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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观奇:请看革命导师对“一党专政”的分析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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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9 22:43:16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请看革命导师对“一党专政”的分析和批评
                                    ——节选自《学习毛泽东主义的一份心得》





        如果进一步探讨这些会导致“很容易”地复辟出一个“最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现象、历史原因,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看到,这一切,主要都是发生在执政的共产党身上。
        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头子、走资派,出在共产党身上;新生的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出在共产党身上;指导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出在共产党身上;所谓“林彪一类如上台”,修正主义上台,出在共产党身上;所谓“领导权就是政权”,是指的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政权,自然也是出在共产党身上;常言道:“党变修,国变色”,这可谓是一种简单明了的理论概括,说的是:国变色,是因为党变修,直言问题出在共产党身上。
        历史事实也正是这样展开的,从赫鲁晓夫,到邓小平,都是共产党内发生了走资派篡党夺权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党变修”,然后就有了“国变色”。
        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作为“领导一切”的共产党出了问题,就会必然地要出现“很容易”搞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是搞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呢?
        无疑,这是从苏联到中国,我们已经经历了的残酷的历史事实。不敢正视、不敢承认这个历史事实,是政治上软弱的表现。现在留下的历史课题是应该怎样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
        概括言之,可以做这样的回答:从共产党自身来说,没有解决好党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从国家来说,没有解决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应该相应配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实行专制体制的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一党专制。党凌驾于国家之上,凌驾于人民之上,以党代政,以党代国,不是人民授权、监督党,反而蜕变为党对人民专政。林彪说“领导权就是政权”,正是这一荒谬事实在理论上的概括。
        显然,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方面所存在的弊端。
        列宁看到、预见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和危险,看到、预见到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的严重性,试图通过在中央设立监察机构防止党分裂、特别是防止党蜕变,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的创新、建设,去保护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固。就是斯大林,虽然没有从阶级、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从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来看,他也已经看到了党内存在官僚主义问题的严峻和危险。但是,他没有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去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依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坚持着他曾经批评过、否定过的一党专政、一党专制,结果也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修正主义上台、社会主义的国家蜕变为官僚专制特权国家的悲剧。
        毛主席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从延安的“窑洞对”,到革命胜利后的“五四宪法”,人大、政协制度的确立,多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制度的实行;从农村“四清运动”中的“贫下中农委员会”,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可以自由组织各种形式的“战斗队”参加政治斗争,以及在革命派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的基础上组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从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大量的关于人民群众最根本的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的权利,要不断改善党群关系,反对党员干部做官当老爷等等的讲话、批示,都是为了回答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如何确立一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的新型政体形式。
        这一切,实际都是毛泽东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形式的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但是,伴随着毛主席的去世,这一探讨被打断。
        后来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这一历史要求在人们认识上的必然反映。但是,在修正主义统治下,是必然地要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因此,随后不仅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一步步倒退,发展到今天,竟然公开要复辟回到古代的“定于一尊”的皇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
        列宁曾深刻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是同义词。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当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说“同义”,当然正确。
        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民主的意义的认识常常是不足的。他们常常看不到民主制度的形式和民主制度的实质是统一的。例如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从制度的形式上来说,这好像只是确保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好像民主制度的意义仅此而已。其实不然,这种民主权利的实质是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有没有言论自由,实质是体现着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我们要在理论上弄清楚。万万不可轻视无产阶级民主,轻视无产阶级民主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是同样的错误。毛主席一再强调劳动人民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权利,这个思想和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劳动人民管理国家,既是实行民主,也是实行专政。可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的本质是保证实行无产阶级民主,这和必须保证实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义的、统一的;实行民主,需要制度、体制,无非都是为了使实行民主得到具体的落实和保证,这是政体形式和国体本质相统一的必然要求。
        不少人不懂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总是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意思是,制度没有用,人可以破坏制度。这的确是一方面的道理。民主制度的命运是和人自身对民主制度的认识水平、把握水平相统一的。但是,这并不能排斥,在当今时代,确立怎样的民主制度还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例如,过去存在的东德和西德,现在存在的南北朝鲜,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而人民都接受了它的存在,而没有能够随意地“活”地去改变现行制度。这都说明制度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能起到相对稳定的政治作用。再如,美国从独立起,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二百多年来没有发生政变,没有出现希特勒现象,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一直没有受到破坏,显然这不是偶然的。更为现实更为尖锐的例子是我们自己面对的实际,明明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法西斯专政制度,人民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干净,可是,这并没有因为“人是活的”而发生改变,相反,多数人顺从这个制度,更有少数人甘愿充当这个制度的打手,连小小的城管都敢胡做非为。这是最彻底地对“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的否定。所以,不能轻视制度的作用,制度是内容、实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常说的上层建筑,是非常重要的,是必不可少的。
        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一党专政、一党专制,最后导致修正主义上台,“很容易”地搞“最坏”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政治制度上、政治体制上,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要求的缺陷、弊端,甚至可以说,比一百多年前的巴黎公社创造的政体原则、政体形式还落后,也甚至可以说,这些缺陷、弊端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应有的政治体制,而是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性的专制的政治体制。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而且,为什么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到了这一步?
