德等各个方面说，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切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第三个，是站在工农劳动人民一边、信仰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个群体、这个阶级，是中国知识分子光荣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者。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始终作为一支强大的进步的政治力量，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的前列。从林则徐，到康有为，到孙中山，到秋瑾，到李大钊，到鲁迅，到毛主席，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代表。正是这个群体、这个阶级，以自己的奋斗和牺牲，形成了留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的革命的进步的传统。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程度地实行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在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没有袖手旁观，没有苟且偷生，而是以自己的全部热情、全部才能乃至整个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历史肯定了这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人民肯定了这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
    过去存在着一种教条主义的过分贬低、过分苛求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对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正确地实事求是地作全面分析，没有看到其阶级归属和历史作用的区别，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今天，我们必须还原历史，尊重历史，尊重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
    这不仅是一个正确对待历史的问题，更重要的，这是一个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从解放前，到解放后，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复锻炼，经过长期地和工人农民实行结合，特别是又经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锤打，一部分人还接受过毛主席的接见，一支敢于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有一定思想理论水平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也是存在的，而且，人数也不少。在修正主义上台的四十年间，对修正主义上台后发生的历史“剧变”，这些同志保持了正确的马列毛主义的认识，坚持了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坚定地对修正主义展开思想理论上、政治路线上的各种形式的可能的斗争，直至今天。
    这个事实，在哲学界、经济学界、历史学界，以及文化艺术界，等等各个领域，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这部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坚定的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人，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他们以自己的行为和表现，证明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之中的、敢于投身社会主义再革命的重要政治力量。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将会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也会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中坚力量。这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宝贵的。
    当然，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总起来说，还是相对较小的，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比较，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清楚的，知识分子的多数，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不仅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也是资产阶级的。
    这是当前知识分子的实际现状。
    邓小平所谓“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过是当时拉拢知识分子的政治策略，这顶桂冠早已失去了它的昔日的光辉，相当一个多数的知识分子早已不是“弱势群体”、“低端人口”的一部分！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看中国知识分子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无论是对认识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还是对认识未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都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坚持作阶级分析，简单化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对于革命来说是有害的。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依附于不同的阶级的，是可分析的。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对于依附于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采取不同的政策。
    在这些问题上，简单化，教条主义，简单历史比拟，都是要不得的。解放后的知识分子和解放前的知识分子不一样。毛主席时代的知识分子和邓小平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区别，解放前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当代的私营资产阶级不可比拟，阶级分析必须从实际出发，不然也会走向反面。
    我不敢说，我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分析就一定对，所以，我把到底应该在未来的斗争中对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采取怎样的策略这一具体问题，小心地从略了，因为需要谨慎从事。我只能说，强调从现实的实际出发去确立我们的策略这一方法是不错的。我对当前知识分子归属三个阶级的划分，完全是新的理论探讨。不一定对，但是，希望能引出更好的更正确的见解。
    第四、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农民，被篡夺了政权的修正主义党顺利地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的个体小农。
    这是农村、农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没有遇到抵制，至今，还有少数农村的农业生产采取集体经济的形式。但是，就全国而言，依靠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基本顺利地实行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即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本来，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的农村经济一直在认真探索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当时，贯彻执行全心全意地依靠贫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逐步走上了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最后，实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这个过程，有挫折，有经验教训，但是，基本是成功的，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
    在农业到底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这个问题上，建国后，党内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在1962年左右，面对三年困难所造成的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出现的严重问题，是坚持继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经济的道路，还是实行“包产到户”、退回到个体小农经济的道路，党内再次出现尖锐斗争。毛主席在，力挽狂澜，顶住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捍卫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化经济，并开展“四清”运动，抵制、反对各种资本主义性质的活动，农村形势一时大变，自1963年开始飞快好转。这段弯路，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事实证明，刘少奇、陈云等人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是资产阶级的右倾观点。毛主席是对的。事后，陈云有自我批评。
    但是，这种阶级较量、路线较量，是反复的，是不可能一次就彻底解决问题的。文化大革命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最终也没有让走资派真正从思想上路线上接受教训，改正错误。随后，历史必然地发生反复。
    毛主席去世后，发生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了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农村经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首先重新提上日程。以小岗村农民代表的落后思潮为舆论，再次把包产到户提了出来，对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化经济实行反攻倒算，这就有了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
    中国农民纯朴善良，聪明勤劳，为创造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夯实了雄厚的基础，为推进中国古代历史的进步，作出了伟大牺牲和伟大贡献。在近代，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哪怕在以落后的斗争形式去进行拼搏时，其顽强勇敢的牺牲精神，也无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这是任何外来侵略者永远不能灭亡中华民族的根本原因。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农民更是充当了武装斗争的主力军。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后，农民依然跟上了时代的步伐，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如毛主席临终前留下的《重要指示》中所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们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要继续革命的，“没有停止”。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中国农民的最基本的方面。
    但是，如果要求中国农民能够抵制住修正主义统治者的倒行逆施，那是过高的历史要求。这不仅因为农民对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意义的理解和自己的权利的理解，还有局限；也因为农民缺乏保卫自己权利的组织，“四清”中成立的代表农民监督权利的“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各地并没有存留下来。党不仅领导一切，而且包办一切。一旦党变修，农民别无选择。
    大家都知道，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不同阶层或重或轻的总是还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一面。这就要看执政的共产党的路线了。在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引下，可以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修正主义路线指引下，可以领导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毛主席常讲的社会主义的两种历史可能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正是顺应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一面，利用这一面，发展这一面，把农村经济引领上实质是小农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农村经济的道路。
    正是这一倒退的落后的小农的资本主义道路，导致了农村、农业、农民的现实严重状况，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完全瓦解。小农的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没有也不可能带来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列宁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决定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毛主席则明确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但是，小农经济是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四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走小农资本主义的道路，结果就是、只能是农民不再是国家的主人，而且沦为“新三座大山”压迫下的苦苦挣扎的奴隶。尤其离乡背井的到城市谋生的农民工，既是农村农民苦难的承担者，又是城市工人阶级的最底层，充分展现了最坏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是最坏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最可怜最不幸的畸形阶级。
    四十年并非一瞬间。经过四十年的历史倒退，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农村的新资产阶级开始出现，个体农民更加风雨飘摇。尽管修正主义执政者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但是，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这正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局限和历史必然。
    对于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这却是一个需要重新给予研究和认识的重大课题。不是为现在，而是为未来。中国幅员虽然辽阔，但可耕土地面积仅占十分之一，而农民人口数量巨大，人均土地面积甚少，而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一样，农民的状况也很不一样，这些，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做出新的科学的分析。
    中国农业走到这一步，我们很难责怪中国农民没有抵制包产到户，在一党专制体制的控制下，中国农民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但是，现实的苦难毕竟教育了农民。留给这个阶级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新一代有文化有觉悟的农民正在产生，正在成长。他们正在寻求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作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人，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时，绝不能忘记中国农民这支最可靠的同盟军，只有工农联盟，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胜利，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再革命以及随后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应该怎样正确认识中国农民，怎样领导中国农民，怎样依靠中国农民，都是今天我们要重新给予新的研究、新的分析从而取得新的认识的重大历史课题。
    第五、中国工人阶级曾经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执政阶级。但是，1976年反革命政变后，这个阶级已经被篡夺了政权的修正主义党，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的雇佣劳动阶级，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被专政阶级。
    这是一个历史大变动过程。在这一历史大变动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受到了严峻的检验。
    结果很清楚，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能力阻挡修正主义路线取代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没有能力阻挡资本主义在中国实现全面复辟，没有能力阻挡中国工人阶级自身阶级地位的被颠覆。虽然也有过零星的微弱的维权斗争，但是，始终没有形成整个阶级的阶级反抗和阶级斗争，始终没有落实毛主席生前苦口婆心的谆谆教导，没有敢于举起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旗帜。
    显然，这是一种历史的不足、历史的局限。面对今天工人阶级遭遇的苦难，我们不能不感到这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可是，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工人阶级自身必然接受的历史惩罚。值得我们实事求是地反省和总结。
    说到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最大的不足和局限，是中国工人阶级没有真正接受毛主席的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的继续革命的理论。
    虽然毛主席这一理论曾经被广泛宣传，虽然又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但是，是不是真正弄懂了这一理论，是不是接受了这一理论，是不是能不能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却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事实残酷地告诉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面对修正主义上台、蜕变资本主义的现实，打了败仗。一直到今天，成了被统治者任意宰割的“弱势群体”、“低端人口”。这简直是一种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污辱。但是，这是事实。毛主席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老工人，邓小平特色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新工人，受尽了最坏的资本主义的苦难，但是，却缺乏毛主席再三教导我们应该具备的勇敢的自己解放自己的造反精神，最可怜最无出路的是农民工，但农民工只是在逆来顺受中挣扎。
    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悲惨的事实。不在专制的强大，而在劳动人民的不觉悟。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请教革命导师，要有符合实际的科学认识。革命导师总是一方面强调，无产阶级是未来唯一能够敢于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伟大阶级；同时，另一方面又强调，无产阶级又是一个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思想文化上给予教育“才能摆脱愚昧状态”的阶级。其它的劳动人民阶级更是这样。过去较多地只是从一个方面、本质方面，去颂扬工人阶级、劳动群众的伟大，却忽视了工人阶级、劳动群众的历史局限、甚至是愚昧的一面，结果，使工人阶级、劳动群众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改造自己，最终吃亏的，还是工人阶级、劳动群众自己。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残酷的教训。毛主席要我们读鲁迅的书。鲁迅就没有这种片面性。鲁迅深知中国、中国人，一切都从实际出发，一辈子都在卓有成效地做着启发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工作，所以毛主席说，鲁迅是圣人，鲁迅伟大。
    从现实的历史教训看问题，我们不能不认真分析中国工人阶级为什么有它的历史局限。
    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在解放后有一个巨大的发展，这是中国逐步工业化过程的必然结果。这些新工人，主要来自农村，是农民穿上了工作服，思想受到新的生产关系的改造，特别是受到老一代工人的言传身教，又沐浴着新中国的新的思想文化的教育，这都使中国工人阶级有着自己的显著优点，使这个阶级为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成就，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能否认，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大多出身于农民，在他们的身上，农民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还在起作用，农民的各方面的历史局限还在起作用，和世代相继的产业工人的阶级品格，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当代的农民工，更自不待言。这一阶级特点，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政治水平的局限上，也不能不影响着他们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斗争的能力和水平。
    中国工人阶级主要生活在新中国，大部分人出自农村，没有经历过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建国后毛主席发动的一些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人阶级作为斗争的主导方面，去革资产阶级的命，去专资产阶级的政。这是相对容易、没有风险的斗争。这种自上而下的斗争形式，使中国工人阶级长期养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且，总是消极地等待党包办一切，对于应该自己起来斗争，应该自己解放自己，缺乏正确认识和正确要求。对于党内会有走资派，会出现特权阶级、资产阶级，更缺乏足够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文革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充分，在工业发达的大城市中，工人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但没有成为继续革命的先锋力量，反而扮演了历史阻力的保守派角色。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思说，小农是专制主义的天然基础。小农的弱点，带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势必削弱工人阶级的政治视野、政治水平和斗争精神。
    因为中国工人阶级，绝大多数人没有经历在旧社会、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锻炼，所以，常常会有自己的解放是党的恩赐的感恩思想。这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起初都站在了保守派一边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不少人始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不少人拥护反革命政变，拥护抓捕“四人帮”，拥护清算革命派，拥护邓小平上台的重要原因。最后，资本主义复辟，自己受到惩罚。在这种情况下，逐步有所觉悟。但是，党变修了，国变色了，最坏的资本主义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面对这种严峻的困难的局面，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是不够的，一时很难有所作为。除了发生过个别的维斗争权，整个工人阶级的自觉地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还没有提上日程。目前，中国工人阶级还无法担当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领导者的历史重任，甚至，要跟上走在最前列的毛派革命党人，也还有待时日。
    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国度，又有浓厚的落后的封建思想文化的遗存，这些，不能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思想、世界观。正是这种精神枷锁，拖住了中国工人阶级走向革命的步伐。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批孔，为什么讲要唱《国际歌》，说《国际歌》唱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要我们“不但要唱，还要照着做”。毛主席就是想解除中国人民颈上的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觉悟起来，站立起来，不靠救世主，不靠神仙皇帝，靠自己，靠自己勇敢地投入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作天下的主人！这是毛主席对劳动人民的希望。但是，由于这四十年的复辟倒退，各种落后的反动的思想更加严重泛滥，劳动人民颈上的精神枷锁更加沉重了。
    但是，历史总是要前进的，人民总是要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讲资本主义造就了它的掘墓人，这个道理依然在生效。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它正在启发新一代工人阶级觉悟起来，重新接受马列毛主义。毛主席是不在了，但是，毛主席的思想在，人民正在重新接受毛主席的思想，重新走到他老人家的旗帜下。大量红群的出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虽然还有不足，但前进是确凿无疑的。封网封群，乃至整个维稳经费的巨大，充分证明，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水平在提高，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水平也在提高，正是这个阶级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动摇修正主义的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
    中国工人阶级还有一个实际的困难，就是没有自己的任何组织。过去有个工会，但是，那样的工会，不是工人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组织。实际是在共产党掌握之下的无足轻重的娱乐组织。完全违背了列宁关于组织工会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意义的教导。这是一个历史教训，是未来重建社会主义必须给予解决的问题。要工人阶级管理国家大事，要做国家的主人，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是不行的。文革中，以群众组织的形式参予国家大事，就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次尝试、一次演习。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不是应该简单否定、简单抛弃，而是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寻找更合适的方式方法。在我看来，就是政党一类的组织形式，如果工人要建立，不管是按照宪法，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还是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都是应该允许、并给予支持。工人阶级不仅需要通过这样的组织形式去学习管理国家，而且需要通过这样的组织形式去监督国家，去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单个的人总是软弱的，只有组织，才能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阶级力量体现出来，阶级性和阶级力量才能成为现实的。要不然，只是党代替一切，包办一切，党脱离阶级，凌驾于阶级之上，那就还会重演历史的悲剧。从根本上来说，一旦发生一党专制，那就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就会发生党变修、国变色的大问题。过去搞错了，不能一错再错。
    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命运，还是掌握在中国工人阶级手里，这是任何其它的阶级力量、政治力量所无法代替的。正如毛主席反复强调的，只有中国工人阶级起来了，带动整个中国人民群众也都起来了，在具备了这一条件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再革命才是可能的，重建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可以说，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中心工作、基本工作，就是发动工人阶级的工作。没有工人阶级的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
    未来的社会主义再革命，还是要靠工人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还是要靠工人阶级这支主力军，并牢固地团结农民阶级这支主力军，只有作到这一点，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再革命、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不断胜利。
    这不是套话，这是真理，这是原则，马列毛主义的原则，我们必须坚持这一原则不动摇。
    以上这些认识，是我们结合这四十年来修正主义上台后的历史实际，运用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实事求是地对现存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状况、政治水平，作了一点浅显的探讨性的分析。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客观的阶级状况、阶级结构，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产生、确立、发展，直至走到今天。

    3、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局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路线占统治地位后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并付诸实施的。我经过反复思考，感觉要想正确解读中国为什么会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对这个党的历史局限进行分析研究。
    毛主席强调路线决定一切。这是对的。正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接受、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结果就决定地要搞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发生党变修、国变色，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而问题的决定点、关键点，是路线。路线一变，一切都变了。
    毛主席看到了这种危险，预见到了这种危险，搞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事与愿违，力不从心，最终事情还是走向了反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抛弃了，四十年来，一代代，一步步，充满“自信”地走下去，其中也有一些插曲，也有一些曲折，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没有变，占主导地位的基本路线没有变，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社会，终于在中国大地上构建成功。
    这一点，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可以得到再次证明。
    总书记的讲话告诉我们，这个修正主义党，就是要把修正主义路线坚持到底，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到底，他们的“四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就是坚持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动摇。足见，修正主义党对自己在中国搞的这一套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回避的，是要顽固地坚持到底的。
    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只从个人的罪恶找原因，不能只从偶然性找原因，而是要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找原因，寻找其中包涵的历史必然性、规律性，并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和策略。
    要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抛弃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接受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局限进行分析。

