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毛泽东主义的一点心得 2023年8月5日 毛泽东主义是毛主席对于全人类的伟大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主义是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和新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出的新贡献、新发展。 毛泽东主义以其崭新的经过历史检验的科学理论内容，完全可以、也应该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相并列、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第三个阶段——毛泽东主义阶段，现在，可以、也应该简称马列毛主义。 毛泽东主义具有丰富的内容，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但是，也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一哲三论”。一哲，是指毛泽东主义在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上的新贡献、新发展，主要解决的是认识方法、思想方法的问题。“三论”，是指人民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论（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社会主义再革命论。“三论”统一于“一论”——社会主义革命论。 显而易见，毛泽东主义的新贡献、新发展，构成了马列毛主义的第三个伟大的理论内容、理论体系。 写出“论毛泽东主义”，是当代共产党人的重大的必须进行、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我一生都在探索、研究这个课题，也曾零星地写出一些研究成果，但是，要想系统地完整地写出“论毛泽东主义”，这需要相当大的工作量，更需要相当高的水平，我是力不能及的。就是把过去所做的一点研究，重新做一番抄写、拼凑，作为已经八十岁高龄的我，恐怕精力和时间都不能给予充分的保证。 想来想去，我还是放弃奢望，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研究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的心得，结合同志们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主义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争论问题，以毛泽东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为框架，写出一份浅显的有简有繁的学习心得，比较符合我现在的实际情况。 这样做，至少具有给别人、包括后人留下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的意义。 作为一名曾经直接受教于毛主席、受到过毛主席接见、跟着毛主席参加过社会主义继续革命（首推文革）、再革命斗争，还在挨整的困难时候受到过毛主席保护的毛主席的忠诚学生和战士来说，留下这样一份思想资料，也许还多少具有一定的特殊的重要意义。 一 正像不能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一样，也不能说毛泽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样说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错误在于，这实际上否认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的真理性意义，这实际也是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应该发展、可以发展、必须发展的否定。 文章开头说过，毛泽东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主要包括三大理论：人民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社会主义再革命论。这三大理论，都绝不仅仅具有“中国化”的意义，而是具有国际的、世界的意义。 毛主席的这“三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主要是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同时又是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实践得出来的。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绝不仅仅具有中国范围内的意义，而是具有世界范围内的意义。 至于哲学上、也就是认识论上的贡献，作为人们的认识方法、思想方法，那就更不能用“中国化”去解释，而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人们。“毛粒子”的命名，就是国际科学家对毛主席哲学贡献给予充分肯定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曾被定义为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话；那么，对毛泽东主义这样定义就不够了，毛泽东主义应该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且，还应该进一步说，毛泽东主义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更是创新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提升到了它的第三个阶段——马列毛主义阶段。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所以，不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去概括、表述、论证毛泽东主义——这一体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新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的最主要最根本的思想武器，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认识论的总纲。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写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的一点看法》（载《认识论新思考》一书），这里不再重复论述。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唯物的——主要体现在以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起点看问题；而且是辩证的——主要体现在把人类社会的运动看成是一个矛盾的辩证的发展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人类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统一的。 这实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思想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习惯上常说的哲学问题。 毛泽东主义正是首先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上作出了新发展、新贡献。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说，毛泽东主义把唯物辩证法原来理解为平列的三大规律，发展为以一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为主、为核心的新认识。这是对列宁所写《谈谈辩证法问题》的继承和发展（毛主席非常重视列宁的这篇未写完的短文。在和外国党代表谈到列宁的贡献时，特别提到这篇文章，足见其重视得程度）。毛主席以《矛盾论》一书为主、兼及许多文章、批示、谈话，对这个规律做了充分展开地分析，这是毛泽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新贡献、新发展。 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以毛主席的《实践论》发表为标志（毛主席特别喜欢、重视这部著作，评价甚至高于《矛盾论》），毛泽东主义把实践提高到认识的首位、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基础、认识的动力、认识的检验，对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做了科学分析，并由此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路线和“调查研究”等认识方法，这都是毛泽东主义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新贡献、新发展。 毛泽东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贡献，是创立毛泽东主义的主要思想方法、理论方法。正是这个贡献决定了，我们有可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唯物认识论统一起来，并由此有可能更好地贯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人类社会。 三 毛泽东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即人民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论，是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论的第一个重要理论。 毛泽东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理论、策略，并在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把旧的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发展为新的无产阶级领导本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实质是把这一革命提升到无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人民民主革命的水平。我们可以用我们今天的新的认识做新的理论概括：这是一种无产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的以人民民主革命为起点的特殊形式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在1939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曾经说过，“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1956年所写的《论十大关系》中，就直接使用了“人民民主革命”这个概念。从列宁、经斯大林、到毛主席，都反复强调：“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及国际资本主义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0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是无产阶级人民民主革命。这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决定的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创造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等等各方面的理论、方针、政策、策略，把无产阶级人民民主革命斗争的水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策略体系，尤其把武装斗争的水平，提高到了炉火纯青地步，形同一门舞剧艺术。 