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掌者或支柱,而革命群众代表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则是一个伟大的新的创造,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新的革命实践。革命群众代表主要来自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直到毛主席去世之前,他们一直担负着各级国家管理的重任,而且,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这充分证明了自马克思以来革命导师一再强调的,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自己管理国家。 正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重要政治措施,所以,在后来的反攻倒算中,以所谓清查“三种人”,所谓“清除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基本都是针对革命群众代表而来的。这从反面证明了这一文化大革命原则的重要意义,应该是能够被大多数同志所理解和承认的。 但是,还有更高、更重要的一层意义上的夺权斗争、也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部分改善,却常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缺乏正确的认识。 这就是,以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为号角,在全国掀起的对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批判和斗争,而最终实现了对这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夺权斗争。从中央的党、政、军各部门清除了最大的国家级的走资派,从国家政权的意义上实现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最高的中央的国家机器也得到部分改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一些著名的造反派代表、劳动模范人物进入党中央、人大以及其他国家管理部门。这些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机关后,依然拿原来的工资,不享受任何特权。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最高体现。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改善的又一重要特征,就是新的革命委员会,在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必须实现为人民服务,必须具备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上,有新的突破,新的改善,也留下了重要的原则。 1967年6月7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简称《十条》),就是这样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文件。 《十条》提出,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革委会的全体成员,必须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必须牢记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生活上都要实现革命化,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坚决反对特殊化,坚决反对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为此,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具体规定了十条: 一是禁止给革委会的成员歌功颂德,禁止贴恭维革委会成员的大字报和大字标语; 二是未经集体讨论,革委会的成员不能代表革委会到处讲话; 三是革委会成员出发或参加的群众集会不要迎送; 四是革委会成员要拿出一定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五是革委会成员不得以个人名义赠礼受礼; 六是革委会成员的名字,一般不登报; 七是革委会成员要艰苦朴素,不准铺张浪费。因私事不准乘坐公家汽车; 八是革委会成员要拿出一定时间,亲自接待群众来访,亲自处理人民来信; 九是革委会成员要经常到群众中去,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召开调查会、座谈会,听取意见和批评; 十是革委会要拿出一定时间进行小整风。 当时,《红旗》杂志发表《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评论员文章,高度评价了这件事。全国各地许多革委会,都学习山东的这个经验。 这显然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思想的制度化,也显然是巴黎公社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和今天的官员贪腐横行,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原则不是更加益于被人们理解和憧憬吗? 讲了几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是越改越专制,越改越腐败。而文化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真正的实质性的改善,才是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马列毛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起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作用。 (9)、“斗私批修”,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如同毛主席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认真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演习”。正是通过这场演习,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几代坚定的坚持马列毛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 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只要和苏东发生修正主义、发生“剧变”的历史过程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尽管在中国也发生了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在中国,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倒下,并没有屈服,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这样一只坚强的巨大的革命的物质力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就的伟大成果。可以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有这样一只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存在。只要简单地和苏东一比较,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贯穿十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党中央,一再强调,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号召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要通过“斗私批修”,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通过关心国家大事,参与国家大事,培养自己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能力、政治水平。文化大革命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个人就有这样的亲身体会。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有可能做一个学者;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正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所“绿林大学”的学习,特别是经过大风大浪的反复摔打,终于把自己锻炼成了毛主席的一名忠诚的学生和战士。我想,现在许多坚定的出色毛派战士,都会有和我同样的感受。就是像李尔重、马宾、魏巍等老同志,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体会“斗私批修”具有两层意义。 斗私,就是把自己放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去,不断地在批判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己逐步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比较多地弄懂一些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例如当时办学习班,展开批判派性、克服派性的自我思想改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批修,一是批判修正主义思潮,从而提高自身的马列毛主义理论水平;二是投入批判走资派的实际政治斗争,从而提高自身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政治斗争水平。 实践证明,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人的革命化,而人的革命化是社会革命化的前提,只有实现人的革命化,才能实现社会的革命话。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文化大革命不仅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而且是一场思想大革命,是在最深刻意义上体现出文化大革命。 (10)、抓革命促生产。 文化大革命是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革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总是说,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乱斗一气,影响了社会生产,破坏了社会生产,以至于使社会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决定的。不值一驳。 文化大革命中坚持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就是对于这种错误观点的有力批判。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但这并不等于这场斗争和生产、和经济无关,恰恰相反,政治统帅经济,政治领导经济,正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革命,带来了经济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所谓文化大革命导致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人们早已弄清楚,这是一种对事实的歪曲,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搞的捏造。个别情况下,在短时间内,生产活动受到干扰是存在的。但是,就全国总体而言,就整个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而言,经济不仅没有“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很大的成绩。 这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必然结果。“抓革命,促生产”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一句空话,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内容、有数字证实的历史过程。 这里的“抓革命”,不仅具有文化大革命的一般内容,还有作为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具体内容。 首先,对于修正主义经济建设路线进行批判,清算了在修正主义经济建设路线影响下,所搞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以及否定自力更生的“崇洋媚外”的等等修正主义的错误政策。 其次,批判了在修正主义经济建设路线影响下,把旧社会资本家对于雇佣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搬进了社会主义企业,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搞“奖金挂帅”,甚至动不动就训人、整人,把干群关系搞得非常紧张。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工人群众的造反运动,以大字报为武器,把这一切资本主义的陈规陋习一扫而光。毛主席在1967年视察大江南北时,曾很高兴地对这一革命过程表示赞赏。 再次,经过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工人群众的代表直接参加到企业的管理工作中去,真正实现了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落实。 革命总是会解放生产力。文化大革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正是文化大革命,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巩固、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并且,由此极大地调动起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原则。 (11)、坚持上层建筑各领域里的革命,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基础产生后,就必然要求建立适应这种经济基础需要的新的上层建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我们常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正确的真理。 但是,又必须看到,上层建筑并不仅仅是消极的、被动的,一种上层建筑的建立和存在,它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保护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服务,而要实现这一历史任务,上层建筑就必须是积极的、主动的。在新旧社会形态更替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尤其是这样。在这样的历史变动时期,常常是上层建筑的命运,决定着经济基础的命运。这并不难理解。历史的大变动,实质就是阶级的大搏斗。而阶级不过是体现着一定经济关系的集团。哪个阶级胜利了,就要建立自己的上层建筑,以便保护自己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看到的是,上层建筑的命运,决定着经济基础的命运。可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大变动的社会。具体说、主要说,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激烈斗争的历史大变动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