    A、党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有局限

    虽然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建立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和这一伟大的胜利相伴随的是，关于如何建设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在理论认识上并没有很好解决。
    从客观原因上看，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这个新生事物，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所设想的，是由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而是在较为落后的俄国首先突破，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可是，这个胜利，并没有带动起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曾经热切地希望俄国和欧洲各国的革命互补，但是，列宁的希望落空。
    俄国只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就不能不遇到巨大的困难。幸亏，有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导，俄国党灵活地实事求是地应对这些困难，社会主义事业在继续革命中前进。可惜，列宁过早去世，执政的时间太短，尤其搞建设（广义的）的时间太短。虽然以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已经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做出了宝贵的探讨，并从理论上作出了总结，但是，到底还是没有形成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较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我们无法苛求列宁，列宁缺少能够做到这一理论探讨所需要的一定时间的实践。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具大的贡献，而且，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斯大林不仅在政治上犯有严重错误，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上建树不多，特别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新的阶级斗争问题。所以，毛主席临终前在总结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时，还是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见1976年中共中央4号文件）。
    斯大林从主观上说，是忠于马列主义的，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成绩也是巨大的，所发生的问题，主要恐怕还是因为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仅止停留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导师的一些设想、预见和推论上，而缺少从苏联的现实的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作新的理论探讨。特别遗憾的是，斯大林没有很好地继承列宁已有的思想遗产，更谈不上发展，相反，发生了严重的背离，特别表现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问题上以及政治体制建设的问题上。可以说，后来苏联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特权阶级、一党专制等等，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已经形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苏联的问题正在这里，没有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而且，事情是相反的，走上了修正主义的斜路。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现在依然值得共产党人认真总结。
    毛主席看到了斯大林的错误，看到了苏联变修，特别是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出了修正主义，这些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讨，这就是一系列的理论、路线、政策指导下的各种政治的思想的教育运动，包括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有难度的历史任务，尤其当时斯大林的影响是全世界的，苏联模式被视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样板，随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影响是很自然的。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是高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的，毛主席承认我们需要向苏联学习，的确也学到了许多正确的好的东西，但是，毛主席不盲从，不搞教条主义，对苏联有分析，主张我们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例如《论十大关系》，就是自己经验的总结。但是，从一个较低的历史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是相当困难的。许多问题只能从实际出发进行自己的探讨。毛主席也始终强调我们是在探讨之中。而且，一再说我们可能犯错误，资本主义有可能复辟。现在回过头去看，实践已经证明毛主席的谨慎态度是对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继续革命的历史任务的认识还是不能摆脱在必然王国里探讨。
    正是面对这一问题，邓小平等修正主义头子一再强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些问题都不清楚。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我们和修正主义头子的区别在于，他们于是就不搞社会主义了，就搞资本主义了；我们相反，我们还是要坚持搞社会主义，只是，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研究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搞好，避免社会主义再次失败。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这样的坚持革命、继续革命的目的。我们敢于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认识还有局限，我们还要在毛主席的伟大的探讨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理论的和实践的探讨。
    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文化到外交，对内搞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举起了一面影响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红旗，对外责无旁贷地举起了一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红旗，履行了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重和赞扬。特别是毛主席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继续革命，把社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统一起来，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并教育了培养了奠定了今天能够抵制修正主义路线、抵制资本主义倒行逆施、坚持革命斗争的阶级基础、革命队伍。只要和苏东剧变一对比，这一点显而易见。这不能不归功于毛主席。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认真学习，必须继承发发扬的。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尽管毛主席做了这些工作，中国还是发生了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蜕变的悲剧。社会主义遭到失败。我们不能无视这个事实。不能缺乏承认失败的勇气。吃一堑，长一智。正如革命一再教导我们的，失败应该是我们的最好的老师，使我们比较得聪明起来。
    正是这次社会主义的失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失败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社会主义国家都出了问题，都遭到失败，苏东是通过剧变，走向资本主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是通过政变、政权变动，走向资本主义，成为法西斯专政的最坏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国家。
    这里主要研究中国。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刚刚搞了为了防止修正主义上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可是，毛主席去世仅仅28天，就发生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反攻倒算开始，资本主义逐步取代社会主义。简单的事实好像是文化大革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更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也就是说，从理论上实践上我们实际还是没有认识到、找到避免发生这一切的办法。
    说理论的不足和局限，这恐怕是最大的不足和局限。
    这是我们今天要在理论上突破的最大的最要害的问题。

    B、党的整体水平有局限

    从苏联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发生在较之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的国度里的，而且，都是从民主革命做起的。
    历史的事实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欧诸国，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落后的俄国、在更为落后的东方，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名言曰：“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从发生革命，发生历史大跃进来说，这是先进的一步，但是，因为革命的起点低，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就不容易了，或者如列宁所说，俄国革命的历史的起点较低，发动革命比较容易，但是，要想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有更多的困难。
    列宁是对的，事实正是这样。
    就共产党自身的局限来说，也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因为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起的，起点比俄国更低，因而参加的阶级更广泛，青年知识分子不少，特别是广大农民成了革命的、特别是武装斗争的主力军，同时，也成了党的主要构成力量，而真正的产业工人，不仅数量有限，参加革命的程度也有限。尽管在毛主席领导下，冷静地看到了我党阶级成分状况的这种历史局限，看到了这些阶级成分的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存在，发动了像“整风”以及其它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和各种反对党发生蜕变的斗争，对于全党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世界观，有极大的帮助，但是，党内阶级成分复杂所带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深刻影响，加上漫长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的专制主义的、特别是儒家的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都决定着党所处的历史水平是很难靠一两次教育、一两次斗争，就能完全改造过来、完全提高起来的。阶级烙印不是一句空话。只要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主席费尽心血，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但是，在他去世后，党还是抛弃了他的路线，选择了邓小平路线，整个党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了，最后，导致党变修、国变色。任何人在党的实际存在的历史局限性面前，都必然地显得无可奈何。
    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各方面、特别是世界观的改造、理论水平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但是，如毛主席所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与我党的阶级成分是分不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遇到的最大的最可怕的局限，也是中国共产党遇到的最大的最可怕的困难，而且，这是历史条件给予的制约，是很难超越的。我们革命的起点低，举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投入革命，和举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投入革命，从世界观上、从理论准备上，是很不相同的。一个时期的革命的优点，发展到了新的时期，就会转化为革命的弱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不是偶然的，有阶级的局限，也有历史水平的局限。别说我们这样的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度，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工人阶级，直到今天，也还有历史局限，也会受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影响，他们的党的理论水平，真懂马列的程度，也还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一切都是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中国共产党是扎根中国社会的党，中国社会怎样，中国共产党就会怎样。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只能从我们的国情、党情做出解释。这实际还是一个是否能够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一切的问题，是一个是否能够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底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是否能够运用马列毛主义的思想方法的问题。如果一切仅仅是从“共产党”这一名称上看问题，或者仅仅是从个人功过是非上看问题，那永远也找不到科学答案。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历史局限性，不仅反映在毛主席1976年所感慨的老同志“停止了”，“不愿继续革命了”这个问题上；而且，更反映在建国后我们党的广大干部、广大党员主要来自农民，有着严重的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的特点这个问题上。这些同志和老同志不同，他们没有经过革命年代、战争年代的洗礼，“改开”后的社会环境自然更糟，影响更坏。看一下大多数贪官的出身和履历，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列宁说，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而又有广阔的深厚的封建思想文化传统土壤的国度来说，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不仅其自发倾向总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而且必然地带上浓厚的封建性。
    这样一个党，说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常常名不副实。
    在这种情况下，“打江山，坐江山”，势在必然。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根本不懂，也不想懂，而对搞特权，则觉得天经地义，接受起来非常顺茬。毛主席在1976年的《重要指示》中，结合大官们的特权，对老同志做了善意批评，批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批评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有反感”，难道不是很中肯吗？正是这些人，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牢固的可靠的阶级基础。
    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这样的党会搞修正主义，会出官僚专制特权阶级还奇怪吗？

    C、党的领袖集团有局限      

    我们除了看到几个修正主义头子的背叛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到处存在的，是一个群体，是一个阶级。
    这个问题的存在，是和上面谈到的党的整体水平相联系的。
    共产党对党的领袖的要求是很高的。看共运史，合格的共产党的领袖真是太有限了。这不是神秘化，这里有实际的困难。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曾经提出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在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毛主席亲笔加了一段话：
        “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决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主席文革中对这五条有解释。主席的这些意见，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我个人的体会是，第一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路线水平、政治水平、策略水平的要求；第二条，是对阶级立场、世界观人生观的要求；后三条是对政治作风、工作作风的要求。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这五条是相互联系的，是统一的。但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就是必须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尤其是作为党的领袖的接班人，那第一条的要求绝对是第一要求。没有这一条，后面的四条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赫鲁晓夫是很好的反面典型，邓小平更是很好的反面典型。
    所谓“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不是一句空话，不是只要口头上赞成马列毛主义就真正是马列毛主义者了。历史教训我们，毛主席说的“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真是太多了。从1976年10月6日算起，从邓小平到如今，哪一个头头不是这种人？都是，而且，如出一辙，都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出现一个，可说偶然，个个如此，肯定有规律。我们要找这个规律。
    简言之，产生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说培养这样的领袖，更没有先例。
    毛主席不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是，主席参予其中的领袖班子，毛刘周朱陈林邓，最后的检验是，多数都走向了反面，走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他试图安排的接班人，从刘，到林，到王，一个个不仅不理想，甚至走向反面。最后留下的政治局，在发生政变后，全部委员都举手赞成，没有一个表达反对意见。党的最高领导集团竟然同意、支持政变，真是连资产阶级政党的水平也不如。简直是对共产党的讽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讽刺。
    为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研究，要回答的问题。
    这主要不是个好人坏人的问题。一是，都是老革命，都是在极其艰难的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锻炼、考验出来的，也许个别人不好，但说都是坏人是不符合实际的。但事实又是，最后都搞了修正主义。二是，他们被称为修正主义是因为他们都是挂着马列毛主义、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干的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欺骗吗？我想，从事实看，也未见得。正如恩格斯说，真诚的机会主义更糟糕。修正主义领导人大多就是这样的悲剧人物。这如同列宁所说，历史常常和人们开玩笑，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另外一个房间。修正主义领袖人物或许就是这样走错了房间。
    为什么会走错房间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赫鲁晓夫到邓小平等人的身上找到历史规律呢？我想应该是有规律的，也就是说，是有共同的原因的。
    我试作一点探讨。
    我觉得，这恐怕主要还是个马列毛主义水平的问题，是不是真正懂得马列毛主义的问题。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简单的问题。请想一想，仅就革命导师而言，马恩列斯毛，都发生过错误，都有自我批评，其中斯大林，用毛主席最后（1976年）的说法，“犯了大错误”。革命导师都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时犯错误，那担当这种领导责任的难度可想而知。要想把握好马列毛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很难的，要想避免错误，更是不可能的。不说别的，就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从邓小平到胡耀邦、赵紫阳都表示，这是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后来的继承人其实也是如此。我多次说过，这是老实话。他们是不知道。于是，最后搞出了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者理解、实行的“社会主义”，实质是资本主义。
    可见，毛主席说的接班人的第一条，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党的称职的领袖，更不用说领袖集体。
    如果从国际共运看，各国党都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很难得，修正主义的领袖倒不少。这是国际共产党的领袖集团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状况只不过也是没有摆脱这种普遍的历史局限。
    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够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不仅适合于我党，也适合于苏东。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领袖集团的水平上。列宁以后，就是斯大林，也有严重的不足，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这不仅是一个赫鲁晓夫、一个戈尔巴乔夫、叶里钦，一个邓小平的问题，而是一个共产党领袖集团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然，不排除党内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人才，但是，这样的人才，没有被选拔到领袖集团里。为什么？值得研究。至少说明，党没有合适的培养、选拔党的领袖的制度。事情或者是相反的。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领袖、领袖集团，怎么可能制定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领导搞社会主义呢？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领袖们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搞资本主义。这样的领袖堕落为修正主义头子一点也不足为奇。正像毛主席说的，“事情往往是这样，领导人一变，一切就都变了”。毛主席一再说要警惕赫鲁晓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原因也在这里。
    历史事实是，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水平不够，缺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大量实际存在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修正主义的领袖。远的不说，就是毛主席这一代领袖班子，除了毛主席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外，毛主席以下的几位领导人，哪一个是真正的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呢？实事求是地不算苛求地说，没有一个。主席不在了，靠这些人领导，不管哪一位，可以说，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在必然。苏东难道不也是这样吗？赫鲁晓夫不好，但是，马林科夫等人哪一个行？东欧党的领袖，哪一个行？都不是够格的马克思主义领袖。不管该怎样解释，但是，这是一个事实，一个共产党必然会出修正主义的事实。
    这是共产党遇到的一个在当时未能克服的困难。就像现在的毛派，自吹的自视甚高的不少，实际缺少的是真正懂得马列毛主义的领袖。
    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说到底，这个问题的必然发生，实际还是受着时代条件制约的一种历史必然。个人条件的不足，是群体条件、阶级条件不足的一种反映。不要看成是个人的罪孽，那是历史唯心论，还是要找到历史必然，是历史条件决定的整体的不足决定了个人的不足。
    从另一方面说，这也证明，找到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领袖，是共产党的极为重要的课题。我们党找到毛主席，是经过了十五年的时间，而且，还是因为面临失败，走投无路，才不得不有限度地请出了毛主席。
    这并不偶然。十五年，党“有眼不识泰山”。这自然是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党的整体水平不够、特别是党的高层水平不够。虽说能人不少，但是，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少，所以，毛主席虽然从创建党就是十三个代表之一，可是长期没有被党正确认识。这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不回避历史事实，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并还没有找到较好的途径和办法。正如大家都看到的，我们党最后还是没有在毛主席身后找到一个够格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勉强安排的华国锋，既不懂马列毛，更是品质恶劣。表面上看起来“老实”，实际大不老实。敢伙同叶汪李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仅止这一次。
    毛主席是很重视接班人的培养的，也做了一些试验，但是，到了1975年5月3日上，在毛主席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一大篇讲话后，还是感慨“当今惜无孙仲谋”，没有为党找到一个理想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反抗，虽说进行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却没有最终确立起一个由比较懂得马列毛主义的优秀领袖人物组成的中央领导班子。
    虽然当时中央新班子的新人不少，但是，从实际推行的组建新班子的组织路线看，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还有很大的片面性，过分看重是不是工农出身，是不是劳动模范，至于对党的领袖来说，更重要的是懂不懂马列毛主义，有没有较高的路线斗争觉悟，有没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却没有作为衡量、选拔的标准。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大的革命运动，这样大的阶级斗争，本来是应该发现一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但是，没有在这方面下够功夫，特别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而是采取了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致使就是中央选出的一些新的接班人，也并不够格。以致在随后发生反革命政变、毛主席的夫人和侄儿被抓时，这些同志竟然没有任何疑义，更不用说反抗，而是全部举手赞成。这真是莫大的政治讽刺，更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并不符合中国阶级实际状况的唯成份论，干扰了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选拔，也干扰了对共产党领袖的选拔。至今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客观存在，更不懂得其中有严重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甚至连这一错误的危害也看不到。
    以我的浅见，就当时的实际状况看，张春桥同志是其中马列毛主义水平最好、政治能力最强、最具备领袖条件的一位。当然，这是比较而言，是否达到了马列毛主义领袖的要求，究竟水平有多高，历史没有给他实践的机会，但从他对上海的领导，和最后的表现来看，在当时的党的可供选择的接班人当中应该算是最好的一位。
    即使不作这样的安排，在当时已经发生“四五事件”，明显地反映出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还是没有明确的政治交待，低估了这场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残酷性，没有估计到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特别是没有横下一条心做好合适的政治安排、组织安排，相反，最后，还竟然让表面老实实际大不老实的华国锋担当实际的一把手，这等于给右派发动政变提供了最佳机会，事实也是这样。
    这些都是在共产党的组织路线、组织制度，包括选拔党的各级领导人、特别是党的领袖的问题上，留下的宝贵的历史教训。
    说要培养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现在看来，为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培养出、考验出、选拔出一个或几个真正的具有较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是一个很实际很重要的任务。没有这一条，“千千万万”依然会是空话。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是凭主观愿望就能解决的，可以说，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是共产党人的一个政治难点，依然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认真探讨、认真借鉴历史经验、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经验，争取在思想理论上、在组织制度上有大的突破，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因为党的水平的局限，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出现修正主义头子，也是一个经常的非常实际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防止领导权不要落入这样的人的手中，也是一个需要共产党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者，可以说，党的领袖的状况和路线的状况是统一的，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命运的。这已经被历史事实所再三证明。这个问题不解决，历史还是要走弯路。
    这里有一个难题需要分析。苏东也好，中国也好，许多修正主义头子、走资派，并不是混入党内的敌对阶级的卧底，而是老同志、老革命，甚至都对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总起来说，还是应了毛主席说的那句话，“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正是因为不懂马列，那就必然地不会搞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只可能搞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他们在主观上未见得真是要反对社会主义，甚至可能真诚地想搞“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认识水平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搞资本主义。
    所以，在我看来，对于这些领袖人物来说，这里还是有一个是不是真正懂得了马列毛主义的问题，还是有一个世界观、思想认识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好人坏人的问题。直到今天的领导人，我看还是这样。
    这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研究。