毛泽东主义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新发展，不仅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适用于无产阶级人民民主革命历史阶段；而且具有人民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适用于人民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 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 正像毛主席所说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开始。以“联合政府”为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实质是以较低层次的特殊形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这正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获得的伟大成果。这是一种以较低历史层次的无产阶级人民民主革命为起点的特殊的实现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其性质已经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即无产阶级人民民主革命论，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主义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以无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起点以实现最低形式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特殊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事实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其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依然是有效的，是应该贯彻执行的，是为从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准备、必要步骤。 这是经过社会主义实践后再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时获得的新的深刻的理论认识。这符合毛主席经常强调的理论来源于对实践的不断总结。 看起来，这是今天的一个新的认识，但是，实际上这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已经做过的实践，是在实践过程中已经得出的真知。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地大胆地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新民主主主义革命论，既具有无产阶级人民民主革命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无产阶级人民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意义。 这是毛泽东主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性质和伟大意义。 毛主席实际上已经大体看到了这一点。毛主席在1940年1月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5页。）十分清楚，既然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都在起着“决定作用”，那么，这当然也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性质。毛主席之所以说“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显然是就他所论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特点，还够不上典型意义的完全的社会主义而言的。 这里所讲的“新民主主义的”，实质就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 既然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社会，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社会，随后的革命实践和我们今天已经提高了的认识，就能够从理论上概括出一个以联合政府为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 这是一个人们的认识不断提高、不断发展的过程，符合人们认识的规律。 正是基于这样认识问题，我们可以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理解为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论的内容之一。 毛泽东主义提出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新发展，不仅具有适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无产阶级人民民主革命的真理性意义，而且具有在大体相同历史条件下的一切国度的共产党人领导无产阶级人民民主革命的真理性意义。 许多和中国国情大体相同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经验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需要特别说明一句，以上所论，是包括了我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所做的一点进一步的发挥的。这是作为毛主席的学生应尽的责任。如果有错误，那当然责任在我，应当批评、纠正；但就主观动机而言，我还是特别注意不能违背、更不能歪曲毛主席的思想的。 四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是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论的第二个重要理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胜利；同时，在实质上也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人民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并由此开始了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可避免的要存在一个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最低阶段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历史也已经雄辩地证明，这个历史阶段不是短暂的，而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历史任务，而是需要几代人经过不断地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是为了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现在看来，这个历史任务是极其艰巨的。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比起夺取政权来说，那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想使整个社会、整个人类，通过社会主义的不断地继续革命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所要求的条件，这一全社会的、全方位的、全新的改造过程是异常繁重、异常艰巨的。 毛主席从列宁、斯大林手中接过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接力棒，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开始走上中国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艰难历程。在这一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逐步形成，成为马列毛主义的新内容、新阶段。 但是，正像毛主席多次强调的，总感觉到继续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还是说，不是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以后还必然要搞多次。从随后发生的事实看，毛主席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要想避免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实际困难比我们原来所担心的要严重得多、大得多。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特别是需要我们在毛泽东主义已经提供的理论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继续提升。 这里，就是想谈一点这方面的学习心得。 第一、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具有全社会全方位的丰富内容 1、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主义用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联合政府）——这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划出了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 这是一个大胆的、但又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创造。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又是通过联合八个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实现的。这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上是一个大的突破。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各阶级的要求，推动了当时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向完全的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是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的内容。这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纲。只有抓住了这个纲，只有搞好人民民主专政，才能搞好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才能保证人民民主社会主义这种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形式，可以稳步地不断地向更高一级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形式过渡。 历史留下的教训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形式没有向前向上进一步发展。不仅参加联合政府的八个民主党派逐步成为花瓶、摆设，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如何使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群众更好地更直接地参加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管理，反而逐步地演化为一党专政。这就成为后来的所有问题、首先是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问题的主要原因，也就成为后来毛泽东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所面对的和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2、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的提出。 