        究其根本的社会基础上的原因来说,还是要坚持列宁的观点,从一个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度里去进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建设,所遭遇到的困难自然是非常大的。毛主席从五十年代就一直批评在我们党内、国家内,存在着“三、六、九等”这样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必然发生的等级观念,但是,毛主席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一是党内有很大的阻力,二是在“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情况下,想搞符合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是相当困难的,“走错房间”,完全可以理解。在这里,还是历史必然性起着决定作用,必然性就在列宁所强调的国情的落后。就是今天我们依然面对着这样的困难,只要看一下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政体形式问题上的认识的混乱,就不能不承认这个现实。
        这个问题,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列宁、斯大林,到毛主席,一直在实践,一直在研究的历史课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列宁主义,到毛泽东主义,为了回答这个历史课题,都从理论上实践上做了认真地探讨,其中毛泽东主义留下的思想理论财富尤为丰富。我曾写《中特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一书,就是根据毛泽东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在中国发生“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规律性。
        可惜的是,在长时间里,甚至直到现在,我们对毛泽东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建设的理论,还是学习得非常不够,更没有认真地深入地研究,相反,发生误解、曲解倒是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很好地继承毛主席留下的这笔宝贵的理论遗产。
        举个例子: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恩格斯曾经说过、也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边重申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认真地研究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体形式,更谈不上批判地继承。我们只是正确地一再重复说:资产阶级民主都是虚伪的民主;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找到了确保资产阶级整个阶级都能获得民主、从而具有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却不能正视,更缺乏研究。不仅掩盖了自己这里所存在一党专政是会蜕变为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而且向人们传达一个错误的信息:好像这种一党专政才是不搞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常犯的错误。毛主席不止一次针对在社会主义国家所出现的所谓“扩大化”错误,说这种问题在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里反倒不会发生,在痛斥修正主义上台会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时,更形象地说“希特勒比戴高乐坏”,实际就是说,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坏。
        前面举到美国的例子,其实远不止美国,象瑞士、北欧许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体运作形式,对于更有效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所发挥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在考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时应给予充分重视的,借鉴其有益的经验,包括从反面吸取其作为资产阶级专政所必不可免的局限。
        我们不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体形式重视不够、研究不够,更重要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对毛主席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也重视不够、研究不够。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中,和在他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重要的大量的新的创造。我们现在所反复争论的一些问题,其实毛主席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早就有过回答。
        也举几个例子:
        例子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允许自由组党、多党存在?在有些同志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实行一党执政或者一党专政,谁要是认为应该允许自由组党,应该允许多党存在,谁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民主取代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多么糊涂,多么无知的想法。
        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马克思总是特别强调“阶级专政”这个概念),那么,这个阶级的成员为了参加专政,参加国家管理,怎么能连组建政党的权利都没有呢?难道这种阶级的专政,只能是一部分人的权利,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没有这个权利?这还能叫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吗?