    D、修正主义头子（走资派）思想批判

    如果联系我们建国后和改开后的这前后两大段的历史过程来分析问题，可以看到，贯穿其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说到底，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世界观斗争的问题。
    大体有这样几个根本的思想路线上的分歧。
    第一、修正主义者都否定、抛弃阶级斗争为纲。
    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根本分歧就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本分歧就在这个问题上。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政党就是为搞政治而出现、而存在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搞政治就是搞阶级斗争。共产党既然是政党，怎么能脱离阶级斗争呢？那不是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的自欺欺人吗？
    共产党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从来不隐瞒自己的宗旨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包括不排斥通过暴力斗争夺取政权，从而争取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以及全人类的最终解放。毛主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是什么？就是阶级斗争，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怎么能否定、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呢？不搞阶级斗争了，那会搞什么呢？历史作了回答，搞修正主义！
    共产党人担负着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然要发生、要经过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长期的反复斗争、反复较量，这是一场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深刻的复杂的艰巨的阶级斗争，是已往的任何阶级斗争不可比拟的，面对这样的历史任务，这样的斗争，共产党人怎么能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呢？
    从十月革命到如今的历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阶级斗争的存在，不是主观的想象，更不是极左的夸张，而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国际上有阶级斗争，国内也有阶级斗争。党外有阶级斗争，党内也有阶级斗争，一句话，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而且是残酷的激烈的复杂的起伏的阶级斗争史。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我想，就不必再多敲几下键盘了吧！
    这里的问题在于，为什么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修正主义者总是会抹杀、背叛呢？联系一百多年的共运史，这又是一个所有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共同的问题，这里的规律性在哪里呢？
    如果对中外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作一个剖析，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人之所以不能将阶级斗争观点坚持下来、贯彻到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些人的世界观、思想认识，深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的深刻内容和深刻意义，基本不懂。这是一种思想认识上、世界观上的局限，这种局限导致这些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不可能真正把握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从考茨基、伯恩施坦，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里钦，到邓小平以及他的几个接班人，都是如此。面对在我们看来清清楚楚的阶级斗争，他们却不承认、不接受，而且否定、反对。这好像有点奇怪。其实并不奇怪。这只能证明在现在这个时代，要想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想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方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道理，毛主席在1976年的最后的《重要指示》中，有说明。毛主席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毛主席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常常弄不清走资派的含意和标准，现在看来，走资派的主要问题是在思想上、世界观上，就是这些人的思想认识、世界观决定了他们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这主要是一个思想路线的标准。
    这样说，看起来，好像很空洞，很唯心，只有思想，没有物质。其实一点也不是。以邓小平为例，不就是这位走资派以他的世界观改造了中国，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了吗？精神变物质，结果很残酷。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里的“思想上政治上”是统一的，是一个必然的统一体。刘少奇不懂走资派的道理，在四清工作会议上当面反对毛主席的这个提法。历史证明，他错了。走资派这个概念很科学，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十年的历史就是“走资派还在走”的历史。走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直到今天，最大的走资派还在走，还在带领这个修正主义党，带领这个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派是这个时代的特殊的一种新资产阶级，如毛主席所说，特点之一是，“就在共产党内”。
    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抛弃阶级斗争为纲，不是真的没有了阶级斗争为纲，而是换上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终于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打败，把社会主义打败，取得资本主义的胜利。四十年改开的历史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可见，毛主席把和邓小平的斗争，归结为要不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真是太高明了，太马克思主义了，真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值得我们今天再次深刻学习、深刻领会。
    第二、修正主义者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懂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更不懂如何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
    修正主义头子邓小平，公开承认这一点，他的学生和继承者，胡耀邦、赵紫阳也有此说。这不是撒谎，是坦率的自白。
    奇怪吧。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共产党的领袖，一个号称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党的领袖，却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那怎么还能搞社会主义呢？
    看起来是奇怪。但是，一点也不奇怪。这正是修正主义的特点，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这是修正主义的“新常态”——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因而不可能搞社会主义。不这样，倒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他们不是也说“坚持社会主义”吗？不是也说“社会主义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吗？
    是的，他们这样的说词多了，这也是他们的“新常态”——骗人的。因为他们自己坦白过，实际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说，他们的“不知道”，就是不承认，就是不实行。再深一点说，就是要否定，就是要背叛。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就是要搞他们“知道”、他们承认的“社会主义”，为了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区别，他们加上了“特色”二字，名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本来并不是一个很神秘很难认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限于他们的立场，他们的世界观，以及由此导致的他们的阶级局限，是搞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恐怕永远也搞不清楚，不可能搞清楚。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实质就是属于共产主义的。不过因为是共产主义的起步阶段，形态非常低，非常复杂，旧社会的遗存和影响还没有完全退去，所以叫社会主义阶段。这是一个时间相当长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复斗争的、过渡性的历史阶段。但是，不能因此就忘了它的基本属性、它的实质，必须是共产主义的。否则就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了。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马列毛的经典著作中的论述，比比皆是，最常为人知、也是最权威的论述，当属《共产党宣言》。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是这样写的：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认真学习这段话，可以丰富、提高我们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正确认识。我体会，1、实现共产主义是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成为统治阶级为前提的。2、无产阶级要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3、消灭了私有制，实现“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也就是全社会的公有制。这和《宣言》中的另一句话同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4、消灭了阶级，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旧式国家不复存在，国家消亡，即“公众的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5、正是基于这些条件，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或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结尾处，所引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对共产主义的推断：“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5页，1972年版）
    共产主义社会的这些基本原则，已经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只有赫鲁晓夫那样的蠢货，才会说出“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这样的蠢话。不值得讨论。这里要着重研究的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到底该怎样坚持这些原则呢？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再低些说，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是，不管怎样定位，既然纳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那就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限于历史条件，形式可以低，但是，再低也不能离开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了。
    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更低些说，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过渡形态，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起点，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这里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如列宁说的，属于一种新型的“半国家”，因为它不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旧式国家，而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执掌政权，只对少数敌对阶级分子专政的国家，是逐步实现国家消亡的国家，所以属于列宁说的“半国家”，也就是说，是一种和旧国家完全不同性质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用今天通俗的话说就是，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原则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必然展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原则是相同的。这里的区别不过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此话还有政治性质，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此话就“失去了政治性质”。因为没有私有制了，没有阶级了，没有专政对象了，因而没有国家了。有人或许会问，难道就没有犯罪了吗？可能会有，也会有解决的制度、方式，但是，已经没有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性质。
    总书记说，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准确的。人民当家作主，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只有人民当家作主，才有公有制，才能消灭阶级，才能走向国家消亡，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公有制可能会徒具形式，如已经发生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蜕变；没有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也会徒具形式，如已经发生的打着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旗号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共产党既可能蜕变，也必然要消灭或消亡，但是，人民当家作主却要长存，并不断发展，哪怕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存在、要发展。
    这都是常识。可是，总书记却“修正”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不奇怪，搞修正主义，就不可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修正主义统治者通过宣称“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号召“不管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结果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统统丢掉了，特别是把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丢掉了。
    没有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会蜕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没有了人民当家作主，就必然会是修正主义统治者、资产阶级当家做主，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会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就必然会变成对人民专政。
    没有了人民当家作主，修正主义统治者----党内资产阶级，就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将公有制转化为各种形式的私有制，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从事社会主义劳动的工人阶级，就必然会转化为资本家剥削、压迫下的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四十年的改开史，难道不就是这样一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吗？
    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者，所谓“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所谓“不管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包括所谓“社会主义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全是骗人的鬼话，实质是，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者，在思想上、世界观上，是不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他们嘴里的“社会主义”，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搞资本主义，是以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的历史必然。走资派，不是一句空话，名副其实，走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是怎样用他们的世界观改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呢？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
    邓小平的名言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而且，不争论——不允许别人争论。在这些“名言”的背后，实际是他根本不是“不管”，而是管住社会主义，放开资本主义。他的改革的实质，就在这里，不搞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这是他的阶级立场、世界观决定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不是邓小平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代表的那个阶级的问题。这个阶级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搞资本主义。
    怎样的世界观呢？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不灵，资本主义才灵，更简单地说，公不灵，私才灵。从最初的小岗村，到现在的一切改革措施，都贯穿了这样一条黑线——依靠私，依靠资本主义。这是邓小平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走上资本主义斜路的出发点就在这里。
    道理一点也不复杂。小岗村的那位不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支部书记，曾在中央电视台，直言不讳地说，小岗村分田到户走单干道路的依据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邓小平的那套说法，和这位支部书记的说法，实质是一致的。就是不相信公，相信私，不相信以公挂帅的社会主义，相信以私挂帅的资本主义，这实质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这是从毛主席时代延续而来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个阶级斗争的继续。从思想上世界观上看，也是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五十年代，是走单干道路，还是走集体化道路，斗争过。六十年代，是走包产到户道路，还是走集体化道路，又斗争过。毛主席在，走集体化道路，坚持了下来。到了七十年代政变后，是分田单干，还是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又再次斗争。毛主席不在了，邓小平上台了，分田单干的私有化资本主义道路终于占了上风。从这一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看，在党内，修正主义者就是认为搞以公挂帅的社会主义是搞不好经济的，只有以私挂帅的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经济。在这些人眼里，人总是自私的，只有撬动起人的自私之心，动力才会爆发出来，经济才能发展起来。公不灵，私万能。他们没有历史知识，也没有读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知道，私是一个历史概念，自私，私有，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北的鄂温克人还不知道私是怎么一回事，还没有私有观念。这是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一辈子都关注、研究这个问题。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头子的知识的浅薄，阶级立场的局限，使他们总是认为搞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发展生产的，公有制了，自私的人民谁还会干活？只有私有制，才能把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催发起来。
    这是一个争论了一百多年的老问题了。《共产党宣言》诞生之时，就有这样的争论。《宣言》中不是说，“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自然，这种谬论，经不起革命导师的批判。但是，却告诉我们，这种公不灵、私才灵的思想和议论，由来已久，现在的说法，不过是老调重弹。
    如何认识这一思想斗争呢？
    （1）、这是两种世界观，在如何认识、对待工农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观点上的分歧。  
    工农劳动人民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还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两种世界观，两种结论。到底是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具有普遍意义，还是小岗村那十几家农户具有普遍意义？两种世界观的回答是不一样的。进一步深究问，社会主义到底是科学的、可能实现的，还是空想的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两种世界观，即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分歧的实质所在。
    （2）、这两种世界观的分歧，还体现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上。
    列宁的名言曰：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而是很低的初始的历史阶段，因而，它还会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其它各种落后阶级的思想文化之间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主席都是这样认识，这样对待的，所以，夺取政权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还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意义的革命才告结束。当然，另一种意义的革命还会发生，人类的发展不会停滞，革命依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该怎样做？
    这就不是一个仅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而首先是要考虑社会主义如何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所谓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面对这样的历史任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路线，因而，就是、必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修正主义者恰恰抹煞这一历史事实和这一历史任务，放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实际最终是背叛社会主义、投降资本主义。当年的考茨基的问题的实质在这里，现在的邓小平的问题的实质也在这里。都是无产阶级的叛徒。邓小平的所谓“不管”论，就是背叛共产主义信仰的叛徒的自供状。两种世界观，在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问题上，界限分明，清清楚楚，不可调和。
    从社会主义革命、继续革命的观点看问题，工农劳动人民群众，是可分析的，是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的，特别是农民，不仅也是可分的，而且就其落后部份，像小岗村支部书记以及那几位按手印要单干的一类农民，其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是很严重的，是如列宁所说，是一种可怕的每日每时生长着资本主义的落后力量。
    面对这一危险，怎么办？
    我先反过来问，没有这一类危险，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这里的分歧就在于，毛主席是要领着农民走；邓小平是要跟着农民走。毛主席是要带领农民，克服小农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克服数千年旧社会带给农民的消极影响，走上农民真正从思想、从经济、从政治上解放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邓小平却要顺应、利用农民的落后思想，倒退到私有制的小农生产上去，让农民在不可避免的两极分化中，沦为资本主义的俘虏，在“新三座大山”的重压下，重新沦为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悲惨地接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惩罚。到底是谁真正地为劳动人民服务？是谁能够给劳动人民带来幸福？向毛主席泼多少脏水也白搭，现实做了严峻的回答。
    （3）、两种世界观，由此而来的两种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一个要坚持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一个要复辟资本主义，最终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两种世界观带来两重天。一个是要推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一个是要退向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这就是世界观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鲜明例证。这也告诉我们，走资派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存在、阶级存在，正是这个阶级要以他们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把社会主义社会改造为资本主义社会。
    如果坚持这样看问题，修正主义的发生，修正主义上台后会构建资本主义，就不是一个个人罪孽的问题，个人是有责任的，但是，这些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阶级的个人，是阶级的构成成份，如果说是代表，也是阶级的代表。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叶里钦，到邓小平，直到今天的总书记，就是这样的阶级代表，没有他们也会有别的代表人物。如在中国，不是还有陈云吗，不是还有胡耀邦、赵紫阳吗？就是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不也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吗？现在的总书记好话有一点，但是，真正所说的，特别是已做的，在做的，要做的，还不是走资派那一套，还不是在搞最坏的资本主义？所以，不能把这段历史解释为个人的罪孽，而是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不然，就不是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了。
    第三、这些修正主义者，曾经是党的同路人，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参加者，但不是共产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人们或许会问，像邓小平一类的修正主义头子，都是中国革命的参加者，都是有相当大的历史贡献的老同志，不然也不会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为什么他们会最终不搞社会主义，搞起资本主义来了呢？
    这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这也许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初保守派占绝对多数的原因，他们对什么是走资派，为什么要造走资派的反，不理解，总觉得这些老革命顶多有错误，不至于应该打倒啊。我自己就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是文革中，他们对毛主席的善意批评的顽强对抗，对造他们反的造反派的残酷镇压，逐步教育了我们。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走上走资派的道路，却是直到今天我还在学习、研究的一个问题。
    同志们知道，民族民主革命，前面还有一个定语，就是，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比社会主义革命低一个历史阶段的革命，而且，从所有制形式、社会形态上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历史特殊性，是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这意味着，广大的工人群众、农民群众不仅可以参加这一革命，而且，是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的基础。但是，这一革命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参加革命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共产主义者，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者，而是只要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就可以了，这自然并不要求一定超越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且，因为中间夹了一个抗日战争，总起来说，主要是军事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有时甚至有些专制思想、行为也常常表现出来。
    正是这一历史局限，给老同志带来了历史局限。李锐之流所谓的“两头真”的前面那个“真”，就是“真”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者。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头子，也是这样的。正像前引毛主席在1976年的最后的《重要指示》中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正是基于此，毛主席下结论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从走资派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地位，科学说明了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
    世界观不是个人的世界观，而是阶级的世界观。我们在分析走资派的世界观问题时，不能离开毛主席的教导。正是这个阶级的力量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头子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党内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力量不足以与之抗衡，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无法避免地继苏共之后，也变成了修正主义党，导演了在中国构建最坏的资本主义的极为悲惨的一幕。
    毛主席关于走资派产生、修正主义产生的理论观点，在今天依然不过时，而且，更加显示出它的理论光辉，它是我们认识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必须重新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指路明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并付诸实践的。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党内会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最后会变成一个修正主义党，变成一个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党，也不是偶然的。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的历史条件所包含的历史可能性决定的，毛主席意识到了这一点，想改变这一点，甚至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试图改变这一点，但是，失败了。道理还是毛主席讲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有两种倾向、两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条件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强大的，要想战胜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同毛主席一再强调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正是这样的历史条件，这样的历史可能，使毛主席在文革中一再感到力不从心，最后还是如同他老人家预见的那样，真的发生了资本主义蜕变。