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的私有制实行合作化、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引导；对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和平改造。 为了从经济关系方面实现从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在无产阶级已经获得政权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考虑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和平改造。 实践证明这种和平改造是可行的、成功的、正确的。 同时，通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合作化、集体化、人民公社化的道路，对农业、手工业的所有制形式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践证明，这些在大胆探索中的改造，也是可行的、成功的、正确的。 指导这些具体政策的是当时实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意义的正确路线。 这些，都是属于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的重要内容。 3、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 毛主席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大胆地探索和创造，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建立了发扬劳动者以主人翁的态度和地位投入社会主义劳动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鞍钢宪法”、“大寨经验”就属于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典型创造。 同时，在理论上论证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有可能实现“大跃进”，在实践上进行了初步的虽有失误、教训但以成功经验为主的有益的探索。在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大跃进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 这既是经济发展的任务，也是政治发展的要求，因为只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生产力，才能为社会主义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才能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包围下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真正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的根本意义告诉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绝不单单是一个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判断一种生产关系的性质，仅仅看法律上所体现的所有制形式是不够的，而是应该把整个生产过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的全过程考察一遍，才能最后确定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关系，以及最后产品的分配，都是生产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在总结斯大林的苏联模式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例如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对此有明确论述），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新的突破、新的贡献、新的发展。 在毛主席领导下创造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已经大大超越了高于了斯大林的苏联模式。既有理论上的新的创造、新的升华；又有诸如“鞍钢宪法”，“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等这些宝贵的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从而把“社会主义优越性”，真正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的革命意义充分体现了出来，通俗点说就是，劳动人民真正成了生产的主人。 这是伟大的历史创造、历史变更，是构成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4、坚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同时，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鼓励体现共产主义精神的新思想、新文化、新艺术的创造。 这是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大特色。 从最初的对《武训传》的批判、对唯心论的批判，到后来连续不断地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文学、艺术各领域里面，不断地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观点的批判，促进了无产阶级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占领，防止了从思想文化领域里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即使发生过一些简单化、扩大化的不适当的做法，但就总的社会效果而言，作用还是积极的，而且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同时，正面的，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艺术，大批涌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例如，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各条战线、各种模范人物所发扬的共产主义精神，至今都没有失去其光辉；而在文学、艺术方面，以样板戏为代表的新文艺，也取得了空前未有、当今更无法超越的伟大成就。 5、创建社会主义新社会。 毛泽东主义强调全社会的革命化，努力创造一个真正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有根本区别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这也是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深刻的内容。 毛泽东主义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原则、总策略的指导下，在全国人民中提倡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以“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带动全国人民思想革命化，在各条战线上，都出现了一些先进模范人物，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同时，以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为前提，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帮助后进的人们，克服思想上、行动上的一些缺点错误，逐步加强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一步一步的实现思想上的革命，跟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 说社会主义新社会，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的确是一个新社会，是一个全社会充满着共产主义精神的新社会。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这时的中国，如果不单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是看全社会综合发展的水平，尤其是看人的发展水平，那就可以毫不夸张地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不仅超越了苏东，也超越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到处学雷锋，到处是雷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不愧是一个真正地高举着马列毛主义红旗的社会主义先进国家；是一个“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既有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全社会的自由发展相统一的新社会；这才是一步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一步步奔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6、坚持在对外政策上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路线。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不仅表现在对内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也表现在对外的路线、方针、政策上。 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就是贯彻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路线，就是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一切革命斗争的路线。 这是一个已经获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范围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继续革命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这是我们在学习毛泽东主义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 正是在这条毛泽东主义的正确的国际主义路线指引下，才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做出的、应该做出的贡献，尽到了自己应该尽到的国际主义义务。 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是支持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援助亚、非、拉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是支持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全世界范围内走向胜利的伟大斗争。 坚决反对和抵制苏修的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既是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的斗争，也是反对社会帝国主义欺凌弱小国家的斗争。 所有这些在国际范围里的斗争，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主义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是狭隘的仅仅局限于中国范围内的革命理论，而是彻底的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国际主义的革命理论。 这才是建立在资本论、帝国主义论、三个世界划分论基础上的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理论。 