        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而且应该说,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有一段十分明确的话:“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毛主席接着做了解释:“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的无理,我们反驳,骂的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278~279页。)
        这实际是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解释,在毛主席看来,这样做,“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毛主席讲的道理告诉我们,多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但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
        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可以存在,可以参与国家管理,为什么劳动人民为了直接参加国家管理而组织政党就不可以呢?既然是人民民主专政,怎么可以剥夺人民自由组党的政治权利呢?
        横看全世界,除了极个别还在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国家,绝大部分国家、包括比较落后的非洲国家,都已经实行自由组党、多党共存的民主政治体制,而在我们这个面对法西斯专制统治、粗暴践踏《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的国家里,号称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同志,却一直挥舞着大帽子,气势汹汹地反对结社自由,反对组党自由,高调信奉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这是多么无知、多么愚昧、多么令人感到可笑、可悲啊!
        说到底,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是不知道无产阶级民主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不知道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民主,那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存在。既不懂马列毛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没有认真地对待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党变修、国变色”的历史教训,更多地受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家长制传统的影响。
        思想方法上来说,这些同志只会形而上学地机械地“非此即彼”地思考问题,像一个只会死记硬背概念的小学生。和满脑子这样的思想方法的同志想讨论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十分困难的。他们对待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谈论“一党专政”、“党专政”的教导,就是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和思想方法。其实,他们对于革命导师意见的理解,和革命导师的原意恰恰是相反的。
        这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我们不厌其烦把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教导较全地作一些引述,可能对于坚持“一党专政”思想的同志,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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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1-9 22:50:07 | 只看该作者
  他们引述了列宁在论辩中所说的一段话。列宁是这样说的:“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而提议——象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个党是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这个党还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已取得了这种地位,这个党在1905年领导了工人群众,从那时起,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内,即当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杜马的条件下极困难地恢复起来的时候,它一直和工人阶级结合在一起。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7月31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489~490页。)
        有的同志在引述了列宁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后,就下结论说:“列宁直接肯定‘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这是列宁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共产党把国家垄断!”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武断的结论。列宁明明是从1905年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讲起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夺得政权,怎么能引申出“共产党把国家垄断”这样的结论呢?这段话的后半部分讲得很清楚,就是指的布尔斯维克党坚持和工人阶级相结合,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所以最后才下结论说,“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列宁这里强调的是,只有布尔什维克这一个党以自己的正确路线和正确的斗争策略从而争得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地位。这难道不是很清楚吗?而且,也看得很清楚,这段论述,并没有涉及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
        把所谓的“共产党把国家垄断”强加给列宁,是完全错误的。列宁在《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中明确写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政权,这个阶级要掌握全部新的国家机器,要战胜资产阶级,要中立整个小资产阶级、农民、小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7页。)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中》也说:“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一个阶级的政权,必须使这个阶级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利用资产阶级文化、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来发挥集中的威力,了解一切劳动者的心理,并在农村或小生产中的涣散的、较不开展的、政治上较不稳定的劳动者面前具有威信,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者阶级前进。”接着说“要消灭阶级,就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时期,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时期”。“有能力用自己的专政来消灭一切阶级的,只有这样一个被压迫阶级”。(《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52~353页。)这些论述,都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而不是共产党对国家的垄断,共产党专政。而且,列宁曾经给无产阶级专政下过一个经典的简明定义。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也许是一个十分深奥的拉丁字,但实际上这就是让工人掌握国家机关的苏维埃政权。”列宁明确强调的是“工人掌握国家机关的苏维埃政权”,这里的“工人”二字显然讲的是工人阶级,这是对“一党专政”说法的完全否定。(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9年12月5日至9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98~199页。)
