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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篇
对正确理解与运用唯物史观的一点思考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当然包括恩格斯）的一个伟大贡献，是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最正确最基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但是，我们遇到的实际问题是，一旦进入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历史实际或现实实际进行分析、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面前还是感到无所措手足。 就以最切近的也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的社会主义的成败问题，如何运用唯物史观去分析、去认识、去解释，我们虽然还不能说一无所知，但至少是知之不多，对于在许多偶然性中所包含的必然性、也就是规律性，我们依然还陷于盲目性之中。 这就是我们提出要对正确理解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研究的原因。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清楚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对唯物史观做过一个简要的但又非常权威的说明：“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574页。） 但是，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如何正确理解、正确运用唯物史观已经出现问题。所以，才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因为没有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发生的一些认识上的错误的批评。 恩格斯晚年针对有些青年对于唯物史观的误解，多次写下了非常重要也非常权威的意见。有两封信特别重要，我把它的基本内容引述在这里： 1890年9月21~22日在写给《致约 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他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他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后者在形成奥地利王室的威力时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的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绝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其次，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 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面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 ” 这显然是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非常权威的意见。 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在《致符 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在回答此人提出的问题时，又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做了长篇的解释，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非常权威的意见。 “阁下：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于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像您所断言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末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合理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写科学史时已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们那种致命的疲惫和软弱，——导源于1648~1830年时期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最初表现于虔敬主义，而后表现于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对于重新振兴曾是一大障碍，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使得慢性穷困尖锐化起来才动摇了。所以，这并不象某些人为了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种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有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面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越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总之，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定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完满的回答，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以及在《费尔巴哈》一书最后一章里都谈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第505~508页。） 恩格斯的这些意见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正确运用唯物史观依然具有极为重要、极为现实的意义。 恩格斯的意见告诉我们，唯物史观的发现本身就是在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彻底贯彻于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从而获得了唯物史观这个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在理解、运用唯物史观的时候，必须要和唯物辩证法相统一。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偏重于只从经济关系方面理解唯物史观的错误，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就是因为违背了唯物辩证法，是用一种简单的、片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理解唯物史观，结果，就必然地走向了唯物史观的反面。 正是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去理解唯物史观，我有下面一点体会： 正象恩格斯所强调的，在理解、运用唯物史观的时候必须注意贯彻唯物辩证法，具体说就是，必须唯物地辩证地理解唯物史观中的各个因素、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例如，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就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象一切矛盾着的双方之间的关系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双方的积极作用、决定作用又会发生互相转化。列宁强调：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毛主席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都是科学地辩证地对人类社会问题的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所体现的这种唯物的辩证的统一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无论从纵的方面看，还是从横的方面看，到处都表现出自己的历史特殊性，都是人类历史的特殊的辩证统一的形式。 毛主席说，矛盾的特殊性，是矛盾论的精髓，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时候，坚持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完全应该发挥毛主席讲的道理，把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真正辩证统一起来去，去解析人类社会的历史。 唯物史观讲的是矛盾的普遍性，如果把唯物史观作为刻板的教条，生搬硬套于人类社会历史，那就会造成只有脱离人类社会历史实际的僵化的教条的矛盾普遍性，而没有人类社会历史真实存在的生动活泼的矛盾特殊性。 在理解人类社会历史所经历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问题上，这个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如果宏观地从全世界范围里各民族各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问题，进入文明史的时间的长短；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差异；历史发展过程、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都处处以矛盾的特殊性而展开。这正显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丰富多彩，也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在这种矛盾特殊性中。当然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必然性、规律性。但是，要想正确地解析其中所包含的矛盾普遍性，首先就要对于矛盾的特殊性有认真的研究，正确的说明。 从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的角度看，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矛盾特殊性的一些历史条件，也应该有正确的理解。 例如，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人类早期社会历史的影响，是造成人类社会历史矛盾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条件。