7、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理论和实践——“错误难免论”。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到毛主席，都一再强调，错误总是难免的。毛主席更明确说过“我们是错误难免论者”。 这是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的一个不能忽视、不能忘记的重要论点、重要实践。正如毛主席1958年走到济南郊区视察人民公社时说的，“人这个动物，总是爱骄傲”。这是人们通常都会有的缺点。人不自信不行，但是过分自信又不行，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方法，就不容易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常犯的毛病是只有自信，没有不自信；只看到成绩，看不到失败；只看到正确，看不到错误。如果一个人犯这样的，在思想方法上犯这样的错误，那就会给他的工作带来损失；而一个党如果犯这样的错误，那后果的严重性就可想而知了。 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就是想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局限的，不仅不可能“万事通”，而且不可能“每事通”，且不说世界是无限广阔、无限复杂的，谁也不可能无所不包地去认识一切；就是想深刻地认识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把握其中的具体的规律性，对于任何人来说，也已经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还总是会受到自身认识能力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认识总还是有局限的。况且，人总是在特定时间内、特定范围内、特定条件内认识客观事物的，而客观事物却总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总是层出不穷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所获得的认识，即使是正确的，也只能是和特定的条件相统一，对于无限发展的客观事物来说，这一认识还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是有局限的。这就是常说的真理的相对性的道理。 因为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即使是正确的认识，运用到发展变化了的条件中去，不适当地离开了和它的真理性相联系的特定的条件，也会转化为错误。列宁说，真理再往前多走一步就会转化为错误，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教条主义之所以是错误的，也是因为违背了这个道理。 毛主席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贯穿他的一生，始终非常注意思想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认识论的问题。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同样包含了重要的思想方法论、认识方法论。“错误难免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论、认识方法论。 在这个认识论的问题上，我们民族是有长处的。自古以来，无论是就个人的“修身”，还是就国家的治理，虽说其阶级实质自然是维护整个剥削阶级的利益，单就认识论、思想方法而言，强调“反省”，强调“纳谏”，实际就是看到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总是会出错误的，也可算是一种“错误难免论”。这表现了我们民族在思想方法、认识方法上的聪明。毛主席批判地继承了古人为我们提供的这一认识论的精华，把它提高到了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马列毛主义的认识论的高度，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武器。 如果从政治实践上看，特别是从指导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实践上看，坚持“错误难免论”更是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的。 人所共知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犯了错误，还不承认错误，继续坚持错误，那么错误就不可能得到及时纠正，危害也不可能得到及时制止，而只会在错误的泥坑里越陷越深，错误带来的恶果也会越加严重。列宁讲过，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能够及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列宁的意见和毛主席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坚持“错误难免论”，而这正是一种聪明的表现，实际就是思想方法正确的表现。这对于任何个人、尤其是对于政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个革命的进步的政党、包括共产党，不管曾经有过多么伟大的成就，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认识难免总是会有局限的，在实际领导革命运动的过程中，犯错误也总是会经常发生的。对于领导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来说，这个道理同样是适用的。如果犯了错误还不承认，那么，受到损害的只能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由无数的错误、挫折所证明了的一个简单的真理。 我们实际经历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的。这不仅是从一般的历史辩证法的角度看是这样的，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是获得了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伟大的成就；但是，也要看到，在这个探索、创造的历史过程中，因为主观认识的不足和客观条件的限制，错误不仅曾经发生，而且有的错误很大，后果很沉重。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我们只能说，这是我们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艰难前进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 最为尖锐的问题，当然还是从苏东到中国，社会主义都遭遇了到了共同的失败。如果不从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自己方面去寻找原因，去寻找自己的局限，去寻找自己所犯的错误，那这个问题就永远不会得到解决。 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来说，接受毛主席的“错误难免论”，勇敢地承认错误，正视错误，并对错误进行深刻地反省，认真地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今后重犯同样的错误，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一切都好，绝对的好，是形而上学的错误的认识，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的。我们对待自己创造历史的活动，必须坚持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同时，我们还要坚持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总是有不足之处的，总是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的。我们在看到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对于从较低层次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向更高一级的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实践上理论上都有伟大的贡献的同时，我们也承认，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实践问题上，都还留下了空白，这是导致社会主义会遭遇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革命的后来人，我们有责任，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把马列毛主义进一步往前推进、往前发展。 毛主席在1964年12月曾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批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毛主席特别在这里特别讲到“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而且强调“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这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自然也应该把它贯彻于对于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认识。 接受了“错误难免论”，解决了思想方法上的问题，我们就有可能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实践活动中所犯的错误，能有一个比较清醒、比较正确的认识。下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 例如，在政治上，尽管进行了那样一些“运动”，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说的，总觉得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问题，所以才有了自下而上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大革命。但就是这样，还是没有能够真正解决解决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十分焦虑的看到，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斗争中，到底应该怎么做，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应该争取到哪些革命成果，才能比较有效地防止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而且，如果一旦发生路线问题、政权问题，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还有可能在一定制度保护下行使自己民主权利，清除野心家、阴谋家、修正主义头子，及时解决历史可能发生复辟倒退的问题。 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还有待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历史任务。 就是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也还有待具体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如何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是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很实际、也很重要的具体问题。毛主席在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后来经过修订正式出版，成为指导我国政治生活的一本纲领性的著作。但是，尽管有这样一本马列毛主义的著作在手，但是在实践上，在如何正确地具体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上，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一个就是毛主席后来也说到的，对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划分和处理，在认识上有局限，在实践上有错误。