        而且,列宁对在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过程中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有非常明确也非常重要的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43~344页。)列宁这里所讲的道理,才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论述,而且,大家一看就会想到,这里对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的形式的论述,和毛主席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和策略,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处理和社会革命党的关系的问题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曾回顾了这一历史。列宁这样写道:“正当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订立了一个非正式的、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同盟,我们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而未作任何修改,也就是说,我们做了一次毫无疑义的妥协来向农民证明,我们并不想用多数票压他们,而是愿意同他们达成协议。同时,我们曾经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议,订立(并且不久实现了)正式的政治同盟,请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以后,他们破坏了这个同盟,到1918年7月甚至举行武装暴动来反对我们,后来又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我们。”列宁在这里所讲的理论和实践,和毛主席对八个民主党派所采取的策略和实践,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正确处理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这是对所谓的“共产党把国家垄断”的生动的深刻的批判。
        当然,历史实际告诉我们,一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后,不仅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共产党员要参加实际的国家管理。这是受历史条件制约而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过程。列宁在《关于党纲的报告》中,讲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历史现象的道理。列宁说:“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仅不可能,而且法律本身也妨碍这样去做。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管它怎样民主,也有无数法律上的障碍阻碍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目前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极端困难的,我已经屡次指出,这是因为担任管理的工人还非常少。我们应当取得后援。就各种征象来看,国内的这种后备力量正在增长。劳动群众的强烈的求知欲和往往是通过社会教育达到的莫大教育成绩,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成绩虽然不是任何学校教育的成绩,但的确非常巨大。一切征象表明,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后备力量,用于代替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中那些劳累过度的人。然而无论如何,目前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官僚已被打倒,剥削者已被铲除。但是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于是官僚们占据了原有的位置。要排挤他们,只有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每个人民委员部实行的这类办法,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谈了。”(《列宁选集》,第三卷,第788~789页。)列宁的思想非常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的要求,就是实行全体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一时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要解决的问题,要做的工作,要尽快完成的过程。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列宁的想法和毛主席的想法何等一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根据毛主席的理论思想和政治策略,在新的政权的建设上,从地方到中央,大量吸收工农群众的代表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不就是在落实列宁提出的这一理论思想吗?
        工农劳动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这还是走向国家消亡、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把这个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了。列宁说:“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并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都开始消失了。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越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自己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己来进行计算并对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极罕见的例外,并且还可能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实事求是的,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抹不开情面;他们未必会让人随便跟自己开玩笑),于是,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8~259页。)当然,实际的历史事实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相当的艰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列宁这里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根本的意义是完全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国家,最终是要消亡的;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阶级的消灭和自身的消亡而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不深刻理解这一点,就根本不明白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意义。
        这些同志还把斯大林也扯进来为“一党专政”辩护。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正是斯大林专门批判过季诺维也夫的“一党专政”的错误思想。他们引用斯大林讲过的,“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最高表现。”这段话出自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书。他们就这个话得出结论说:“斯大林指出,工人阶级先锋队不仅要垄断国家,并且要全面控制国家!即苏维埃国家机关,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也不能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
        斯大林讲的话,反映了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实际情况,列宁也反复讲过这样的话,也是就当时苏维埃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情况而言的。斯大林的话,不过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的话的重复。列宁的话是:“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但是,列宁在这段话前面,明确讲:“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关系,现时在我国具体表现如下。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实现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28页;《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03页。)可见,一是,列宁这里讲的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实现专政的形式,是讲的领导;二是,也是更重的是,列宁这里讲的是“现时在我国的具体表现”。我们上面所引用的列宁所论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时在我国的具体表现”的道理,是完全可以正确解释这个现象的,这绝不是从理论上可以概括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要实行“一党专政”的根据。