    E、党的制度建设有局限

    毛主席在谈论修正主义问题、谈论资本主义复辟问题时，总是说，中国共产党弄得不好就会成为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毛主席为什么总是在要变成修正主义党的后面紧接着要加一句法西斯党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就事实而言，从苏东到我国，在党变修后事实是这样的，是成了一个法西斯党。
    现在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就在，党的制度建设有局限。我们试作分析。

    a、党的民主制度没有搞好。

    毛主席在文革中说过，我们党在建党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还是比较活泼的，四大以后就不活泼了。毛主席这里讲的活泼不活泼，我体会，主要就是指的党内有没有民主制度、民主生活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党内的思想斗争、党的政治方向的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有没有一个在民主制度、民主生活的保证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是一贯的。
    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在《1957年的夏季形势》中以及同时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反复表达过这样一个思想。毛主席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但是，主席的这个愿望不但一直没有实现，相反，越来越走向了反面，特别是自1957年，不但没有实现帮助党整风的目的，反而自此倒真的越来越走上“党天下”的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成了一顶可怕的以敌我矛盾处理、形同犯罪的政治帽子。从“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又加上“右”，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党外，也出现在党内，看起来是个如何贯彻言论自由的问题，更进一步看，主要还是个如何处理党的内部、人民的内部的矛盾的问题。
    党内对于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总是会有不同意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世界观、阶级立场的问题，有认识水平的问题，也有面对新事物人们认识的局限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发生思想斗争，发生争论，是正常的，也是经常的。但是，自斯大林以来，如毛主席说的，所有的共产党的党内政治生活都不活泼了，都出现了现在人大委员长带头提倡的“定于一尊”。只有从上到下的“一把手说了算”，没有不同意见发表和讨论的机制，甚至没有言论自由，也像现在强调的，谁有不同意见就是“妄议”，是党的纪律不允许的，是要被专政的。这样的体制，这样的政治生活，完全违背了共产党的政治追求和组织原则，而当时，已经无法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没有看法，是不允许。这正是党的民主制度、民主生活的严重局限。
    尽管召开过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也专门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反对一言堂，提倡群言堂，反对专断独行，但是，会后并没有解决、落实民主制度的问题。就是文革，只要认真从事实出发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实际也还是没有解决党的民主制度的问题，更不用说全社会的民主制度问题了。
    党内的政治生活不健全，主要还是因为没有一套保护党员民主权利的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党员代表大会，形同虚设，特别是党员的选举权、罢免权、发言权、表决权等等权利，都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因为没有制度保证。党员的权利不是平等的，而是不平等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中的等级制度渗透进了共产党内，毛主席批评的“三六九等”，成为共产党党内的潜规则。党员的政治水平、路线水平、监督水平受到限制。这样的制度只能是党内不民主的基础。没有党员的民主权利，就没有党的民主，就必然会发生党内专制。党内一潭死水，党就必然没有生命力了。这是党不能保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能维护自己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重要原因，也是会出修正主义、特别是出了修正主义,党没有自我纠正的机制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发生这样的问题，不能只怪斯大林，只怪受了苏联的影响，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在那里，特别是党章也把党内民主、党员的主要的民主权利写清楚了，问题出在我们党对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的认识有局限，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导致了自己问题的存在。如果要问，为什么中国党的问题和苏联党的问题一样或者至少是近似呢？那只能说是因为两国的国情有相同之处，以致两党的阶级局限、理论局限有相同之处。这才是从历史必然性上、规律性上找原因。
   
    b、党的组织建设没有发挥应有的选拔革命接班人的作用。

    我们经常讲要培养和选拔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一点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尤其重要。但是，恰恰是共产党在培养和选拔自己的接班人的制度上有局限。
    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的局限也是没有贯彻好民主制度的原则。民主制度实质就是群众路线制度。党培养和选拔接班人，应该走群众路线，应该让广大党员去选拔。但是，我们的党的选拔制度却是靠组织部，靠一把手说了算。就连党的最高的接班人，也是这样挑选的。从刘少奇到华国锋到现在的总书记，全是这样操作的，还不如建党初期的选举制度。就是遵义会议，也还是选举，而不是指定。要是指定，党依然不会有毛主席的领导。
    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党的接班人，党的各级领导，党的领袖，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要经得起群众的挑选，群众选拔才是最可靠的保证。来自群众，才能服务群众。在不正确的组织路线和不正确的选官制度下，“巴结领导”必然蔚成风气，“逆淘汰”必然成为常规。事实正是这样，党始终没有选出较好的各级领导接班人，特别是党的领袖集团。

    c、党内监督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

    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上，没有处理好、解决好执政和监督的关系。列宁晚年特别考虑党的监督的问题，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监察院提高到和中央委员会同等重要的地位。可惜，斯大林没有继承列宁的思想，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中国党同样。
    本来，资产阶级政党执政已经在这方面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提供了历史经验，是应该批判地继承的。可是，我们只给予了足够的批判，对其积极的作用却没有给予批判地继承。这是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共同的问题，中国没有例外。
    从巴黎公社，经列宁、斯大林，到毛主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民主权利说到底就是要掌握政权，而掌握政权又是通过掌握执政的官员（叫什么不重要，叫干部、勤务员都可以）实现的。怎样才算掌握了执政的官员呢？无非是，让你做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这就是选举权；不让你做官、让你下台的权力也在人民手里。这就是选举权和罢免权的重要。列宁对罢免权的论述最彻底。没有罢免权，人民的权力是不完整的，是不能保证的。监督权正是体现了选举权和罢免权的统一。监督什么，就是监督让你干还是不让你干，是二者的有机统一。监督权高于执政权。监督权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监督权必须独立的意义也在这里。党的各级领导都应该受到同级的监督，不仅党内，还要党外。人民群众是监督权的最大的主体和基础。有没有民主，民主彻底不彻底，就看有没有真正的监督权。
    只要弄懂了这些道理，就不难看出我们党在监督权的制度建设和实际运行上是存在严重问题的。甚至可以说，党内基本没有监督机制，党外更谈不上。所以，党一旦发生修正主义，说党的基层组织可以造反，在没有监督制度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做到的，要做，就会遭到法西斯镇压。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上来说，从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内制度上来说，没有监督权，就没有党员的民主权力，就没有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监督权的重要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没有监督权就必然发生一党专制，就必然发生特权阶级，就必然出修正主义，就必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共产党缺乏监督机制，是共产党政治制度的一大弊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必须采取我在论人民民主一书中提出的双轨制，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必须是执政权和监督权的双轨制，必须是这二者的有机统一，执政权必须是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监督下运行。离开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下的共产党的执政权必然会最后脱离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而走向一党专政，走向凌驾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上的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专政。新国家重新蜕变为旧国家----剥削、压迫阶级的国家。
   毛主席强调，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今天必须正确理解、正确解释毛主席的这一思想。这里的党的领导必须是和党的监督机制相统一的党的领导，也就是说，不能把党的领导理解为是脱离了党的监督机制的孤立的行政领导。一句话，党的领导必须是执政权和监督权相统一的党的领导。
    一切的政体形式的设计，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只有坚持这个原则，才有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否则，只是一句空话。这是从巴黎公社、经苏东、到中国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给我们留下的真理。

    d、党内存在的各种特权，既是违背党的性质的原则错误，又是毁灭党的腐蚀剂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在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要准备为了人民的利益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献出生命。
    这是和剥削阶级的特权思想完全对立的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这是崇高的思想境界，是崇高的人才能具备的崇高的思想境界。这里，只有无私奉献，没有特权的索取。共产党人是不能搞特权的。
    但是，遗憾的是，事实是相反的。苏东不去说，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执掌政权后，慢慢地有了特权、膨胀了特权，乃至党内有了一个实际存在的特权阶层。
    这是一个根本的蜕变，是从革命党向特权党的蜕变。特权是对党的腐蚀，也是对党的毁灭。从过去的入党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去奋斗，蜕变成了入党是为了获得个人的特权。“一句没有好处谁入党”，典型地反映出这是党员的蜕变，也是整个党的蜕变。这种人入党的结果必然是毁灭党。
    党内特权的种种表现，五花八门，方方面面，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看起来很神气，实际是很腐朽。毛主席从进城时就说不做李自成，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不能搞封建特权，随后，毛主席一再揭露特权，批评特权，反对特权，直到临终前还是尖锐批评特权，说“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们，党内的特权既有政治特权，又有经济特权，还有社会特权。特别是政治特权，把一个党员的权力，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这是一切特权中危害最大的特权，也是最危险的特权，邓小平一人就可以决定谁贯彻他的路线就上台，谁不贯彻他的路线就下台，这是邓小平路线得以贯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政治危害的集中表现，所谓一党专制总是和一人专制相结合、相统一的。
    正是这些特权，使这些党员、干部从人民的勤务员蜕变为凌驾于人民之上、压迫剥削人民的特权阶级。正是这个阶级成为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都曾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委员一是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二是委员只拿相当于技术工人的工资。这两条被称为巴黎公社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高度重视、评价这两条原则，主要就是从防止官员蜕变、并导致国家机器蜕变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列宁执行了巴黎公社原则。但是，从斯大林开始就一步步离开了巴黎公社原则。苏联有一个特权阶级是大家都看到的。我们党虽然比苏联党处理得好一些，这是与毛主席的斗争分不开，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党还是没有解决特权问题，一旦，毛主席不在了，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党内形成一套特权制度不是偶然的。党的基本成份构成是农民，是特权制度存在的阶级原因，长期封建社会里形成的思想观念是特权制度存在的社会原因。在中国，“打江山坐江山”，“功盖天下”，“论功行赏”，“居功自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等等，这样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渗入到整个社会机体之中。所以，毛主席在文革中表示，不赞成这些说法，而强调，“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提倡向雷锋同志学习。整个社会也的确出现了新风气、新面貌。但是，这是一个长时间的改造社会的工作，而且要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可是，历史之路是曲折的。一旦遇到邓小平这样的修正主义者上台，历史发生反复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在中国党的特权制度、特权思想，已经和毛主席时代不可比了。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特权和马克思讲的按劳分配还是一种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分配方式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特权决不是资产阶级法权，二者不能混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分配方式，是一种限于历史条件的必然选择，实行按劳分配，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法权，是在形式的平等下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但是，这一分配方式的前提毕竟是“不劳动者不得食”，是对剥削的否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不包涵对他人劳动的占有。但是，特权就完全不是这样了。特权是特殊的权力，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不平等，不管
是形式上还是事实上都是不平等的。我们所见到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无一不是这样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有时是不正确的，常常把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混淆在一起。例如，主席在1976年5月3日他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说到自己也“走后门”把三个女工经过谢静宜送进北大时，自我批评说这是资产阶级法权。主席很坦率，有自我批评精神。但是，“走后门”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特权。张春桥1958年的文章中，把党内存在的“三六九等”这一套，都列为资产阶级法权，同样是不准确的。在革命队伍中搞“三六九等”，是搞特权，不是资产阶级法权。可见，误把特权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是常见的误解。这一误解是离开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讲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科学含意的，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错误。特权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而按劳分配中包涵的资产阶级法权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对前者应该是必须坚决地清除，对后者只能是有条件地限制。如果把二者混淆起来，就削弱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权的否定。这自然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实践问题。

    4、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的理论局限和实践局限

        列宁在1923年1月17日写的非常重要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曾经做过这样精彩的论述：“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长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记得拿破论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布雷斯特和约和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就世界历史来说，这当然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我们的苏汉诺夫支流，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度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说得多么精彩、多么正确、多么充满历史辩证法啊！说列宁伟大，说列宁天才，过分吗？一点也不！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正像列宁准确预见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这样的困难之中艰难前行的。
        现在，有的人总是指责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也搞得不是，那也搞得不是，但是，他们没有像列宁那样看到，这在一个东方的人口众多、生产水平低下、情况无比复杂的大国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发生反复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只看到事实，却不能解释事实。他们只会像小孩子那样，一切都在好人坏人中间寻找原因，并发泄愤怒。
    中国之所以会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出现今天这样一个法西专政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面，而且，如毛主席所说，这一蜕变又似乎“很容易”，简直就是顺理成章，我们不能不看到、不承认，这与我们曾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上的弊端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制度上的弊端，“很容易”地成为发生资本主义蜕变、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基础。用毛主席的哲学话语说，这里有一个由此及彼、发生转化的桥梁。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时，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
    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方面的不足和问题，有觉察，有思考，有批评，是国际共运中正确地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的第一人。毛主席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主席这里强调了“制度”问题。当然，主席这里主要说的是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但是，对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也有许多意见和批评，我们今天看来，制度方面实际存在的问题比主席讲的还要严重、还要广泛，特别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A、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设理论认识上的局限