再一个就是在处理实际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在矛盾性质的判断上不够准确，在处理方式上更欠妥当，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后来对这一时期的一些案件的正确的平反，实际就是对这种错误的反省和纠正。 如果细说起来，这类问题还是不少的。 再如，在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如同毛主席有一次在去河南的专列火车上对着吴冷西同志所说过的：“我们准备犯错误”；而实际上，也确曾犯过错误。但是，也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是靠总结经验吃饭”（和李宗仁的谈话）。在总结经验，特别是总结失误、教训的基础上，对政策进行调整，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举个具体例子：1958年，在处理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在所有制形式上，没有经验，最初有公社所有制、大队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各种不同形式。究竟哪一种所有制形式，比较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需要一个实践过程。后来经过不断地调整，最后落实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样一种比较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集体所有制形式上，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大家都觉得这一处理比较好，比较正确。这一点都不奇怪，是完全符合人们认识、实践所必然经过的过程的。 再如，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些斗争，无论是从问题性质的确定、还是从批判斗争的方式上，在留下重要的历史经验的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教训。 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对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批判，是正确的，是必须这样做的，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要求。 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一斗争、这一工作做好、处理好。 一方面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人讲话，生动活泼；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区分“香花和毒草”，正确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握好分寸是很不容易的。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对于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批判、包括对一些错误思想的批评，都还是必须坚持毛主席一再强调的，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以理服人”，而不能离开事实，甚至歪曲事实，无限上纲，随意打棍子，戴帽子。这样做，并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错误思想，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进步、更加革命化。有些教训告诉我们，如果处理不好，引起人们反感，结果会适得其反。例如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毛主席写下了对《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从政治上来说，主要还是一个没有正确区分、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而且，主要是把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属于人们的思想、世界观方面的问题，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毛主席的批评，说到底，就是告诫我们，既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又要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现在看来，就是处理敌我矛盾，有时我们对政策的把握，也常有不妥之处。从最高最根本的法律准则上来说，不管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处理敌我矛盾，都不能离开宪法。宪法是最高的法律准则，任何人、任何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以宪法为准则去制定政策、处理问题。 这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非常突出、非常现实的问题，是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以上七点所论，不过是我对在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走过的社会主主义之路的一点简单的回顾和粗浅的体会。内容会挂一漏万，认识更不够深刻，而且，必属“错误难免论”，所以，仅有参考意义。 第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列宁有一句名言：“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根本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历史任务。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建设（广义的）社会主义绝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建设的问题，更重要更具有总纲意义的，还是在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如何坚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实现消灭阶级，实现“两个决裂”，从而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这也就是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问题。 1、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这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的高度抽象的科学分析，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原则的科学论述和最初提出。 随后，列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继续，也就是毛主席在“理论指示”中所说的“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列宁思考问题极为敏锐。在短短的几年中，列宁就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还会面临着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主要是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因此，必须坚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必须在无产阶级执掌政权的条件下，继续展开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列宁就是这样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的。 列宁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我曾写《论列宁留下的两个宝贵思想》一书，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提出列宁主义应该重新定义，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定义主要说明了一个贡献，但是，列宁主义应该包括两个贡献：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设（广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去查阅这本小书。 马克思、列宁的这些理论思想和实践活动，实质都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 过去，我们总以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思想是毛主席首先提出来的。这实际是一个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误解。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对马克思、特别是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必须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学习得不够、研究得不够、理解得不准。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明确说“列宁就没有停止”，讲的就是列宁坚持继续革命。马克思、特别是列宁的著作在，实践也在，应该不难弄清楚这一点。 可惜的是，斯大林没有很好地继承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理论。毛主席批评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阶级斗争、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见《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毛主席的批评是对的。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确实有难度。难就难在面对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剥削阶级社会的全新的但又是过渡性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历史任务，是和以往的剥削阶级社会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历史任务是完全的根本的不同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适用于过去一般阶级社会中的阶级、阶级斗争的概念和理论，而是要根据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的向更高一级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任务，提出新的理论认识。马克思提出了理论原则，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进一步的推进，作为他们的后继者，应该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须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出新的贡献、新的发展。 很遗憾，斯大林没有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很幸运，毛主席承担了并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毛主席就及时地敏锐地提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打倒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现在革命所获得的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接受“进京赶考”的检验，还要继续坚持阶级斗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继续革命。 