        而斯大林的那段话,如果看一下在那段话后,斯大林的论述的话,就完全可以明白,引用这段话的同志的解释,恰恰是完全违背了斯大林的原意。
        看来,当年在苏联党内也曾经就“一党专政”这个问题进行过争论,而斯大林的论战对手就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错误观点的批评,在今天看来,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对于毛派中有些同志对“一党专政”的错误理解,是有帮助意义的。所以,我把涉及这个问题的斯大林论述的较完整的原文引述在这里。请读者耐心,听斯大林说,远比听我说更好、更有说服力。
        “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原则性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在这个意义(斯大林加,下同)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如何说明这一点:
        ‘坦纳说他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所想象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所想象的不完全一样。他说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只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
        的确,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人的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只能包括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都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如果坦纳同志说他是政党的敌人,同时又主张由少数最有组织最革命的工人给整个无产阶级指出道路,那我以为,我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分歧。’(参看《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6页。)
        然而这一点不应了解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作用(党‘专政’)之间可以划等号,可以把前者和后者等同起来,可以用后者代替前者。例如索凌就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党专政’。显然,这个论点是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如果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是不是可以认为这种等同的看法是正确的呢?不,不可以。原因就是:
        第一,上面从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中引来的那一段话里,列宁根本没有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他只是说,‘只有觉悟的少数(即党。斯大林注)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只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
        说‘实质上’,这还不等于说‘完全’。我们往往说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还不等于说:农民问题可以代替民族问题,农民问题按内容来说和民族问题相等,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是一个东西。无须证明,民族问题按内容来说比农民问题更广泛,更丰富,同样,关于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应该这样说。如果说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而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党‘专政’,那么这还不等于说:‘党专政’(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东西,前者按内容来说和后者相等。无须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按内容来说比党的领导作用更广泛,更丰富。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别的什么专政。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以党‘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任何一个重要决定都非有党的原则性指示不可。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是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党的原则性指示呢?这是不是说因此就可以把党的原则性指示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呢?当然不是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原则性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于这些指示的实行。由此可见,这里有一系列的过渡和中间阶段,这些过渡和中间阶段构成无产阶级专政远非不重要的因素。可见在党的原则性指示和这些指示的实施之间存在着被领导者的意志和行动,阶级的意志和行动,以及它是否准备(或不愿)拥护这些指示,是否善于实行这些指示,是否善于完全依照环境的要求来实行这些指示等等情况。未必用得着证明:负有领导责任的党不能不考虑被领导者的意志、情绪和觉悟程度,不能不顾阶级的意志、情绪和觉悟程度。因此,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以党的指示代替阶级的意志和行动。
        第三,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会怎样表现呢?它会表现为无产阶级以一系列的武装行动去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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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1-9 22:50:54 | 只看该作者
那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袭击或外国资产阶级的武装干涉。在无产阶级政权尚未巩固时,它会表现为国内战争。在政权已经巩固后,它会表现为无产阶级进行广泛的组织工作和建设工作,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工作。在所有这些场合,活动者都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党,仅仅一个党,没有本阶级支持而单靠自身的力量来进行所有这些活动,是从来没有的。党通常只是领导这些活动,而且领导的如何,要看本阶级支持得如何。因为党不能包括、不能代替阶级。因为无论党有怎样重要的领导作用,它毕竟是阶级的一部分,因此,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以党代替阶级。
        第四,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党呢,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列宁)(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57页。)在这个意义上党掌握政权,党管理国家。然而不能把这一点了解为党是越过国家政权,不要国家政权而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不能了解为党是越过苏维埃不通过苏维埃而管理国家的。这还不是说,可以把党和苏维埃,把党和国家政权等同起来。党是政权的核心。但它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不能是一个东西。
        列宁说‘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6页。)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列宁绝不是想借此说我们所有一切苏维埃机关,例如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运输机关,我们的经济机关等等,都是我们党的机关,党可以代替苏埃埃及其支脉,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等同起来。列宁屡次说‘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苏埃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3卷,第726页和724页。)但他从来没有说党是国家政权,苏维埃和党是一个东西。拥有数十万党员的党领导着包括千百万人——党员和非党员——的苏维埃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支脉,但党不能够而且不应当以自己代替它们。因此,列宁说:‘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实现的,’‘党的全部工作      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203~204页),专政是‘必须      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03~404页)。