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特殊性中寓于的特殊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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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特殊性中寓于的特殊历史必然性

                                 ——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点新思考

                                                                   项观奇

        历史现象没有简单的重复。历史现象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到处以历史的特殊性而展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了在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最一般的规律。这是马克思的一大贡献，实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实际也应是恩格斯的一大贡献（只是因为恩格斯的无私和谦虚，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一点。其实，马克思的两个贡献，恩格斯都是有份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做过经典的权威的解释。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是这样说的：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上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们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82~83页。）

        马克思的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实质就是就是运用唯物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最一般规律所做的高度抽象、高度概括。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是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序言，因此这里的表述，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基于他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而言的。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的论述是很重要的。

        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所写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两次相同地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

        “《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2页。）

        恩格斯是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明确说他所表述的是“《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而《宣言》是共产党人进行阶级斗争的宣言，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这就不仅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论述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要从阶级、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论述历史唯物主义，从而证明共产党人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以科学的理论为基础的。

        毛主席读懂了恩格斯的意见，所以才留下了那样一段名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6页。）

        正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道理，我们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时，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我们的基本的研究方法，从而帮助我们找到我们所要认识的人类社会的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历史规律性。

        我们通常就是这样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转化为唯物主义的研究历史的方法论。

        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就使我们能够对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现象的运动的规律性获得比较深刻、比较正确的认识。

        但是，如果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人类社会历史在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又并不是刻板的教条的模式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千变万化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呢？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历史本来就是这样的。

        因此，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社会历史简单等同起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人类社会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规律，但它并不能代替具体的生动的具有无限特殊性的人类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如果这样想、这样做，就会把人类社会历史误解为简单的干瘪的毫无生气的教条，就会把真理转化为错误。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大体说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历史过程，是以他当时所了解的世界历史知识为前提，对于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逻辑的、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而提出的“演进”过程。这是一个正确处理具体和抽象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范例。这不是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看问题，也不是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看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规律，而是从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具体的特殊的社会历史中抽象出由低级向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规律。

        这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的论述方法。它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变成抽象的干瘪的教条，而是把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和具体的丰富的历史实际发展过程统一了起来。

        这尤其对于认识前资本主义人类社会历史的丰富的多样性中所包含的规律性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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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全部地自然地完成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历史过程，或者，后来所讲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历史过程；而各地区、各国家的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发展史，都表现出自己的丰富性、多样性。

        正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这种丰富性、多样性，会使人们感到困惑，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在无法作出科学解释时，就会不自觉地滑向历史唯物唯心主义。要么从人类有思想、有能动性的特点去解释历史，要么从英雄人物的偶然存在去解释历史，要么甚至从神的主宰去解释历史。

        如果不想滑向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究竟应该怎样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呢？这就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纲，和历史唯物主义统帅、展开下的目，辩证统一起来；也就是说，要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律和人类社会历史基本规律展开的具体的特殊的规律，辩证统一起来。

        本文就是想从这个角度做一点抛砖引玉。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的问题。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规定性，是以条件为转移的。条件变化了，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规定性也就随之发生转化。

        任何普遍性，任何共性，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同样，任何特殊性，任何个性，也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二者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

        正是坚持这样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就有了本文的题目《论历史特殊性中寓于的特殊历史必然性》，历史的特殊性中寓于着特殊的历史的普遍性，历史的个性中寓于着特殊的历史的共性。这个层次上的历史普遍性、历史共性，支配着这个层次上的历史的特殊性、也就是支配着这个层次上的特殊的历史现象的展开。

        历史总是以历史的特殊性而存在的。而历史的特殊性，又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其中包含着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发生支配作用的结果，正是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这种历史特殊性的必然性。

        作为方法论，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定的具体的特殊的历史现象的时候，是不能不考虑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的。

        而以往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时候，却常常忽略了这些历史条件，特别是没有上升到研究历史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的方法论的角度去重视这些历史条件。

        这就是上面我说的，仅仅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总纲作为方法论，还是不够的，为了正确地科学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方法论，在它的下面，还需要一些相应的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不可缺少的更为具体的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的方法论，从而帮助我们真正地更好地把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方法论贯彻到底，贯彻于研究以具体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特殊的历史现象中去。

        这里，举几个例子。

        例如，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的差异，是带来人类历史特殊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有论述。斯大林强调：“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绝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2页。）斯大林的这个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影响很大。