根据毛主席的这样的思想、政治路线，于是，就有了随后的一系列的不断的“运动”。例如，“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派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在党内则有清除“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也不断展开对于有广泛影响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历史观以及其他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批判，特别是，还结合国际上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论战，在国内也同时展开对于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 这些斗争，对于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非常及时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首创，是毛泽东主义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最初体现。 2、毛泽东主义对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新贡献、新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毛主席发现以上这些斗争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阶级、阶级斗争，还必须要有新的认识。 两场尖锐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推进了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的认识。一场是国际上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修正主义党之间的斗争；另一场是国内的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修正主义者围绕“包产到户”以及“四清运动”中所提出的走资派问题所发生的斗争。 正是这两场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使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有了新的科学的认识。这也就是后来毛主席强调的：“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这里的“重提”，已经不是“重提”原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是“重提”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阶级斗争，实际就是“重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重提”，实际是新提，新创造，新发展，是为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找到了理论基石，也就有了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阐明了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纲。简言之，这就是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 这在当时，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没有给予马克思主义回答的新的历史课题。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历史任务，特别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不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问题，还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怎样逐步解决消灭阶级的问题，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列宁开了个好头，斯大林没有坚持下来。而且，事实告诉我们，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逐步向前推移，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阶级、阶级斗争的新问题。斯大林没能过好这一关。 这个历史任务留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须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升到毛泽东主义的新阶段。 毛主席自己大概也是这样看的，这反映在他的“一生所做两件事”的自我评价中。所谓两件事，毛主席自己说，一件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再一件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我们从理论上来看，这两件事实质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社会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革命论又包括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和社会主义再革命论。） 顺便说明一下。关于“两件事”的思想，是毛主席的。但是，那个所谓的和华国锋等人“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是有人为要为“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要为“血雨腥风”制造舆论而编造的。我和其他同志有考证的文章，特别是在我向毛远新同志询问有没有这个谈话时，毛远新同志说，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毛主席身边，他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个谈话。而且，他和华国锋一样，曾经就这个问题给中央写过证明材料。我也访问过我的老师金冲及教授，他告诉我，他曾亲自分别采访过张玉凤、吴旭君同志，她们都证明毛主席确实说过“一生做了两件事”这个话，而且毛主席还做了解释，说“提得起来的也就是这两件事”。概括言之，毛主席是有“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思想，这是一个重要的自我评价。但是，那个“谈话”是编造的，其中一些内容，绝不是毛主席的思想。例如所谓“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怎么移交，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乱中移交，搞不好要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下一代怎么办，只有天知道。”等等，这和当时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中央4号文件所正式公布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所反映的思想是截然相反、完全对立的。 毛主席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深刻地论证了由于特定的现实的历史条件限制，在这个很长的过渡性的历史阶段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多种阶级、阶级斗争，其中的主要矛盾、主导斗争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因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直到今天，修正主义者还是不敢承认这个事实，而许多同志也往往会在这个问题面前止步不前。 毛主席不同。毛主席一直力主承认这个事实，尊重这个事实，尊重这个事实所反映的阶级斗争规律，不能“停止”，要继续革命，继续前进。 毛主席在总结建国后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做出进一步的探讨、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从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这是毛泽东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必须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的核心、重点、总纲。 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从来没有讲过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但这正是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思想、核心内容、核心理论，它把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的认识、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更加朝前推进一步，更加明确了这种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主导矛盾，从而使对这种阶级斗争的认识更加深刻化、具体化、科学化，这在理论上、特别是实践上，对于制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策略是有重大意义的。 这是毛泽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最重大的新突破、新贡献、新发展。 能够这样做，是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的，也是需要非凡的理论才能的。毛主席正是这样的一位巨人。毛主席满足了历史的需要。 3、反对走资派的斗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中之纲。 我们必须深刻学习、认识、弄懂毛泽东主义关于走资派的理论，这是毛泽东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对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对象、性质和任务的非常科学的论断，是纲中之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 修正主义者们不懂、仇视这个理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如毛主席对邓小平的批评：“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党内存在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以走资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走资派怎么可能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呢？1965年1月，在讨论“四清运动”的文件、即“二十三条”时，毛主席和刘少奇围绕走资派问题发生的争论，就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一个典型例证。 而发展到今天的四十多年来的复辟反复辟斗争，始终也是围绕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围绕着“以反对走资派为重点的阶级斗争为纲”而展开的。