因此,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以党代替苏维埃即代替国家政权。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是个国家概念。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一定包含暴力概念。如果按真正这个名词的本意来了解,那么没有暴力就不会有专政。列宁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定义,就是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23卷,第93页)因此,谈论对无产者阶级来说的党的专政,而且把这种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那就等于说党不仅应当是本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导师,而且应当是对本阶级使用暴力的一种独裁者,这种说法当然是根本不正确的。因此谁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默认可以把党的威信建筑在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基础上,而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是和列宁主义完全不相容的。党的威信是由工人阶级的信任来维持的。工人阶级的信任却不是用暴力所能取得的(用暴力只能丧失工人阶级的信任),而是要靠党的政策理论,要靠党的正确政策,要靠党对工人阶级的忠诚,要靠党和工人阶级群众的联系,要靠党有决心和本领说服群众相信他的口号的正确,才可以取得的。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
        (1)列宁使用党专政这个词并不是指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凭借暴力的政权’)而言,而是指其转义而言,即指党独掌领导而言;
        (2)谁把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曲解列宁的意思,就是错误地给党加上对整个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职能;
        (3)谁给党加上这种党本来没有的对整个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职能,谁就是违背了先锋队和阶级之间、党和无产阶级之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起码要求。”(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25日),《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6~42页;《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15~420页)。
        斯大林从以上五个方面论证所谓“一党专政”或“党专政”是错误的,具有令人信服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在这本书中,斯大林还对列宁的有关教导做了进一步的考证和论述,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在列宁的大量著作中我只找到5个地方稍许涉及党专政的问题。
        第一个地方就是他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论战。他在那里说:
        ‘当有人责备我们说是一党专政,而提议——像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个党是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列宁全集》第29卷,第489~490页。)
        第二个地方就是《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他在那里说:
        ‘有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全体,甚至其中的‘左派’)把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当作稻草人来吓唬农民。
        从高尔察克的实例中,农民学会不怕稻草人了。
        或者是地主资本家专政(即铁的政权),或者是工人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4卷,第68页。)
        第三个地方就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坦纳论战时的演说。这篇演说我在前面已经引证过了。(《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15页。)
        第四个地方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的几行文字。这几行文字在前面已经引证过了。(《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20、421、423、426、427页。)
        第五个地方就是载于《列宁文集》第三卷内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大纲的草稿,里面有一个小标题叫做 ‘一党专政’。
        必须指出,在这五个地方当中有两个地方,即最后一个和第二个地方,列宁给‘一党专政’这几个字加上了引号,显然是着重指明这个公式含有不确切的转用的意思。
        同样必须指出,列宁在所有这五个地方都把‘党专政’了解为对地主和资本家的专政(‘铁的政权’),而并不是对工人阶级的专政,这和考茨基及其同伙的诬蔑论调恰恰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他解释或一般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和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作用的主要著作和次要著作中,没有一个地方暗示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党专政’。恰恰相反,这些著作的每页每行都是坚决的反对这种公式的(见《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论政党的作用的提纲中,没有一个字、简直没有一个字说到党专政。这个提纲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制定的,列宁在他的演说中一再地引证过并认为它是正确地规定了党的作用和任务的典范。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说明:
        (一)列宁并没有认为党专政这个公式是无可指摘的、十分精确的公式,所以这个公式在列宁的著作中用的极少,有时还加上引号;
        (二)在很少的地方,当列宁和敌人论战而不得不说党专政时,他通常说‘一党专政’,就是说我们党独掌政权,不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而且他总是解释说,必须把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了解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作用;
        (三)凡是列宁认为需要科学地规定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作用时,他只说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种地方有几千个);
        (四)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没有‘想到’要把‘党专政’这个公式写入论党的作用的基本决议中,——我是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五)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那些把党‘专政’因而也就是把‘领袖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或企图等同起来的同志是不对的,并且在政治上是近视的,因为他们这样做就违反了先锋队和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条件。
        至于没有上述附带条件的‘党专政’这个公式会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造成许多危险和政治缺点,那就不用说了。单拿这个公式而不加附带条件似乎就是:
        (一)向非党群众示意:千万别辩驳呀,千万别议论呀,因为党是无所不能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党专政;
        (二)向党员干部示意:干得大胆些吧,压制得厉害些吧,不倾听非党群众的呼声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党专政;
        (三)向党的上层示意:大可以自满自足了,甚至可以骄傲自大了,因为我们这里是党专政,因而‘也就是’领袖专政。
        正是现在,在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高涨的时期,提醒对这些危险的注意是很适宜的,因为现在党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对于我们是有特殊价值的,现在关心群众的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训条,现在党在政策方面必须特别谨慎特别灵活,现在骄傲自大的危险是党在正确领导群众方面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之一。(《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25日),《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55~59页;《斯大林选集》,上卷,430~433页。)