        但是，这样说，至少还是不够全面的。

        越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就越大。像农耕民族和畜牧民族的产生，包括他们的生产力的形式和生产关系、社会组织的形式，都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就是到了近现代，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依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像矿产资源丰富的程度，地理位置重要的程度，都会对这一地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形态产生重大的影响。

        中东石油资源的发现，给这一地区的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是人所共知的。这也说明，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影响的程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而在不断变化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方法论，还有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产生原因的论述。马克思、包括恩格斯，认为古代印度等地，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为了发展农业，就需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在一个个孤立存在的农村公社之上，有一个能够建设和管理这样的水利工程的专制政府、专制君主。正是基于这样的由地理条件决定的生产方式上的特殊原因，产生了特殊形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我们这里不涉及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的争论，我们主要讨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我想，他们这样分析印度古代的历史，从方法论上来说，是不会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恐怕应该是相反，这恰恰是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由此可见，在研究一切地方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的时候，不能不看到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对这一地区历史特殊性的产生所起的重要的必然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再如，民族特点的差异，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差异，也是带来人类历史特殊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物存在差异是绝对的，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这样。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这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很容易看到也很容易理解的事实。

        纳粹主义所搞的人种优劣论是错误的反动的，是为剥削阶级的阶级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服务的。看看历史，无论是古代的历史，还是近现代的历史，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它曾经给各民族带来沉重的灾难。对这种错误的反动的种族主义的批判是正确的必须的。

        但是，不能因此就不承认、不敢谈各民族都是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的，特别是，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抹杀掉民族特点对于各民族的历史特殊性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不承认或抹杀民族特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创造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特点，归根结底，是人类的特点决定的。人类最基本的特点是从事生产活动，在这个基础上，又相应地产生了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的更多的特点。人类不是孤立地创造历史，而是以群体的形式创造历史，即是其一。民族就是人类群体创造历史的一种基本的特殊的形式。各民族的历史都有各民族历史的特点，这只能解释为是各民族的民族特点的一种历史必然性的反映。

        在阶级社会里，民族特点是依然存在的。只是在这时，阶级特点是民族特点的实质；民族特点是阶级特点的表现形式。尽管是表现形式，是历史特殊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不能因为它是形式，就否定它的存在，否定它体现了历史的特殊性。不要忘记，形式是重要的，因为，任何内容总是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深刻地认识内容，离不开深刻地认识形式。或者说，只有同时深刻地认识形式，才能深刻地认识内容。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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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的特点，很重要的是从思想文化上表现出来。所谓民族传统，很重要的也是从思想文化上表现出来。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民族传统，是在世世代代相续继承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会对每一时代的这个民族的历史特殊性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研究这一民族这一历史时代的历史特殊性时，必须研究造成这个民族的历史特殊性的这些属于这个民族的特殊的历史必然性。

        就是到了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各民族的民族特点的差异，还是相当巨大的。像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像印度的种姓制度，像在世界各地存在的不同的宗教文化，都对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历史的特殊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些这些地区、这些民族、这些国家的历史的时候，不能不给予充分的关注的。

        再如，人类不是孤立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概言之，一切外来影响，也是带来人类历史特殊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有带来历史被打断，甚至被毁灭的；也有带来历史获得进步，甚至获得跨越的。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举不胜举。

        美洲印第安人几乎被灭绝，是印第安人历史被打断、乃至被毁灭的人所共知的典型。但同时，又是美洲新的民族书写新的带有自己特点的历史的开端。

        至于落后民族，通过各种不同的交往形式、包括战争，学习、接受先进民族从生产力到思想文化的一切自己尚未达到的历史成果，从而实现自己民族的跨越式进步、甚至被先进民族同化，实现民族融合，也是到处可见的历史现象。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几次南下的历史过程和最后获得的历史结果，是产生这一历史特殊现象的充分例证。而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是发生在近代的进后民族向先进民族学习，从而实现历史跨越式进步、完全改变了本民族历史进程的大家熟知的例证。

        就是自古以来连绵不断的各民族之间的征战，实际也是各民族交往的形式，其结果也并不总是消极的。所谓正义战胜非正义，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问题，实际也是一种推动历史进步的特殊的形式，发挥了推动历史进步的特殊的作用，从而导致了诞生了新的特殊的历史现象。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埋葬德、意、日法西斯的基础上，使这些国家成为新的具有自己特殊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就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则为下一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种历史的推动作用及其产生的特殊的历史成果，是各民族在互相交往、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实现的。