    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或者说模式、体制等）在认识上、理论上有局限，并导致在实践上，处置失当，这是发生资本主义蜕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是蜕变为最坏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天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认识，要有思想上、理论上的突破。但是，要做到、做好这一点，依然有难度，因为从目前我们的实际水平看，我们的各方面的局限导致的认识局限，一时还是很难摆脱的。
    我们试作一点研究和说明。
    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告诉我们，如何建设一个真正的符合现实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可行的制度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远比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最初的设想，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列宁已经感到了这种困难。可惜，他死得过早。斯大林没有足够的这样的感受，探讨更不够，这是斯大林认识水平的局限所致。毛主席不同，毛主席更感到了这种困难，而且，非常担心会出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会遭遇失败，因此做了许多理论探讨和实践斗争，包括付出极大代价而又饱受争议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最终的失败说明，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况且，就广大群众参予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好，并不仅仅是党的领袖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体党员的水平问题，甚至是广大群众的水平问题。
    总起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的建设上会出问题，并不奇怪。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完全可以理解，从一个落后的社会水平上，去思考跳跃了一级的而且是根本不同于私有制社会的社会制度，客观困难是可以想象的。
    接受了历史的惩罚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所搞的社会主义，在许多重要方面，并没有真正达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所论证过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就这些不足而言，说社会主义是名不副实的，甚至是有违社会主义的。我们在反思中会感到，我们有时不过是自觉不自觉地拿了旧时代的剥削阶级的东西，披上了一件新的社会主义的外衣；有时是拿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曲解，漫画式地做了蠢事，甚至，残酷地做了社会主义不该做的错事。
    加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制造混乱，给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多添了一层麻烦。
    理论的不足，导致了实践的不足。面对不足，像邓小平这类修正主义领导人就说，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不清楚。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托词，是实话。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到底应该怎样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这些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我们的确还没有实际解决，就全世界来说，恐怕也是这样。
    现在看来，我们通常把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到底应该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想得简单了。许多同志以为，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可以说是这样的。但是，一但要想落实这些原则，还是要有具体的从实际出发的制度，历史证明，要做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我们这样说，有一个简单的检验根据，那就是，凡是我们所搞的社会主义的失误的地方，都是我们在理论上没有搞懂、因而也就不可能运用正确理论作指导的地方。
    我们举几个直到今天在理论上还存在混乱并影响了制度建设的例子。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头号大问题，莫过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正是面对这个问题，实践过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回答好。就是在最近，党的总书记不是还说，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当然，也许这个回答，对于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来说，可能是必须的，但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却并不是正确的。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语言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
    这是什么意思呢？革命导师有反复的论述。他们告诉我们，这里讲的是阶级的专政，既不是政党、执政党的专政，更不是个人的专政，而是劳动者阶级的、也就是全体劳动人民的专政，对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专政。
    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只是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很权威，不容作其它解释。因此，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讲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可以层次较低，水平较低，但是，不能离开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不然怎么还能说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属于共产主义，是定性；属于哪个阶段，是定量。定性必须贯穿于各个阶段的始终。这才谈得上都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划分。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的理论是始终一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地平等地共同管理社会一切事务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旧式的维护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国家机器不复存在，国家消亡了，代之以适应于时代要求和可能的、全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联合形式。在这样的形式下，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掌握、所占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一个真正的脱离了动物界的人类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这就是我们前面已引、现在再重复一遍的《共产党宣言》中那段话：“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同时，也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真经”。不在于我们这里引用的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原话，而在于这里所讲的道理是真正的科学的正确的共产主义原理。
    对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这一共产主义原则。
    有人或许立刻反对说，我们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怎么能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办事呢？
    这是一种错误认识，至少是胡涂认识。社会主义的失误常常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里的最重要的必须搞清楚必须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就基本性质来说，是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因此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如果离开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那就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在搞别的主义，例如常常发生的，搞资本主义。
    看起来很原则，但是，这是真正要搞社会主义必须首先要搞清楚、要坚持的第一大问题。所谓“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只有作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
    （二）、接下来，我们又要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毕竟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不是典型意义的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且这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由历史条件的局限决定的。
    最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搞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困难，比我们预想的大得多。列宁对这一点看得比较清楚。我们现在是在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逐步认识到，就现在的历史条件而言，要想建成一个完全的典型意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困难的，至少在我们这里，现实的可能性只能是，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社会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基本类似列宁当年所建的具有五种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正像列宁反复强调的，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有资格称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只是因为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实际当时俄国是工农专政的政权）。而我们连这一点还没有达到，我们建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如毛主席论述的，是参政阶级更为广泛的一种联合政府）。列宁说，这是一种从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
    最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是长期的。毛主席说过，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放弃得过早了。毛主席应该是从现实的经验出发做出这一判断的。正是基于这是一个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事实，我把这一历史阶段称之为“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非是强调其不完全、不典型，强调其过渡性。有些同志不理解，我们还可以讨论。对于这一历史阶段，我又从政治上层建筑的特点作了概括，称为“人民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对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的定性。也许更好理解一点。这些，都是共产党人事先没有想到的，也不可能想到，自然，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里更是没有的，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这是现实的，只能如此的，因为是必然的。
    这里要重点要讨论的是，不管我们实际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怎样低，但是，它既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形态、一种阶段，就必须符合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这是我们在这里要着重研究和论证的问题。因为，修正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借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背离共产主义基本原则、基本性质。
    从共产主义原理看问题，也是从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看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体现全体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社会，总而言之，管理一切，人民当家作主，从而基本实现、基本坚持公有制。这是建国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几十年间，一贯坚持的基本思想、基本国策。
    这是共产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化。
    这种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统一性在于，这种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原则的特殊展开，不但不违背共产主义原则，而且体现了共产主义原则。正因为具有这一特征，因此，这种社会主义，是向完全的典型的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不管这一过渡时期有多长，有多难，但是，这个过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变的；是逐步前进的，而不是停滞的，更不是倒退的。
    这里面包含着一系列的值得认真探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的最大的问题还是表现在政治制度上。
    已往所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弊端、最致命的弱点反映在政治制度上。今天看来，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之所以会产生修正主义，产生特权阶级，最后导致社会主义失败，问题主要出在政治制度上。
    必须看到，直到现在，我们在许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本问题上，还存在着理论认识上的严重错误，有些意见的荒谬程度，以及因此而发生的争论，说明不少同志还根本不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到底应该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际不过是贴上了“社会主义”标签的封建的法西斯专制制度。
    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这正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很容易”转化为法西斯专制制度的原因所在。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社会主义存在国家，但是，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已经不是旧国家，即，不是剥削阶级的国家，而是掌握在全体劳动人民手中的国家。虽然限于历史条件，一下子不可能做到全体劳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而只能采取各种代议制形式的间接体现劳动人民管理国家，但是，国家已经属于劳动人民阶级，国家掌握在劳动人民阶级手中，这个基本属性是不能动摇的，不然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因为这样，这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旧国家，而是如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说的是“半国家”，也就是说，是过渡性的国家，是走向消亡的国家。
    显然，这里的根本之点在于国家在谁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这是这个问题的要害所在。社会主义的一切政治形式，必须是最终要落实到国家机器掌握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阶级手中。苏维埃也罢，人民代表大会也罢，这些政治形式、政权形式，无非都是为了落实、体现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掌握国家。
    遗憾的是，从理论到实践。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信誓旦旦的承诺是有的，动听的口号更不少，自我标榜充满媒体，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后来的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等等各种形式的权力机构，全部地形同虚设，这一“虚”，把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机器的权利、权力被虚化掉了。人民代表大会，脱离了人民，凌驾于了人民之上。形式脱离内容，形式凌驾于内容之上。形式发生蜕变，内容自然也发生蜕变。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地没有民主，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最为人民不满的弱点。没有民主，就是没有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没有了社会主义。正是这个弱点，使社会主义的国家走向反面，“半国家”蜕变成了旧国家，社会主义不复存在。
    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回顾这一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如何从理论上实践上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历史任务。
    从理论上来说，直到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民主问题，在认识上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列宁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严重性，但是，来不及实践和总结。斯大林在理论上缺少建树，导致实践出了问题，而且，影响了东欧，也影响了中国。毛主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和危险，做了大量工作，发动了多次斗争、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而且，最终意识到制度有问题，可惜的是，已经没有时间解决此事。
    宪法说人民有若干权利，但是，对这些权利的意义说清楚了吗？应该相应建立哪些保障制度说清楚了吗？都没有。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等自由，一个也没有落实。列宁本来说得很好，一旦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把最好的印刷厂、最好的造纸厂交给工人阶级；就要把最好的集会大厅交给工人阶级。但是，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由于资产阶级的剧烈反抗，处理民主问题确有实际困难（我们1957年实际也遇到这个问题，现在实际还是有这个问题）。列宁去世了，列宁的理论没有人去阐发，更谈不上落实。在镇压资产阶级反抗这个大背景下，民主制度的落实，政治权利、政治自由的落实，成了空话。结果，无产阶级专政发生蜕变势在必然。一党执政，蜕变为一党专政，进而蜕变为一党专制。正是这样严重的弊端及其必然发生的蜕变，导致了修正主义一旦上台，就会搞法西斯专政。毛主席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毛主席看到了自斯大林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
    民主的问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禁区。我们总是批评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是的，是这样。但是，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我们实际所搞的并不是不虚伪的真正的民主，而常常是，背离民主，没有民主，特别是没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的制度，最大的危害，就是人民群众无法执掌政权，失去掌控政权的权力，也就同时失去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制度条件，无法展开反对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并不偶然地陷于毛主席预见的法西斯专政统治之下。这一苦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我们自己种下的。
    直到今天，一些所谓的毛派同志还是不让谈民主，一谈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一谈争民主，就说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不可能争到民主的。这些同志思想水平还停留在皇权专制主义的时代，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发生、发展历史过程没有分析。实际上，在他们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旦落到实处，实际还是带上浓厚皇权专制主义性质的法西斯专政。难怪有的同志对这样的同志讥讽道，与其你掌权，还不如现在在台上的人呢！是的。理论的失足必然导致实践的颠倒，导致可怕的后果发生。从苏东到中国，这类惨痛的血的历史教训太多了，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都是在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下发生的可怕后果。
    大家都知道，巴黎公社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选举，巴黎人民所获得的选举权、罢免权，受到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扬，称为巴黎公社的原则，一直受到共产党人的推崇。从原始社会部落民主制以来的人类历史，反复证明，民主选举制度是能够体现群体的、集团的、阶级的共同意志并能对抗专制独裁的一种较好的政治形式。在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选举制度，依然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阶级掌控国家机器的较好选择，是走向国家消亡的必然的历史步骤。正是基于此，恩格斯甚至不止一次、特别在临去世的一年，总是讲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是无产阶级可以直接采用的政治形式。
    为什么？
    就是因为民主共和国采取的是直接的全体公民的选举制，即所谓普选制。
    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局限的同时，对于民主选举制，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特别强调罢免权的重要性。认为没有罢免权，选举权是不全面、不彻底的。列宁在苏维埃的实践中，坚持了这一制度。多次说，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是苏维埃选举的结果，其有效期只到下一次的重新选举。列宁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非常丰富，值得我们今天重新认真学习、研究、继承。
    毛主席继承了这些正确的科学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创造，例如革命人民群众团体有权联合起来向一小撮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派夺权，就是人民群众的罢免权的一种具体体现。只是可惜，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些实践并没有从理论上给以充分的科学的总结，更没有从制度上给予确立，政治制度没有实质性改变，导致反革命政变可以顺利进行，而没有制度制约。
    严重的问题在于，尽管有正面的革命导师的论述和从巴黎社以来的实践，也有反面的从苏东到我国已经经历的重大的失败挫折，现在还是有人，在批判资产阶级一人一票的选举的虚伪性的同时，把社会主义选举的重要意义也否定了，好像一选举就是资产阶级的，选举对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阶级掌控国家是没有作用的。这不是很愚蠢、很荒唐的见解吗？但是，他们却都还自以为是在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其实，这完全是对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歪曲，严重点说，其实是有意无意地在反对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
    同样，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政党、执政党的问题上，也是一片混乱。
    面对一党专制，我们有的同志却很热心批判组党自由，批判多党制。
    这简直像见了鬼。
    宪法明明写着，结社自由，政党无非是结社的一种形式，怎么自由组党就不行呢？自由组党本身就是对一党、一党专制的否定，也是对多党的肯定。辩论一党还是多党的问题，是完全无视宪法的存在。这样的问题，只会发生在我们这种缺乏自由民主的国度，对任何一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荒唐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这个有浓厚皇权专制主义残余的国度，不仅竟然还是问题，还要发生争论，更严重的是不少“革命家”不仅要坚持“一党专政”，而且，还要气势汹汹地对反对一党专制的人进行专政！他们无视历史常识。他们根本就没有看看，列宁布尔什维克党最初就是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执政的。毛主席更在《论联合政府》中论述了未来的中国将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事实也是这样，从1949年后，我国就一直实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和八个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联合执政。不要忘记，这八个民主党派还并不是共产党，不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党，而是资产阶级党。怎么坚持共产主义思想的同志要再建一个或多个共产党就不行了呢？在共产党已经变修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这一个共产党专政，难道不是在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一党专制辩护吗？当年英国共产党内部存在意见分歧，列宁在致英国共产党的信中，曾主张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也可以分别组织为两个共产党，哪里认为就只能是一个共产党呢？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分析过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是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造成的，而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要遵从的固定不变的模式。所以，具体到中国，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几个革命政党的联合执政、联合政府的模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这正是坚持社会主义。这个榜样，我们的同志怎么不去好好学习、好好理解呢？问题恐怕恰恰是相反的。正是由于我们没有坚持好联合政府的联合执政，破坏了这个民主制度，政协形同虚设，逐渐地向一党专制转化，其恶果就是为修正主义上台，蜕变资本主义提供了政治制度上的条件。这个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这里的主要教训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身上。而共产党之所以会发生蜕变，正是与从联合执政转化为一党专制密切相关。共产党发生蜕变并不偶然。在一党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不可能不蜕变。而共产党的蜕变，导致了国家的蜕变。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现实提出来的新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从实际出发，背诵一点教条，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几乎从共产党开始执政，毛主席就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危险。所谓不做李自成，就是针对这种危险而说的。建国后的大多数政治运动，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也都是针对这种危险而来的。
    但是，遗憾的是，这一切并没有解决问题，好多设想，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
    就是因为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没有制度，我们看到，至少会发生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制度是基础。为什么会产生走资派，制度是其基础。出了走资派，再打倒，一是难操作，二是不除根。根在哪里？在制度。只有逐步铲除产生走资派、产生修正主义的制度，才能防止出走资派，出修正主义。
    第二，没有制度，特别是没有民主制度，一旦走资派上台，修正主义上台，会发生革命人民没有反对走资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制度上的保证，相反，一党专制下的法西斯专政，却成为镇压革命人民的工具。
    我们实际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过程，而且正在继续经历着这样的历史过程。这个残酷的实践，使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制度的缺陷。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就要造反。中央是出了修正主义，但是，地方没有造反，既不想造反，也没有可能造反。因为没有制度保护。所以都只好跟着走了。就是最初中央发生反革命政变，上海获得了信息，可以造反，但是，只有知识分子王知常老师跑进会场，一把鼻涕一把泪，呼喊造反，说哪怕坚持三天，也会像巴黎公社那样留下原则。可惜，除了也是知识分子的朱永嘉老师支持外，市委、市革委的干部和工人领导人，没有这个勇气，剩下的只有束手待毙，低头认罪。为什么？没有制度保护。造反也要被镇压。
    我们亲身经历过的这些阶级斗争实践，包括从发生反革命政变，到邓小平上台，几乎等于反复向我们证明，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变修，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反映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历史局限。敢于抵制、反抗的进步力量还显得太弱小。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所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特权制度、专制制度有严重的弊端。二是、主要是，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没有民主制度保护党员和广大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力、权利。正是这种制度上的致命缺陷导致，直到今天，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依然无法展开。在这种局面下，不仅毛主席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而且，革命派无法举起毛主席的旗帜，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蜕变，因为没有保护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制度。在法西斯专政的沉重打压下，革命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个修正主义党的法西斯统治，并不是短命的，而是一搞就是四十年，并且还要充满“自信”地继续搞下去；而革命力量方面，除了不断表达对毛主席的深情怀念和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外，至今也没有能力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毛主席《致江青的信》）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很清楚，因为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保护人民能够起来保卫自己的政权，相反，有的是以一党专制为形式的专制制度保护着统治者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四十年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更越发严重了。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残酷。义愤不能代替历史的真实，我们只能直面历史，研究历史，力求从历史的真实中找出规律。