        斯大林这里对于“一党专政”或者“党专政”的深刻批判,不仅深刻说明了这种理论是错误的,特别是,联系到后来从苏东到中国出现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悲剧,斯大林留下的这些教导,不仅具有极高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当年,斯大林是直接点名批评季诺维也夫的。他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一文中,这样写道:
        “季诺维也夫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基本领导力量这个正确的论点出发,得出一个完全不正确的结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专政’。这样,季诺维耶夫就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了。
        而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就是在阶级和党之间,在整体和部分之间画等号。这是荒谬绝伦的,列宁从来没有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而且也不会这样做,在党和阶级之间有许多无产阶级的非党的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背后,则站着无产阶级的全体群众。忽视这些非党的群众组织的作用和比重,尤其是忽视工人阶级全体群众的作用和比重,并认为党可以代替无产阶级的非党的群众组织以及无产阶级全体群众,那就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极度官僚化,使党变成永无过错的力量,在党内培植‘叶恰也夫主义’、‘阿拉克切也夫制度’。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第二,这就是说,不是像列宁同志那样从转义上,从党领导工人阶级的意义上去了解党的专政,而是从‘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上,既以党对工人阶级的暴力代替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的意义上去了解党的专政。专政这个名词的本意是什么呢?专政这个名词的本意是依靠暴力的政权,因为从专政这个词的本义上看,没有暴力的因素就没有专政。党能不能成为以暴力对付本阶级,以暴力对付工人阶级的多数的政权呢?显然不能。不然这就不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对工人阶级的专政了。
        党是本阶级的导师、领导者、领袖,而不是以暴力对付工人阶级的多数的政权。不然,就谈不上说服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基本工作方法了。不然,就谈不上党应当说服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使他们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就谈不上党只有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才能认为自己是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不然,党对无产阶级势必以命令和恐吓来代替说服的方法。这是荒谬的,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完全不相容的。
        请看季诺维也夫把党的专政(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的‘理论’达到了何等荒谬的地步。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我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时候,就驳斥了这种荒谬绝伦的说法。”(《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72~73集;《斯大林选集》,上卷,555页至556页。)
        引文多了一些,长了一些,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列宁、斯大林的教导很有说服力,很容易澄清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认识,比我们自己争来争去好得多。
        我的学习体会是:
        “一党专政”或者“党专政”是一个根本错误的提法,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来自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对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的攻击。
        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只能是领导的关系,而这种领导关系,是建立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更不是建立在专政的基础上。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列宁:《论粮食税》(1921年4月21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2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515页。)
        两位革命导师在理论上的论述,以及在实践上的具体做法,包括对于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都告诉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可以或者说应该表现为共产党和其他非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的或其他劳动群众的进步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盟,共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使人不能不想到,毛主席对列宁、斯大林理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中国模式的以政治协商会议为形式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引申开来说,多党存在,多种群众组织存在,不仅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允许的,而且是共产党更好地更紧密地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形式,是更好地更广泛地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牢固的阶级基础的形式。
        尤其是斯大林对一党专政或多党制的批判,几乎等于就是讲的如果发生“一党专政”的话,就必然会带来特权阶级、带来修正主义,虽然斯大林没有用我们今天常用的这些话语,但就其对将会发生的问题的科学预见,实质就是揭示了将会发生特权阶级,将会发生修正主义这样一种危险。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写得是相当好的。斯大林在那个时代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不能受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的影响,低估了、错估了斯大林同志的水平。
        和这个问题相联系,还有一个正确认识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的问题。
        有的同志引用列宁的话:“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来获得并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然后引申出这样的解释:“也既是说,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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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1-9 22:51:58 | 只看该作者
就必须消灭阶级,而消灭阶级只有凭借工人阶级的政权即暴力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来完成这个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革命过程,它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有着不受法律约束的革命专政权力!”“也即是说,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国家之上,它不受国家宪法约束,国家只是共产党的专政工具,即工人阶级通过先锋队全盘控制国家,使用国家暴力全面改造社会。”
        列宁的论述无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位同志对列宁论述的理解和引申却是完全错误的,是完全违背了列宁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的全面的论述的。让我们看一下列宁是怎样讲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力量,只有经过长期的坚韧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1页。)