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弄懂这个理论的重要性、正确性，我们还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方法，去研究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较低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基本的规律，弄明白这样的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基础方面的深层原因。 我们回到列宁的一个教导。列宁曾经反复阐发过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就是：落后国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容易，但是，要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比较困难（参见列宁的《第三国际的历史地位》等文章、著作和讲话）。 毛主席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毛主席及时地从现存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思想文化上等各方面所必然存在的局限，同时，也分析了由于这些局限所必然带来的党的局限、人民群众的局限以及整个社会的局限，科学地论证了从苏联、东欧到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已经产生或正在产生修正主义、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揭示了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的集中表现（毛主席的这类论述很多，而且还应该包括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并亲自修改的由写作班子执笔写成的如中国共产党的《关于是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和《九评》、以及其他反对国际上的如法国多列士、意大利陶利亚蒂等人的修正主义的文章）。为了及时地应对、驾驭这种新形势下的新的阶级、阶级斗争，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包括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而且，亲自发动并领导了“作为一场认真的演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实践。 围绕这一主题，毛主席所提出的理论和进行的实践，构成了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的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 毛泽东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认真研究。这里，简要谈一点我的学习体会。 毛主席对于如果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有两个预见都被实践检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一个是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真的“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再一个是说，如果发生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就会搞最坏的资本主义，而且形象地对比说：“希特勒比戴高乐坏”，“是一群大流氓集团的统治”，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吃尽了“最坏”的苦，而且至今依然如此。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从苏联到中国，一个共同的事实就是，所谓修正主义上台，就是修正主义头子、头子集团、也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们上台。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到邓小平，乃至到“一尊”，都是这样的事实。 就我们看到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政体而言，只要掌握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就等于掌握了政权，而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也不止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说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领导人一变，一切就都变了。 在这种情况下，的确表现为那位“副统帅”说的：“领导权就是政权”。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就决定路线是哪个阶级的路线，而路线的正确与否，又如毛主席所说，是决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是共产党人和走资派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争夺领导权、争夺路线的斗争上。修正主义争得了领导权，就是我们常说的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修正主义路线上台。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必然的，而且，因为政权在手，也如那位副统帅所说，“政权，即镇压之权”，镇压之权在手，所以，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就“很容易”。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十六政变”之后，对这一点体会最深。 关于修正主义头子们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还需要做进一步解释、进一步认识。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为什么在这里用了“思想上”这个概念呢？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修正主义头子们、走资派们之所以会提出修正主义的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与他们的思想、世界观分不开的。思想路线决定了政治路线。正是他们的思想、世界观的资产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必然地会提出修正主义的路线，会搞资本主义复辟。政治路线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在这种情况下，篡夺了党的领导权的修正主义头子们、走资派们的思想上的路线问题，就不是一般的认识错误的问题，而是具有代表资产阶级的意义，具有阶级、阶级斗争的意义。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出问题的。 这好像有点不可思议。身为共产党员，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参加革命几十年，而且，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怎么会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变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最终竟然成为搞垮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已经从“老同志”转化为走资派的人当然是不理解、不接受、有抵触的；而一般人民群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弄明白，结果就必然会给“很容易”提供了机会。 但是，这并不影响毛主席点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一个被事实残酷证明了的真理。 是伟大的毛主席，勇敢地及时地从实践中对这个真理作出了总结。这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全新的理论，是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内部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新发展。 熟悉国际共运史的同志都知道，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的斗争，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从来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如果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得逞，党就会变质，革命就要惨遭失败。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对此有大量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有大量的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战胜了公开的敌人，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开始进行和平建设的历史时期，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阶级、阶级斗争会出现在共产党内，对其严重性和规律性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理论总是跟着实践走的。要解决这个理论问题，有待实践出真知。 正是在文革的实践中，首先提出了这个理论问题。我在不久前所写的《只有社会主义再革命才能救自己》一文中，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这个概念，不能教条地运用列宁对阶级所下的定义，仅仅从经济关系上去认识，而是还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去认识，特别对于修正主义头子，更要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路线上去判断他的阶级属性。毛主席所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正是就此而言的。这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对共产党内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全新的认识。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到邓小平，到“一尊”，在这个问题上都充当了共产党人最好的反面教员，他们带来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灾难更深深地刺激了共产党人不能不正视这个现实、不能不从这个现实去做马列毛主义的思考。 毛主席科学解释了这个问题。 毛主席对于修正主义头子有一个科学的阶级定性。在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中毛主席把他们定性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1976年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更明确地把他们定性为党内的资产阶级，而且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修正主义头子的存在，不是一个个人的偶然的社会现象；也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他们带来的危害也不是一种个人罪孽的结果，而是有阶级基础的历史必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诸多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阶级斗争的总纲。 毛主席把走资派现象，看成是一个阶级的现象、资产阶级的现象，是有理论分析、理论根据的。 