    我们面对的历史课题是，共产党自己不能解决自身发生蜕变、变为修正主义执政党的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又没有制度保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有权、有可能起来罢免这样的执政党，保卫人民的社会主义。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待创造。
    这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又是一个我们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历史任务。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同志甚至对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也没有意识到，更不用说关心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了。实际的情况是相反的，不少同志依然拿了错误的认识，作为已经真理在手的根据，去乱打同志。这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这些同志没有看到，现在的执政党控制的政体，说是一党专政也罢，说是多党并存也罢，实际的问题是执政的共产党变修，搞了资本主义蜕变，导致社会主义失败。这是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为了避免今后重蹈覆辙，就要找出办法，解决共产党如何才能不变修，人民如何才能管住执政党，这才是我们现在必须要解决的实际的历史课题。
   这一历史课题是反修防修的全部问题的关键，自然也是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只要共产党不变修，只要政权在人民手中，社会主义就不会失败；只要共产党变修，只要人民失去掌握政权的权力，社会主义就必然失败。因此，我们的一切考虑，最终都应集中在如何才能防止共产党变修、防止人民失去权力这个关键问题上。这二者应该是统一的、一致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执政，必然地会把自己的权力放在人民的管理、监督之下，而不会把自己的权力无约束地凌驾于人民之上。共产党是否变修的唯一标志还是落实在和人民的关系上。防止共产党变修，最根本之点还是要防止共产党脱离人民、背叛人民、对抗人民。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来说，问题不在一党执政还是多党联合执政，这只是执政的形式，问题的要害还是在执政党是不是服从人民的管理和监督，是不是在人民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能否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才是社会主义命运的关键。
    共产党变修、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已经证明，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适应解决这一问题的要求，而且是相反的，制度的弊端演变成了共产党必然变修、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基础。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现在必须从理论上有所突破，重新研究，重新认识，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通过党的制度建设、政治制度建设，使共产党能够有一个马列毛主义的领袖、领袖群体，有一条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路线，担当起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先锋队的伟大历史使命，并能够通过依靠人民的权力、权利，达到防止共产党变修，防止共产党凌驾于国家、宪法、人民之上，防止产生一个官僚特权阶级，而且，一旦发生这样的危险，在相应的政治制度的保护下，人民有足够的可能罢免执政党，重新选择执政党。只有形成这样一种名副其实的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机制，才能引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谷，重新从胜利走向胜利。
    可惜的是，我们有些貌似很革命很革命的同志，并没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没有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只是凭着一点点肤浅的教条，空发高调的言论，实际根本解决不了现实提出的任何问题。在我看来，这些同志在理论上的无知，自然是他们本身所处的阶级条件、历史条件决定的，他们自己可能并不意识到这一点，甚至还可能以为自己是真的很革命，真的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是，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不仅实际不是这样，而且客观上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不仅常常会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团结，还常常会干扰斗争大方向，还会给镇压反对法西斯专制、争取民主的各种斗争、包括组党活动提供借口。可以说，他们有意无意地地充当了法西斯专制的基础。问题的可怕就在这里。
    类似的误解，还有宪政的问题。谁要一谈宪政，哪怕你再三强调，我们所谈的宪政是社会主义的宪政、无产阶级宪政，还是要被扣上宣扬资产阶级宪政的大帽子。
    尽管毛主席对新民主主义宪政有明确的意见，但是，这些习惯开帽子工厂的同志，在热心伤害同志时，对毛主席的话从来是置若罔闻，搞实用主义的。
    我们先听听毛主席是怎样说的。
    毛主席于一九四零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召开的宪政促进会上有个演说，题目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89页，1967年版。）毛主席在演说的一开头，就首先肯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然后，毛主席对宪政做了具体分析。毛主席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毛主席的意见很清楚，宪政就是一种民主政治，就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因此，对宪政就要具体分析，看看是怎样的宪政，哪个阶级的宪政，是不是我们所要的宪政。毛主席正是这样分析问题的。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然后毛主席做了具体分析，说“它不是旧的、过时了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并进一步分析说，“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藉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们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同上，第690-691页）
    毛主席的这些意见清楚告诉我们，宪政，无非就是一种民主政治、一种民主政治的形式。这种民主形式，因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不同的阶级性质。
    宪政并不是排斥专政、和专政对立的，而是和专政相统一的，是通过一定阶级的民主，实行一定阶级的专政的特定形式。宪政是形式，其本质是实现阶级的专政。把宪政和专政完全对立起来，是错误的看法。毛主席讲得很清楚。毛主席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这就明白告诉我们，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本质，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实行专政。这是对宪政和专政相统一的关系的最好说明。我们说无产阶级宪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统一，或者说，人民民主宪政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统一，都是完全符合毛主席的这一教导的。
    既然宪政和专政是统一的，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宪政呢？
    道理也是毛主席讲的。一是“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二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同上，第693页。）
    毛主席讲的这两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当时，也适用于现在，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它可以完全正确地回答，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讲宪政、争宪政。
    道理如同毛主席所讲：
    一是，因为反动的修正主义统治者实行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推翻了毛主席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把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剥夺得一乾二净，现在谈宪政，就是要争取民主，就是要进行斗争，就是要重新革命。
    二是，如果重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获得胜利，吸取修正主义上台，将党凌驾于宪法之上，凌驾于人民之上，搞一党专制，搞资本主义，而劳动人民无法抵制和反抗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确立以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最高大法的政治制度，运用宪政这种政治形式，保护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防止任何个人、任何政党，窃居于宪法之上，从而达到防止修正主义上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可见，人民民主宪政、社会主义宪政，不但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而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
    对于宪政问题发生误解的同志，主要是对马列毛主义理论的掌握还欠火候，又多了一点教条主义和盲目自信。他们不懂得政治制度有形式和本质的区别。宪政本身只是一种政治制度，一种政治形式，判断具体实行的宪政的阶级性质，还是要看这种宪政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是哪个阶级的宪政。不能认为资产阶级曾经运用过的政治形式，就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无产阶级一概不能运用，这是错误的观点，是把形式和性质混淆了，也不符合人类总是在批判继承中前进的历史事实。形式和内容，形式和性质，是辩证统一的。既不能割裂，也不能简单等同。毛主席对宪政的论述，革命导师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论述，都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我们还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还有一个被修正主义完全歪曲、而一部分毛派同志也存在胡涂认识的问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军队的问题、特别是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先讨论社会主义军队问题的一般理论。
    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的一个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基本原则，就是用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更具体说，就是用劳动人民的全民武装代替资产阶级的常备军。这个原则的精神是不能动摇的，是必须落实的，形式可以变换，但是，本质不能变。
    通过军队国家化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一些基本理论并没有搞清楚，需要在这里再次说一说。
    国家的主要支柱是军队以及警察、法院等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的主要支柱从哪里产生，没有别的途径，只能从这个阶级中产生，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全民武装（全阶级武装，这里的“民”，是指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是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不也是农民的全民武装。军队，作为阶级对抗的武装形式、最高形式，其阶级性是非常鲜明的，是不能抹煞的。就是在发生外部对抗的情况下，对哪个阶级掌握军队也要作阶级分析。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这里的一个要害问题是，国家、军队、阶级实际是统一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东西。革命导师肯定巴黎公社用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实际也是肯定，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军队，就是武装起来的人民，武装起来的巴黎人民，是巴黎公社赖以存在的军事力量。历史事实也是这样的。
    毛主席继承、发展了巴黎公社的这一原则。“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就是这样的创造，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家和军队、和人民的完全统一。现实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还需要常备军，但是，我们的常备军是“人民军队”，不仅有这样的称呼，更有这样的性质。我们常说，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属于人民，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些说法、这个事实的本质，还是坚持、贯彻全民武装的原则，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国家学说和实践相结合的具体形式，是伟大的创造。
    可见，根据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社会的军队和国家是不能分开的，军队和人民也是不能分开的。分开了，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了。
    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看问题，军队国家化，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军队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军队，哪里有没有军队的国家，哪里有没有国家的军队？就是军阀，也把国家和军队统一起来了。我们讲的军队国家化，就是军队无产阶级国家化，就是军队无产阶级专政化，就是无产阶级掌握军队，这难道不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必须坚持的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吗？
    那么，为什么修正主义者会批判军队国家化、激烈反对军队国家化呢？   
    这一点也不奇怪。初看起来，分歧发生在理论上，实际主要还是因为涉及根本的阶级利益所在。
    修正主义统治者，在一党专制的形式下，窃夺了国家的权力，也窃夺了对军队的控制，并由此有可能实行反动的法西斯专制统治。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为了维护这个新的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要抓住国家机器，自然也就要抓住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国家机器的支柱----军队。列宁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是决定一切的。这是完全正确的。而政权的主要的支柱就是军队。因而可以进一步发挥列宁的观点说，军队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是决定一切的。正是这个道理决定了，修正主义统治者一定要把军队抓在自己的手里。这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于是，他们就要反对军队国家化，就要批判军队国家化。他们的理论借口，就是毛主席说过“党指挥枪”，他们歪曲毛主席此话的原义，离开毛主席讲话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偷天换日，把一个正确的意见，转换成自己的错误的意见。具体实行的结果，就是导致，人民的军队，国家的军队，蜕变成了修正主义党的军队，甚至是个人的军队。
    修正主义统治者这样说、这样做，其目的就是要把、事实是已经把人民的军队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私有军队。这是公然对宪法的践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九十四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宪法的这些规定，是毛主席时代宪法的延续，这是对中国革命成果的肯定，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人民军队的统一，军队隶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受国家的统一统帅和统一指挥。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不是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的专政，而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民主专政，是整个劳动人民的民主专政。军队是实行这一阶级专政的暴力工具，绝不是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的暴力工具。修正主义统治者的要害，恰恰在于他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蜕变为党的专政，同时，把人民的军队蜕变为党的军队、党的暴力工具。1989年就是修正主义统治者这种倒行逆施的活生生的残酷的验证。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充分暴露了修正主义统治者的所谓的“党指挥枪”的真实本质。这种“党指挥枪”，不仅早已背叛了毛主席的原意，使人民军队蒙羞，而且证明，从此，这支曾经创造过伟大奇迹、立下过伟大功勋的人民军队，已经发生蜕变，蜕变成了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的暴力专政工具。
    从这里，可以看到修正主义统治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歪曲和背叛。
    修正主义统治者的所谓“党指挥枪”，实际是把党凌驾于军队之上，从而也凌驾于国家之上。本来，国家是无产阶级的、人民的，但是，修正主义统治者却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手中窃夺了国家，借口所谓“指挥”、“领导”，把国家、军队变成了一党之私。这是十足的夺权斗争，十足的反革命政变。正是这一蜕变，使社会主义的国家，蜕变成了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军队成了保护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的暴力工具。什么“党指挥枪”？！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指挥枪，而是修正主义党指挥枪，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指挥枪，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指挥枪！我们今天面对的全国到处发生的血腥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借口“党指挥枪”，把党凌驾于军队、国家之上，正是修正主义统治者，将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最坏的法西斯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手段，以党代政，以党代国，是修正主义上台，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
    在这个问题上有胡涂认识的同志，要重新学习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学说，不要上修正主义的当，不要因为他们引用了几句毛主席的话，就不辨是 非，不要忘记，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里同样。
    不错，毛主席是说过党指挥枪，但是，毛主席意见的真正含意的是怎样的呢？我们略作分析。
    毛主席是在1938年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这一观点的。毛主席是这样写的，“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1—512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毛主席的意见是清楚的。
     毛主席这里主要是针对“枪指挥党”的错误，论述这一道理的。而且，可以看出，毛主席实际是对党的历史的总结，明确指出，要搞“枪指挥党”，要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的反面教员就是张国焘。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优点就是要进行武装斗争，强调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发挥说，“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512页）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只有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正确领导，才能保证枪杆子带来人民的一切。所以，毛主席又强调，“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把党的兵权和人民的兵权统一起来，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权利的一致性。
    毛主席的论述，没有涉及军队和国家的关系，因为那时人民还没有国家政权，还在进行夺取国家政权的武装斗争。因此，可以说毛主席的论述不涉及“军队国家化”这一问题，不是针对“军队国家化”而言的。
    毛主席有没有对“军队国家化”这一问题的论述呢？有。那就是在1945年4月24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
    毛主席是这样说的：“‘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交给它。”（974页）
    毛主席的意见是非常清楚也非常正确的。简单说，就是，人民的军队属于人民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理解、坚持的“军队国家化”，也就是，人民的军队应该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化，也就是毛主席这里强调的人民的军队应该属于“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毛主席还特别解释说，“军队和其它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它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958页）这就告诉我们，军队不过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统一体，是国家权力机关的一种形式，“军队国家化”不过是军队隶属于国家这一基本性质的一种表述。所以，毛主席才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我们关心的问题，不是军队是不是属于国家，而是军队属于怎样的国家。
    毛主席讲的道理，后来在宪法中得到了落实。懂了毛主席讲的道理，就可以明白，否定军队国家化，是骗人的伎俩，军队没有不国家化的，问题在于是怎样的国家化。我们面对的事实正是这样。不是军队没有国家化，相反，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化，只是控制在修正主义的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手里，属于这个统治阶级的国家化。为了欺骗人民群众，把这种军队国家化美其名曰“党指挥枪”。我们不仅要问，什么党？修正主义党，修正主义党代表的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这才是修正主义统治者批判“军队国家化”、坚持“党指挥枪”的实质所在。
    否定军队和国家的统一性，否定军队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否定军队属于人民。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也讲了这个道理。毛主席写道：“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毛主席的思想很清楚，国家政权机构的权力，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委托的，只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才有高度的权力。军队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自然也要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指挥。这正是“军队国家化”的意义所在。但是，也正是这一点，使修正主义统治者，不能不反对“军队国家化”，其实质，就是反对军队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指挥，就是反对军队属于人民。
    常言道，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修正主义统治者嘴里的“党的领导”已经成为它们篡军、篡国的华丽包装和打压工具。
    这是这个问题之所以发生分歧的根源：军队到底属于谁，到底应该听谁的、由谁指挥？！89风波已经用鲜血回答了这个问题。枪指向了人民，对人民开枪。这就是修正主义统治者、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坚持的“党指挥枪”的必然结果。
    我们的一些同志，看不到这些残酷的事实，却在那里自说自话地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号，制造混乱，打击同志，不仅和修正主义统治者唱一个腔调，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在为修正主义统治者的法西斯专政辩护，为修正主义统治者动用军队、警察镇压人民辩护，这难道不是已经和反动派的反革命行为同流合污了吗？
    这里还要谈谈“党领导一切”的问题。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需要、更应该说是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毛主席说，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今后还是要坚持这一条，而且是，更加坚决、更加正确地坚持这一条。
    但是，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党领导一切，不能理解为党凌驾一切，党包办一切，以党代国，以党代政，党政不分。
    如果结合实践，我们在这个问题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带来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就是，国家政权形式上有两套班子，一套是纯形式的，无权的，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在苏联是苏维埃系统）。再一套系统，是真正实质的，有权的，这就是党的系统。人大也好，政协也好，政府也好，都是听从党的系统指挥的。从地方到中央，无不如此。
    这种情况，总是以“党是领导一切的”为理论根据的。实际是歪曲了党的领导的正确的应该的意义，把“领导”变成了代替，而且是全面地包办代替。
    这里的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对无产阶级专、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性质和形式的错误理解，对党和这一政权的关系的错误理解。理论的不足，导致了制度的不足。
    这或许与一开始夺取政权的年代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有关，共产党不能不直接地担当起执掌政权的历史任务。可以说，这是形势所迫所必须，是不得已而为之。
    一旦随着形势的逐步发展和逐渐转化，阶级斗争的重点，从反对老的资产阶级敌人的斗争，转化为防止共产党自身发生蜕变、发生修正主义、发生特权阶级的斗争。这时，如何对政权和党的关系，从制度上作新的探讨、改革和处理，理论上实践上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但是，大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事实是，都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跟上去。人民已经有意见了，有行动了，上街了，在这种情况下，执政的共产党应该从自身工作存在问题，找出出路，进行改革，但是，很遗憾，事情走向了反面，没有正确认识、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意见，反而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外部势力的反革命颠覆活动，采取了镇压的作法。这主要表现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一次次事件的处理，以及我国当时也发生的所谓闹事事件的处理，甚至包括反右斗争，整风走向反面。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资产阶级思想是存在的，政治要求也是有的，外部势力的渗透也是存在的，但是，还要看到，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已经突出存在，而且是当时各种问题中的主要问题，是主要矛盾。可是，当时采取镇压的作法的结果，表面上看，好像是维护了社会主义，维护了共产党的领导，实际的作用是相反的，反倒使社会主义开始走向反面，使共产党执政开始走向反面，一步步最终蜕变为一党专制，导致党变修，国变色，社会主义失败。
    这一段至今我们还没有正确认识的历史，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今天认真总结的。
    今天，在有的同志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只能是一党专政。他们的理论很简单，既然是无产阶级的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只可能是一个，不可能是两个或多个。两个或多个，肯定会是资产阶级政党，而这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背道而驰的。
    更严重的理论上的错误，主要还不是这些同志的这种错误认识，而是涉及到对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原则的认识上的错误。过去，最大的理论上实践上的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和党专政等同化，以共产党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就有了那样的以党代国、以党代政的制度、体制。这是完全违背马列毛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的学说的。
    人民是首先感知的。人民的感知总是有道理的。列宁正是从人民的感知中，严肃提出了党内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问题。我们党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1957年就有不少人提出过“党天下”的问题（随后自然被打成右派），也发生了所谓的闹事事件，并且受到毛主席的关注和支持，但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这些正确的意见，这些正确意见所反映出的党已经出现蜕变的危险，都被掩盖了，否定了，打了55万右派，错误够严重的，但是，更严重、影响更深远的是打出了一党专制。这里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今天要重新总结。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从我们经历的历史事实出发，重新探讨这一问题。
    我们亲身经历了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节节失败和资本主义的步步胜利。而这一切的发生，是出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总书记抱怨苏东剧变时，竟无一人是男儿。这可是真有点老鸹飞到猪腚上。正是中国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党，正是在这个修正主义党的统治下，由这个党搞了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法西斯专政的资本主义。没有比这个背叛更无耻的了！无数共产党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竟然被这个打着共产党招牌的修正主义党给迅速地颠覆了。这真是人类最荒谬的历史。但同样，竟无一人是男儿。
    这个事实，残酷地告诉我们，问题就是来自一党专政、党天下。党的领导被歪曲为一党专制。党权就是政权，政权就是党权。党权脱离了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管控，凌驾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之上，国家机器成了党的机器，人民共和国，变成了党的专制国。在这种制度下，想让党不变色都不可能，想让特权阶级不产生都不可能。毛主席提出了大官特权论，实际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这一点，更严重的问题，关键的问题，还是在执政的共产党，到底应该怎样在制度上落实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特别是到底应该怎样在制度上处理好执政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理论上没解决，实践上留下的主要是教训。
    正是这一系列的理论上的不足，必然导致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会有不足。制度是基础，制度有不足，发展下去，出特权阶级，出修正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蜕变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今天必须花大气力研究。