        “我曾屡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富有生命力和必获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力量的全员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1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9页。)
        列宁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资产阶级即对少数居民实行镇压,同时它又充分发扬民主,也就是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加对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的处理。”(列宁:《答皮 基也夫斯基(尤 皮达可夫),(1916年8——9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14页。)
        斯大林也曾有过和列宁完全一致的论述。他说:“有些同志断定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只限于暴力的概念,这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实行领导,是建设比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高的、具有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是:(1)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2)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3)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除去专政的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只有把这所有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斯大林:《问题和答复》(1925年6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55页),《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75~376页。)
        革命导师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科学含义的论述是非常全面非常准确的,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对照之下,有的同志引申出来的那些说法,错误是非常明显的,也是非常有害的。
        尤其是把共产党凌驾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上,说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国家之上,它不受国家宪法约束,国家只是共产党的专政工具”。这是十分荒谬的说法,是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关系的严重歪曲。斯大林有一段论述,几乎等于是对这种错误说法的直接批判。斯大林说:“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者阶级内部和无产者阶级各个组织中的主要的领导基础。可是由此绝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把党看作目的本身,看作至高无上的力量。党不仅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而且又是无产阶级用来争得政权(当无产阶级还没有争得专政时)、用来巩固并扩大专政(当无产阶级已经争得专政时)的工具。”(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5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6~157页》;《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67~268页。)斯大林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不是像这位同志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工具”,凌驾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这种说法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有致命的危害的。它会导致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蜕变为特权阶级,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从苏东到中国,发生的所谓“剧变”,所谓“颜色革命”不是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吗?
        围绕“一党专政”以及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在毛派中有些思想混乱,所以,在这里用了较大的篇幅,引用了较多的列宁、斯大林的教导,以期帮助我们的同志能够正确地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理解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等等这些非常重大、而且非常现实的问题。
        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同志也在读马列,而且动辄引用马列的语录,可是,为什么他们作出的理解,并不是马列毛主义的正确思想,而是歪曲马列毛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呢?这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教训呢?
        一个是,这些同志并没有对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深刻的正确的理解,像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马列毛主义的灵魂的理论,他们都没有认真地弄懂,更谈不上弄通,结果,只能是凭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乱说一气。
        再一个是,这些同志对马列毛革命导师的理论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是不严肃的。主要表现在,仅仅读了一点语录,并没有系统地研究马列毛革命导师的理论思想,没下过苦功;对于革命导师所说的、所写的一些话,没有从当时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出发去做正确的理解,更没有结合革命导师在有关问题上的全部论述,仅就几句语录作解释、做发挥,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断章取义、歪曲愿意的错误。
        和这一点相联系,这些同志忘记了,在理解和运用革命导师的教导的时候,必须和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的社会条件相结合。这不仅涉及到一个能否正确理解和正确运用革命导师教导的问题,更涉及到一个如何正确对待马列毛主义的指导作用的问题。如果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马列毛主义,那就不可能从实际出发灵活地正确地运用马列毛主义,也就不可能在新的特定的实践条件下,对马列毛主义有新的创造、新的发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所犯的错误,和毛主席创造性地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革命导师教导的最好的例证。而在今天,面对从苏东到中国发生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残酷现实,“一党专政”、一党专制在其中所起的消极作用,更是一个共产党人要从实践出发进行理论总结的重大历史课题,怎么能走相反的路,还在为“一党专政”做辩护呢?
        最根本的一个是,这些同志的阶级立场有局限,简单说,就是还没有从被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纠缠着的小生产者、小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转变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来,因而也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列毛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小生产者、小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狭隘的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的家长制的胸怀和无产阶级的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根本不在一个阶级的、社会的层次上。这样的同志,没有经过一次深刻的自我改造、自我革命,是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自然也就无法正确理解马列毛主义,而往往会以自己的狭隘眼界去曲解马列毛主义。
        这恐怕是在毛派中,革命派和教条极左派常常会发生分歧的阶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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