        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交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的一个共同的、规律性的作用，就是直接影响到人类历史的创造，直接影响到人类历史的一定的历史特殊性的产生。

        这就是我们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历史的时候，不能忘记，在人类交往过程当中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是产生任何一个具体的特殊的历史现象的重要条件。

        再如，历史偶然性、包括偶然的个人的历史作用，也是带来人类历史特殊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常常说，为了使历史研究具有科学性，就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当然是对的；我们又常常说，为了能够体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就是要从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中寻找出它的规律性、必然性，这当然也是对的。

        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历史科学毕竟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把真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忠实地记录下来，并给予科学的说明。

        这二者应该辩证统一于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之中。

        这表现为两个历史层次上的历史必然性的辩证统一。一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去揭示一定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的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再一个是从历史偶然性、包括偶然的个人的历史作用，去揭示一定的特殊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的特殊的历史必然性。

        只有做好这两个层次上的历史必然性的研究，才能写出一部真正符合历史实际的“信史”。如果相反，只注意揭示一个层次上的历史必然性，而忽视另一个层次上的历史必然性，就会把历史改铸成千篇一律的刻板的教条，而不是生动活泼的千变万化的真实的历史。

        我们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时候，难道没有这种偏颇吗？我看是有的。

        例如，我们在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时候，我们侧重于批判英雄史观，批判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倾向。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有时又忽略了对个人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没有很好地回答，个人究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特别是，没有很好地回答，为什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会产生这样的个人，个人又能发挥这样的历史作用。这实际还是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到底，贯彻于科学分析个人为什么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会发生这样的作用。

        只要面对实际存在的真实的历史，就不能不承认许多重大的偶然因素，许多特殊的历史人物，对人类历史的特定的历史现象，是会产生巨大影响的。     

        眼下有一个很能验证这一道理的例证，这就是南北朝鲜所发生、所存在的不同的社会历史状况。

        原本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是现在，却分成为两个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政治制度、政权性质，以及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总而言之，全社会的社会状况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同？

        这就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分析南北之所以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具体的特殊的各种历史原因。这些历史原因，看起来是偶然的、包括是个人的或外来的；但是，正是这些偶然的、包括个人的或外来的历史原因，造成了南北朝鲜的各自的特殊的历史现象。就形成南北朝鲜的截然不同的特殊的历史现象而言，这些偶然的、包括个人的或外来的历史原因，在其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的，体现了产生这种历史特殊性的历史必然性、历史规律性。

        其实，一个中国，海峡两岸的大陆和台湾目前所存在的根本差异，也是只有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充分展开，才能对海峡两岸产生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给予科学的解释。

        当然，仔细分析这些偶然的、包括个人的或外来的历史原因，是相当广泛相当复杂的。我们这里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问题。

        偶然和必然，个人和整体，内因和外因，这些对立统一的关系，都是以一定条件而存在的。一旦条件发生变化，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也必然地随之发生转化。这既是唯物辩证法的体现，也是历史辩证法的体现。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唯物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和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相统一，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从必然王国不断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越低，偶然的、包括个人的作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则越大，造成的历史特殊性也越大。这是人类行走在必然王国中的必然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在贯彻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还要有认识这些具体的千变万化的特殊的历史现象的特殊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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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举以上几个例证。因为特殊的历史现象的无限丰富性，自然可以举出更多的例证，并从方法论上做一点抽象。但这超出了本文的要求。我举这几个寻常易见的例证，无非是想对于本文的主题作一点具体的解释，并不是要对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方法论作出系统的全面的论述。
        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我只是想告诉读者，到底应该如何更好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打破过去曾经存在的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的教条的理解，使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充分展开的全面的系统的丰富的方法论，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研究、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丰富多彩的发展过程。
        人类社会历史就像人体一样，我们在研究它的时候，不能只看见骨骼，看不见血肉。如果这样做，就会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反面，也就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写出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实际的生动活泼的“信史”。
        认识的方法论和认识的结果是相统一的。认识的方法论不正确，认识都结果肯定也会不正确。我希望这是这篇小文提出这一问题的价值所在。
        （谨以此文纪念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0周年的敬爱的伟大的列宁同志。）

                              2024年1月21日    于马克思的家乡红思屡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