     B、实际建设的政治制度有局限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社会主义的失败主要不是外部敌人打击的结果，而是共产党自身蜕变的结果。事实清楚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变修，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导致类似苏东发生剧变，改旗易帜；或者导致类似中国，走向打着“特色社会主义”旗号实际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专政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结论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的垮台是垮在共产党自己手里。要找原因，首先就要从共产党自身找原因。
    从1945年7月黄炎培和毛主席的著名的“窑洞对”，到1949年建国前后，毛主席一再呼吁我们不能做李自成，到自五十年代不停地进行的一系列反对资产阶级腐蚀，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直至到1966年发文化大革命，都是围绕一个问题，希望共产党不要蜕变，不要变修，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些努力可以看出，毛主席可谓费尽心血，也付出了极大代价，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问题好像又回到了起点。
    理论没有解决问题，实践也不可能做对、做好。
    总结社会主义失败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可以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处理好共产党到底应该如何执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
    这里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所有的执政的共产党，最终都搞了一党专政，而且是一党专制。
    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和局限，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里，是没有一党专政这个理论的。
    在列宁时代，最初的苏维埃政府，并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执政。后来因为路线发生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苏维埃政府。这就形成了一党执政的局面。面对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对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列宁只好继续坚持一党执政的形式。当时，有人攻击布尔什维克党是“一党专政”，列宁从布尔什维克党，自1903年以来一直代表着正确的路线，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一党专政”作辩护，列宁的意思是说，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专政”，实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这显然是列宁对“一党专政”攻击的一种反驳，而绝不能因此说，列宁赞成一党专政。
    毛主席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几个革命阶级共同组成联合政府的理论。这是一个大胆的新的伟大的理论创造。中国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有一个共产党领导，有8个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参加，共同组建了多党联合的政府。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是毛泽东主义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随后，在“四清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对于如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又曾做过各种尝试，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真正的彻底的解决。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处理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之间的关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要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就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共产党必须争取作为执政党而存在。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我们的宪法也写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的。
    问题不是出在这个原则上，这个原则是对的，问题是出在没有正确地处理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之间的关系上，没有把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地统一起来。
    这个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以党代国，也就是，以党专政。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指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人民的国家，在我国，这一国家的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我们国家的最高的权力机关。这一点，在我们的宪法中，是做了明确的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这样规定的：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这一表述，是关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的最权威最高的表述，是我们国家的所有的合法公民、合法党派，都必须严格遵循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也不例外。
        这个规定明确告诉我们，一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二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这就排除了任何政党具有这样的权力，更不用说凌驾于这些权力之上，哪怕是执政党。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准确的含义。
        按照这个道理，说共产党的领导，说共产党是执政党，都离不开人民代表大会，都应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共产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把“执政党”变成“党执政”。执政党执政，只能在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体制、机制下运行。
        但是，过去在理论上实践上的误区就在这里。共产党没有摆正自己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错误地理解和运行共产党领导、共产党是执政党这个原则。把共产党变成了权力机关，把共产党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党是领导一切的”，变成了党是高于一切的，党是代替一切的，党是包办一切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加强一党专政。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上、实践上的政治错误，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也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这个错误的必然的严重后果，就是会发生一党专政，甚至是一党专制。事实正是这样的。
        实现共产党领导、共产党执政的正确做法，不仅是应该遵循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同时也要不断改革、不断完善落实宪法这一规定的形式，逐步实现列宁所说的全体劳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从而，为最终国家的消亡创造条件。只有这样做，才是正确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做法，也才是共产党正确地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执政党的作用的做法。
        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了弯路，也许是受了苏联的影响，但恐怕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局限。
        在历史上，我们曾经激烈的反对过蒋介石反动派的一党专政，但是，在我们党执政的过程中，最终也在这个问题上失足，直到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依然坚持错误的理论思想。
        最近总书记谈治国，表达的理论思想依然是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是违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原则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总书记讲治国的效率，强调高效率的重要。但是，这样讲应该是有前提的，就是国家在谁手里，也就是所谓的国体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政体问题。在一定条件下，法西斯专政也可以实现高效率，一党专政也可以实现高效率，但是，这绝不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利益，而只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特权阶级的阶级利益。
        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方式，是可以实现高效率的，但是，实现高效率却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方式。我们和修正主义者的分歧就在这里。他们总是拿着发展经济、拿着高效率说事。但是，他们总是抹杀、否定、掩盖是发展什么样的经济？是哪个阶级的高效率？从“三项指示为纲”，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现在的高效率，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始终就在这里。毛主席批评他们，不管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但是，邓小平还是明确表示，不管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就再一次证明，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分歧的焦点，是共产党人和搞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分歧的焦点。
        国家机器一旦脱离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管控，凌驾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之上，那么，这个国家机器就必然地会发生蜕变，会变成压迫、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国家机器。苏东的历史教训是这样，我国的历史教训也是这样。这是一党专政推行下去的必然结果。道理很简单，一个共产党，如果实行违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国家管理形式，怎么可能不走向反面呢？列宁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毛主席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毛主席还实际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只是最终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总书记正是在一种错误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通常说的，人民当家作主。只有人民当家作主，才有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才有一切财产属于人民的公有制形式，才有社会主义的一切。社会主义是属于人民的，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正是社会主义的本义所在，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产党的领导，是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原则，这实际是把“共产党的领导”放在了人民之上、国家之上，因而是错误的。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产党的领导，那么，我们要问，如果，修正主义上台，共产党蜕化变质，社会主义的本质由谁来保证？换句话说，这样的所谓的“共产党”还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本质存在吗？共产党有可能蜕化变质，但是，人民不会蜕化变质，只有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才是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保证。
    执政的共产党，没有弄懂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学说，没有弄懂执政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就必然的出现以党代国、以党代政等等这些违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原则的错误做法，重蹈一党专政的覆辙，蜕变成毛主席批评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
    这几乎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的错误，中国也没有例外。列宁，毛主席做了不少工作，进行过严肃的尖锐的斗争，但是，最终还是没有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特权阶级的特权就是由此而来的，特权阶级的产生也是由此而来的。
    第二、我们所建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没有充分保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阶级的各项权力、权利，特别是毛主席强调的、宪法写明的劳动人民的管理国家的权利。
    从制度上来说，劳动群众始终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有工会，但没有任何的政治作用，顶多能管管生活上的事儿，能搞点娱乐活动，绝不会发挥列宁所说的政治学校的作用，也不会发挥，列宁所说的，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的作用。后来，有了“工代会”、“职代会”，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夭折了。在农村，四清运动中，曾经建立了“贫下中农委员会”，这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组织，是为贫下中农监督生产队干部而建立的，但是，因为紧接着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种组织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没有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这些措施的存在，只能说明，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党，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总体来说，在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关于劳动人民的政治组织问题还在摸索之中。没有组织，劳动人民想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是非常困难的。相反，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如果劳动人民想建立自己的组织，常常被视为是非法的，甚至会遭到镇压。
    如果联系今天的现实政治生活，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它已经成为修正主义统治下，实行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表现。《宪法》第35条所写的人民群众的自由结社的权利，变成一纸空文，完全被法西斯统治者剥夺了。
    不仅人民有自由结社的权利被剥夺了，《宪法》第35条所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全部都被剥夺了。没有这些权利，人民怎么表达自己的意见？人民怎么管理国家？人民怎么当家作主？事实上，实际的结果，就是不让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让人民做顺民、做奴隶，对人民实行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
        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一个号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人民却没有任何的权利，这只能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是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都不如的反动。正是基于这个弊端在苏联所造造成的悲剧，毛主席曾批评说，“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不是看宣称，不是看招牌，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劳动人民有没有真正的民主权利。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一个劳动人民没有任何民主权利的国家，还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
        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没有处理好人民的民主权利，是背离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一个严重错误。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会发生蜕变，而且一旦发生蜕变，又会变成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证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错误认识，必须纠正。这就是，有些人一再说，在中国如果一搞民主就会天下大乱。
        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专制辩护的谬论。一是在中国还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你有什么根据说如果在中国实行民主就天下大乱了？二是，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实行了民主制度，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苏东不是也都走向实行民主制度了吗？就是台湾海峡的对面不也实行了民主制度吗？在这些地方，我们不是没有看到发生天下大乱吗？当然，有矛盾，就会有乱子，小乱子是难以避免的，这根本不能成为拒绝民主的理由。况且，我们说的要实行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民主，是对人民有利的民主，人民干嘛要搞天下大乱呢？现在的事实是，人民群众迫切地要求民主，而不是要求天下大乱，人民群众很清楚，天下大乱对于人民群众是没有好处的，更不赞成借口防止天下大乱而拒绝民主。
        有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命运。共产党能否处理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是共产党能否真正担当社会主义领导者重任的关键问题。
        第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保留了过多的特权。
        巴黎公社是革命导师充分肯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典型，巴黎公社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巴黎公社的委员不能享受任何特权，工资也只是相当于普通技术工人的工资。但是，从苏东到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都没有很好地贯彻巴黎公社原则，都搞了特权制度，特别是大官，享有过多、过高的特权，像毛主席所说的“比资本家还厉害”。
        这种特权，既包括政治特权，也包括经济特权。党的干部官僚化，无论走到哪里，前呼后拥，高人一等，开口说话，就是指示，形同封建官员，甚至超过封建官员。至于薪水高，住好房子，有小汽车，有服务员，这都不在话下，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这是在特权制度下的一种必然现象。所谓无官不贪，就是对这种特权制度必然导致腐败的描述。在这种制度下，要想做到出污泥而不染，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是对的，是特权制度必然地导致了腐败。
        这里要特别说明，特权不是资产阶级法权，顾名思义，特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权利，这当然和资产阶级法权不是一回事儿，按劳分配中所包含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批评的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的，实际的不平等，而特权，在形式上也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是一种特殊的高于一般人的权利，这种特权，一般来说，这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也就是说，属于通常所说的封建主义社会的东西。这在理论上必须搞清楚，必须把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的界限搞清楚。这是很重要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就必然的要包含资产阶级法权，但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只能限制，无法消灭，它的存在带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特权就不同了，无论是政治特权，还是经济特权，都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不应该也不允许任何人享有特权的社会。尤其共产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政党，怎么可以搞特权呢？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永远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只能和人民群众平等相处，怎么可以高居于人民之上，享有特权呢？资产阶级还讲人生而平等，如果共产党人搞特权，不是连资产阶级也不如了吗？也许正是基于这些问题，毛主席才预见到，如果修正主义上台，就会搞资本主义复辟，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毛主席是对的，事实正是这样。
        特权的危害是毋庸讳言的，特权是一种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特权制度的存在是特权阶级的基础。特权阶级是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是搞最坏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阶级基础。特权是长在社会主义社会身上的毒瘤，铲除特权，坚持巴黎公社原则，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根本措施。
        正是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些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方面的局限，决定了必然要产生修正主义，必然要发生资本主义蜕变，并且，因此才会如毛主席所说的，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而且是搞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马克思说，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有内在必然性的过程。从苏东到中国，产生修正主义，发生修正主义上台，发生资本主义蜕变，也是这样一个自然过程。这不是个人罪孽的结果，而是历史内在的必然性发展的结果。从赫鲁晓夫到邓小平，他们是有历史责任的，骂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叛徒，并不冤枉他们。但是，如果把这场历史发展的变动，历史发展的曲折，仅仅归结为这些历史罪人叛卖的结果，那倒是过高地夸大了这些历史罪人的历史责任，也是把历史的发展、变动、曲折，看得太简单了。不过是一种小孩子简单地区分好人坏人的幼稚思维方法，而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分析历史的方法。因而，也不可能找到其中的历史规律，也不可能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必须摒弃这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去解释这场历史剧变。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正視社会主义的失败、科学解释社会主义的失败、争取再度建立社会主义的不可推卸的职责。