从生产力的选择，到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形成，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论东方古代社会的时候，都讲到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对于大型水利工程的需要，从而造成了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我们这里不去涉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我们只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他们是充分注意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所形成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的，而我们在运用唯物史观的时候，却常常把这一点忽略了。实际上，只要粗略地看一下世界各国古代的历史，包括中国古代的历史，自然环境对于当时社会历史，包括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形成，实际都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带来了这些地区、这些国家的历史的矛盾特殊性，理解、运用唯物史观，不能忽略了这个人类创造自己历史的前提。 再如，是不是应该承认各民族的民族性格、自然属性是有不同的，这是不是造成各民族社会历史的矛盾特殊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类的社会性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特点，但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就一点也不复存在了吗？我认为还是存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然属性的个性，这一点是谁都不会否认的，但正是这些个人组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群体，这个群体怎么可能完全摆脱属于自然属性的个性呢？ 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民族喜欢征战的性格特别突出，但是，更为重要更为深刻的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对于自身的历史是会发生深刻影响的，在思想文化的创造上，在社会政治制度的创造上，在民族传统的创造上，都表现得尤为突出。 不用多举例子。拿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世界各国的历史相比较，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再如，人类要解决衣、食、住、穿的生活资料，所以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但是，作为人类，和其他动物界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人类还有精神的追求，还需要进行精神生产活动。中国古人讲“食色性也”，大概就是指此而言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基础，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辩证统一。如果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物质生产活动会有自己的矛盾特殊性，那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精神生产活动更具有自己的矛盾特殊性。正是这种不同的矛盾特殊性，导致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创造自己历史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也必然地会有很大的不同。 可见，恩格斯批评有些“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对唯物史观发生误解，是很有道理的。 再如，在判断社会变革、社会革命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时，能否正确运用唯物史观很不容易。 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著名例子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对于革命高潮是否会接着到来的判断，发生了错误，当然，他们立即发现了这个错误，改正了这个错误。他们很重视这个错误，不止一次提及这个错误，主要是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上，总结教训。毛主席也曾谈及这个错误，主要是从革命者总是爱着急这个角度去总结教训。我们这里主要是从如何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角度、也就是思想方法论的角度去进行探讨。至少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判断一种经济关系是不是到了必然发生变革的临界点，这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问题。 远的不说，就以当代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认识来看，包括革命导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看，从《共产党宣言》宣告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到列宁的帝国主义已经进进入了腐朽垂死的阶段，到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且不说一般同志、一般理论家那些高昂的口号，这都足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相当大的难度，从方法论上来说，就是如何把握好、运用好唯物史观并不容易。 二是，社会变革是由人来进行、由人来完成的，这就需要运用唯物史观来考察人达到怎样的一种水平就能发起、进行、完成社会变革。 要想做到这一点，只对物质生产发展的水平、经济关系发展的水平进行考察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对精神生产发展的水平进行考察。只有看到当二者辩证统一地体现在人的身上、使人达到了能够满足完成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水平的这样一种物质力量的情况下，社会变革才有可能发生。我们经常引用毛主席的一段话，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想，毛主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强调过，在理解唯物史观的时候，要把正确理解人的历史作用统一进去。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把人放进去。不能只看物，不看人，只看经济关系的发展，不看人的发展。经济危机常常会带来社会革命，但是，经济危机并不等于注定就会发生社会革命。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当中讲到革命的发生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被统治者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再一个是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列宁讲的都是人的问题。这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是历史经验、历史规律的科学概括，是运用唯物史观必须把握的方法论。 三是，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用单一的僵化的模式去对待，而应该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我们看到的典型意义的社会革命主要发生在近现代，这是与时代条件相关联的，需要我们用唯物史观去做科学的解释。但同时，我们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经常会看到，社会形态的更替有时是通过社会改革实现的，这也需要用唯物史观去做科学的解释。只有这样做，才能把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丰富性充分地正确地反映出来。 四是，人类社会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时起时伏的、而且充满了历史偶然性。正是这种历史的节奏体现着历史的辩证法。社会变革、社会革命时期，这一点尤其突出，历史显得特别活跃，人们非常强烈地发挥着自己的历史创造精神，以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去完成历史提出的任务，面对这样的历史，要想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去是这样的历史，就别需要把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统一起来。 我的这点体会是浅显的。但我深深地感觉到，绝不能把唯物史观理解为干瘪的教条，唯物史观一旦展开，一旦投入实际运用，就必须和丰富的人类创造的历史实际内容相结合，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唯物史观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历史观，具有强大生命力、永远鲜活的历史观。 恩格斯在1890年8月27日《致保 拉法格》的信中，批评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导师的批评对于今天依然是有效的。 我们要牢记恩格斯强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是给了我们“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为了使这条红线不至于沦为干瘪的毫无内容的教条，就必须把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统一起来，统一的落脚点还是在人类社会历史的矛盾特殊性。唯物表现在这里，辩证也表现在这里。 说到底，这还是毛主席教给我们的矛盾论的认识论、方法论，是矛盾论在贯彻唯物史观上的运用，是矛盾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
2023年7月21日 于马克思的家乡红思屡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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