        四、团结起来，争取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反动的、畸形的、落后的、过时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的存在，是没有生命力的，只能是短暂的，它必将被新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所代替。这一点恐怕是确定无疑的，也是当前中国人民的共识。
        那么，如果要问，它将被一个怎样的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呢？可以肯定，在当前这个社会状态下，不同阶级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回答。
        在我们看来，代替这个反动的社会形态的，只能是通过社会主义再革命，重建一个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简称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当然，我们也看到、估计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类似苏东剧变，通过所谓“颜色革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包围和影响下，这种历史可能是存在的，是不能完全排斥的。应该看到，如果人民群众做这样的选择，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如同现在的苏东。
        人们或许还会问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没有自行改良的可能呢？就现在的事实看，暂时还没有这个可能。列宁说，改良是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没有阶级斗争的推动，就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也是不会发生的。相反，如果发生阶级斗争，特别是发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那它的结果是改良还是革命？我想这是一个不说自明的问题。
        这是中国人民的再一次的历史选择，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哪一个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哪一个更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选择的权利握在中国人民的手中。
        我们坚持选择社会主义。70年前，我们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选择了人民民主社会主义；7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努力争取经过社会主义再革命，再次选择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只是，这一次，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重建人民民主社会主义。
        事实告诉我们，要想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
        要想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弄懂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论。
        从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对他们毕生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来说，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没有经济危机，就不会有政治革命。恩格斯晚年，1895年，在为马克思的《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著名《导言》中，结合他和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曾预言新的革命高潮将会到来这一错误判断，再次郑重重申，革命不是靠主观愿望就能发动的，革命的发生，有它的内在的必然性，这就是，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危机，才有可能发生、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革命导师恩格斯最后为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教导。
        列宁在具体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继承了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思想。在《国家与革命》这一伟大著作中，列宁提出了著名的关于革命危机到来的两个条件，一个就是，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再一个就是，下层被统治阶级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进一步的发展。列宁提出的革命危机到来的这两个条件，很具体，很实际，也很准确，是对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的科学总结，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自然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进一步的发展。十分清楚，只有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才会创造出革命危机到来的这两个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的这些意见，是我们在今天依然要坚持、要遵循的革命原则。只有坚持这一革命原则，才能和左右倾错误思想路线划清界限，才能正确地发挥我们敢于和善于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主动性。
        总体来说，在没有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危机出现以前，尽管社会上已经存在普遍的不满，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条件还是不具备的，贸然去做，不仅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而且最终是不可能成功的。至于，不顾现在的历史条件，生搬硬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试图现在就带领人们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去做一些不切合实际的事情，留下的只能是犯错误的沉痛教训。关于革命的形式问题，还是应该学习恩格斯晚年所写的《导言》，在那里，恩格斯明确指出，在大城市的街道变得宽阔而笔直的情况下，1848年革命曾经使用过的巷战战术，已经过时，已经不能轻易采用。恩格斯的意见很清楚，革命的原则是必须坚持的，但是，革命的形式，革命的做法，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必须随之变化调整的。这应该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
        历史的道路总是不平坦的、曲折的，历史的形势，也总是有高潮、有低潮，不断变化的。我们只能顺势而行，尊重历史的辩证法。我们常说，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也是完全适用的。
        应该看到，现在还不具备立即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条件，从这一实际出发，现在应该要做的，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再革命做准备工作。
        这是一个艰苦的细致的工作，是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不可缺少的工作，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一些准备工作要做。
        第一、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列毛主义，认真读马列毛的书，认真研究100多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提高我们的马列毛主义的水平，掌握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条件。
        社会主义再革命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阶级的阶级革命，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担当这样的历史任务的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阶级，这个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的领袖、领袖集团。没有马列毛主义的武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阶级不可能成为自为的阶级、革命的阶级。
        所以，普及和提高我们的马列毛主义理论水平，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首要的历史任务。
        这是一场为革命而进行的思想发动。也是毛主席说过的，进行任何一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总是要先做舆论上的工作，也就是思想发动工作。在苏东，有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实际就是做资产阶级的颜色革命的思想发动工作。在我们这里，为了推倒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推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抛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先做思想发动工作，什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什么批判“两个凡事”，什么“毛主席是人不是神”，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舆论工作，思想发动工作，不过这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思想发动工作，而是阻碍历史进步、拉历史倒退的反动的思想发动工作。这也正如毛主席说过的，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这是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40年来，我们虽然没有能够推倒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但是，我们对马克马列毛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对毛主席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宣传，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宣传，还是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的，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倒行逆施的认识，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在认识上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进步。从今年人民群众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的规模空前盛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给普及、宣传马列毛主义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从网站到红群，都是非常好的宣传工具、宣传形式。尽管法西斯专政总是采取各种镇压措施，但是，这并不能达到他们的反动目的，依然无法阻挡广大人民群众层出不穷的巧妙的宣传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马列毛主义的革命道理，在批判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的社会灾难和社会黑暗。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憎恨资本主义，怀念社会主义，希望在中国重建社会主义。
        我们坚信，只要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被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那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发动，就是任何反动力量都不能阻挡的。
        第二、作为发动社会主义在革命不可缺少的一步，就是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争取人民民主。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上述《导言》中，再三叮嘱我们，马克思和他，从发表《共产党宣言》到如今（1895年），一直强调，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争取民主。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策略思想，反复强调了争取民主，对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俄国革命的一步一步的发展和最后走向胜利，验证了列宁的思想理论、革命路线是正确的。革命导师在争取民主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思想和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有着非常现实的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正在痛苦地经受着法西斯专制的白色恐怖，这是一种非常反动、非常落后、非常残酷的统治形式。他带有浓厚的封建专制主义性质，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最低层次的政治斗争，只能是必须争取民主，尽管这实际上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
        必须充分认识到，争取民主的斗争是政治斗争。这一斗争，远高于维权斗争、经济斗争。正如列宁教导我们的，维权斗争，经济斗争，这些斗争，还不是严格意义的阶级斗争，更不是政治斗争，用列宁的话说，顶多是阶级斗争的萌芽。我们要坚持列宁的这一思想，不要把自己的斗争，局限在维权斗争、经济斗争的范围内，而要上升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水平上来。争取民主的斗争就具有这样的政治意义。
        面对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争取民主，是历史上升阶梯的不可跨越的一步，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最低的起点。从这个最低的起点做起，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经的顺序。
        有了民主，哪怕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就如同列宁强调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阶级，就有了参加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舞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阶级，就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组织自己的政党，做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并广泛地投入实际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最终实现通过社会主义再革命，重建社会主义社会。
        这是在今天中国的现实的历史条件下，要想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无法回避的必然的历史进程。
        要不要争取民主，如何争取民主，争取民主的意义在哪里？在这些问题上，毛派当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有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多年，我也曾发表过我的意见。这里不去重复。只想就两个在我看来不正确的认识，再做一点讨论。
        有的同志认为，面对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争取民主的策略是不符合实际的，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以民主，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怎么可能有民主呢？在他们看来，争取民主是幻想，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有反面的消极的作用，会帮助资产阶级欺骗、麻痹劳动人民，消磨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从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要想获得民主，只有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才是可能的。
        这些想法，从一般原则上来说，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如果把这些原则变成僵死的教条，那就走到他的反面去了。
        如果联系到革命导师的教导和历史实际，这些想法的不足，是很明显的。
        革命导师对于资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是有分析的，是把他作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待的。如果把资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是没有发展变化过程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自然也不符合革命导师的教导。最简单的事实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既有法西斯专制的政体形式，也有民主共和国的民主的政体形式，这是两种具有很大区别的政体形式。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但统治的形式是有很大不同的，是有明显的高低区别的，更不用说，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体，也有各种不同水平、不同高低的层次。例如革命导师就给瑞士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给予很高的评价。革命导师是面对事实，从实际出发，提出理论见解和政治评价的。这样的思想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正因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革命导师都曾强调过，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可以也应该首先争取将专制政体通过阶级斗争转化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民主政体。恩格斯有句名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进一步发挥了恩格斯的这个意见。
        道理很清楚。在资产阶级专政下，特别是在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下，争取民主，不仅是非常迫切的历史任务，而且是必须完成的、绕不过去的任务，又是有可能实现的历史任务。
        那么，这里要问，这种争取民主的斗争，应当怎样确定它的历史地位呢？具体说就是，这种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属于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范畴之内呢？还是属于有别于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或称人民民主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等等）范畴之内呢？
        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和所谓的“二次革命论”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
        这里不想多讲了。
        革命的性质，是由革命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决定。大家都承认，中国已经蜕变为一个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推翻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重建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历史任务，只能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
        争取民主，只能是进行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步骤。不能仅从反对专制、走向民主这一围绕政体展开的斗争去确定这次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基本性质和根本任务，是解决国体的问题，也就是，解决哪个阶级统治的问题。我们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只能是为了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可能仅仅以争取民主为目的，更不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面前停步，我们要争取要实现的是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而实现这一点，只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才有可能。以这样的目的展开的革命，正是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
        争取民主不过是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步骤，一个起点，把争取民主贯彻到底，是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步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
        这才是马列毛主义关于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积极展开争取民主的斗争的正确的理论观点。
        第三、我们需要一个马列毛主义武装的新的中国共产党。
        这个题目，应该说，是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的看法。问题在于，面对法西斯专政，面对不允许组党，怎么去实现这一点？
        实践已经证明，硬要去公开组党，只会遭到残酷镇压，有的同志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给革命造成损失。
        秘密组党行不行？实践也已经证明，因为受到许多具体条件的限制，暂时也是行不通的。例如，缺少职业革命者；专政机关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条件派出卧底打入秘密组织；加上现在的高科技手段，使秘密活动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共产党人试图组党所遇到的实际困难，而且，一时尚难克服。
        怎么办？
        不组织共产党，还叫共产党人吗？没有共产党，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吗？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就不能没有一个马列毛主义武装的新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件我们非做不可的革命任务。即使面临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去做，而且要做成功。
       任何一个政党，都是由许多部分组织而成的。如果说，现在不能公开组党，那么，我们现在至少可以先准备好组党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特别是我们在本文中所检讨过的历史教训，主要涉及过去中国共产党所存在的一些局限和不足，在我们要想重新组建一个更高水平的、用马列毛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不能不认真考虑、认真给予解决的。
        例如，
        我们毛派同志要通过学习马列毛主义，特别是学习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我们要组建的新的马列毛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党纲搞好，把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搞好。
        实际上，近年来，我们已经在不断做这个工作。我们所召开的几次毛派同志的代表会议，会议所形成的《纪要》，像《洛阳会议纪要》，《韶山会议纪要》，就是这样的准备工作。这是体现党的水平的一件标志性工作，值得同志们重视和研究。
        再如，
        共产党需要一个领导斗争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由党的领袖、领袖集团组成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革命导师有论述，我们在本文中也有总结。
        经过这几十年的艰苦的斗争，在我们毛派当中，已经涌现出了这样的党的领袖、领袖集团。他们比较好地懂得了一些马列毛，又能团结同志一起工作，又有较好的批评、自我批评精神，他们将要担当起未来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
        毛主席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人是需要帮助的。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党的领袖、领袖集团。水平的高低是相对而言的，领袖、领袖集团够格不够格也是相对而言的。我们不必苛求领袖、领袖集团，也不必互不服气、互相看不起，致使我们老是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无法建立起一个团结的有纪律的严明的共产党。这样的状态，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我们可以通过严格的选拔和监督的制度，挑选较好的获得大家认可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成为新的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革命的马列毛主义武装的共产党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都要胸怀全局，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不要为自己去争做党的领袖；但是，却一定要去拥戴、去维护、去支持党的领袖、领袖集团，做到做好这二者，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必须坚持的原则。
        再如，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为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领导力量，不仅在质量上要有保证，而且，在数量上也必须有保证。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没有一个质量和数量相统一的强大的共产党，是无法完成社会主义再革命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
        我们有做好这一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这是苏东各国所没有的，也是苏东各国发生剧变，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就是，和苏东不同，我们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我们经历了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特别是我们还搞了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对于在中国会出修正主义，会发生资本主义蜕变，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特别是，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头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展开过多次斗争，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套是非常熟悉的，也是能够看清其本质的。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以，从邓小平他们上台，从他们开始贯彻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蜕变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蜕变的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阶级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几十年来，所谓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虽然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强行推行修正主义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整个中国一步步资本主义化，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但是，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不仅始终存在，而且越来越加强。
        这样的一场阶级斗争，在当年的苏东，基本是没有的，那里也有对修正主义统治的不满和反抗，但是，那是以资本主义诉求展开的，正因为这样，斗争的结局，就是发生苏东剧变，也就是所谓的颜色革命。从修正主义的特权阶级社会，剧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社会。这不能简单地扣上“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但这却绝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历史走了曲折的弯路。这不完全是历史的倒退，但这顶多也只是历史曲折地向前。
        这是苏东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只能从苏东的历史条件，去解释这一历史的转折。
        我们不同，我们有毛主席，我们有毛主席的思想，我们的人民是毛主席教育出来、带领出来的人民。广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不是不起作用的。
        有一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尽管中国现在已经发生资本主义蜕变，但是，这到底还是和苏东剧变有重大区别。修正主义执政者一再说，“我们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也许是他们的真诚的主观动机，所以他们一直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子，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穿着共产党的外衣。当然，经过40年的实践的检验，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必争论的。但是，就算是他们为了欺骗才这样做，我们进一步想，他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欺骗方式？而不采取其他的欺骗方式，例如公开宣布放弃社会主义，恐怕这还是与中国的党心、民心所向分不开的，与中国人民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分不开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级基础、政治基础，是我们重建真正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的非常重要、非常有利的群众条件。政党是一种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首先的主要的就是体现在群众身上。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之所以强大有力，就是因为这个党的成员，来自占人口最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阶级，这就保证了这个党的质量和数量。我们现在就有这样一个有利条件，这是毛主席给我们创造的留下的有利条件。毛主席的伟大形象，毛主席的伟大思想，一直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这就必然地形成了一种伟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凝聚力，毛主席的红旗，依然在中国的上空飘扬，毛主席作为伟大的统帅，依然在指挥我们亿万劳动人民和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殊死的斗争！
        正是因为这样，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最害怕我们组党。所有试图这样做的同志，都受到残酷镇压，都不同程度地蒙受牢狱之灾。
        但是，反动派永远不会明白，他们这样做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虚弱的表现；不是真理在手的表现，而是横蛮无理的表现；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表现，而是拉历史后退的表现，一句话，反动派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反动派，不知道自己是在阻挡历史前进，而阻挡历史前进总是要失败的。
        我们却恰恰相反，我们懂得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懂得历史曲折前进的辩证法，我们坚信，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依然是对的，依然是有效的，因此，在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短暂黑暗时期，我们依然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肯定还会再一次实现。这正是历史辩证法，没有低谷，没有曲折，还是历史吗？失败只是带来历史的悲壮，胜利的欢乐是对失败的合理补偿。历史的伟大和精彩，不正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吗？
        请同志们坚信，党，会有的。有马列毛主义理论的武装，有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路线，有懂得并会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马列毛主义理论、马列毛主义革命路线的领袖、领袖集团，有坚实的大量的信仰马列毛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阶级的优秀分子，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一个真正的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新的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是确定无疑的吗？
        鉴于现存的法西斯专政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不能也不必公开组党。但是，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现在，谁能否定在中国的大地上，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在隐形存在？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一旦历史出现了必然会出现的历史条件，犹如一声春雷，一个有形的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就会立刻顺应历史的需要，屹立在中国的大地上，担当起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
        我们研究中国特色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总结的历史经验，落实到新的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从而不仅能够成功领导中国人民再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能够吸取前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建设一个新的更加符合历史实际、因而更加稳固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的历史任务。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完成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所做的一点微小的工作。
        在结束这次工作的时候，像每一次在进行这样的学习、研究工作之后，都有的那种对共产主义未来充满信心、充满激情的感受，禁不住再次庄严地向世界宣告《共产党宣言》那句老话：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018年8月5日初草
                                 2019年12月26日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