毛主席在1975年4月23日的著名批示中曾写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问题在于，就像毛主席讲过的，就思想、就世界观而言，就是两家，要么是无产阶级的，要么是资产阶级的；同样，要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要么是修正主义的。不懂马列的另一面就必然是接受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思想。毛主席1976年就是这样批评邓小平的：“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又说“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可见，不懂马列和代表资产阶级是相统一的，不懂马列，就必然地要去代表资产阶级。 毛主席对于老同志的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有这样的分析：“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 毛主席这里分析的就是走资派产生的思想根源；也说明走资派不是一个个别人的现象，而是一个阶级的现象。 后来发生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年，以邓小平、陈云、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为头子的领袖集团，基本上就是一个走资派集团、修正主义集团；而控诉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所谓“四千人大会”，以及后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以及实际发生的拥戴邓小平、拥戴邓小平路线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攻倒算活动，都充分证明了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绝非偶然发生的阶级行为、阶级斗争现象。而且，其残酷和激烈的程度，并不低于以往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所经历的阶级、阶级斗争的过程。只是，这是一次反动的反攻倒算的资产阶级的夺权、复辟活动。 毛主席早在1964年12月《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已经尖锐地指出这种阶级、阶级对立的事实。毛主席在批示中这样写道：“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毛主席又进一步分析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毛主席的这些精彩的深刻的论述告诉我们，在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中，毛主席已经看到新生的资产阶级存在的问题，看到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的对象”。从这些批示，我们还可以看到，毛主席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和后来使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实际上是具有同等意义的，是这个概念的最初的形成和提出。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毛主席对于新生资产阶级的问题又进一步从经济地位去做分析。他在说了“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接着自己设问，“为什么呢？”然后自答说：“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在这里，从经济关系讲到政治立场，把修正主义头子上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基础讲得清楚而深刻。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实践的科学总结，是理论上的飞跃，是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完整的理论观点。 正是这个理论观点，告诉我们，不管叫什么，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叫修正主义头子，叫走资派，或者形象地叫“皇帝”、叫“一尊”，都不是说的个人的现象，而是阶级的现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党内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的现象。我们讲“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主要就是要以和这个新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如前面所说的：纲中之纲。 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里所没有的理论，是毛泽东主义的新贡献、新发展。 那么，接下来还要进一步回答，为什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而且，会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坏的资本主义呢？ 毛主席在1974年12月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由此开始，在全国掀起了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这对于全党、全国人民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存在有可能发生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然性，是一场非常重要、非常及时、非常伟大的理论学习、教育运动，是毛主席怀着对我们劳动人民的炙热感情，生怕在他走后我们要重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决心把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武器交给我们，以便我们能够运用它在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保护自己，解放自己。我们都是这场理论学习运动的受益者。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坚持到今天。我们应该深深地感谢毛主席。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是毛主席的一个伟大的创造。 毛主席当时在南方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仅在长沙就待了一百多天。毛主席继承了马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继续革命的理论思想并结合我们国家现实的经济的、政治的、阶级的、社会的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他一生最后仅剩的近两年时间中，进一步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的重要理论观点，把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进一步完整化系统化体系化。历史已经验证了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所做的这些新贡献、新发展是符合实际的，是完全正确的。 结合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说“很容易”，为什么说“最坏”。 因为共产党内潜在地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多数不懂马列、只懂特权利益、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一旦修正主义头子、走资派窃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也就是窃夺了政权，这个掌握着各级领导权、也就是各级政权的所谓“当权派”们，就会成为“很容易”地贯彻修正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导的阶级力量。尤其因为在文革中，不少人曾经受到过冲击，甚至被打倒过，现在，很自然很必然地要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向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反攻倒算，很自然很必然地要肆无忌惮地搞资本主义复辟，而且，首先就要怀着满腔仇恨地否定毛主席、打倒毛主席，那个臭名昭著的四千人大会和随后产生的《决议》，就是这种情绪发泄的代表作。这倒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以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在行动，证明了毛主席说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不是冤枉了他们，不是无限上纲，而是代表劳动人民说了完全符合实际的老实话。 同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局限也在起作用。毛主席在“理论指示”中着重讲了我们在经济制度方面的一些难免的局限。毛主席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０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到了１２月２６日，毛主席约周总理到长沙作了一次单独长谈，除了关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外，谈的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理论问题。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以上引文均见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这些论述，当时被称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正是因为毛主席看到我们的经济制度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些局限，而这些局限在毛主席看来“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后来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告诉我们，就国营企业而言，在形式上并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很容易”地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意义上再次发生“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主席还讲到：“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同样证明，毛主席强调的列宁的这个思想也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用“包产到户”摧垮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实际就是利用像小岗村所代表的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去否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而这个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也是“很容易”地完成的，也让毛主席说准了，甚至是早在1962年在坚决抵制、坚决反对陈云提出、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领导人支持要求放弃集体所有制分田单干时就说准了。 毛主席曾反复强调过，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这样的国情，是搞社会主义无法回避的困难。只要看一下现在揪出来的贪官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就很容易明白列宁、毛主席强调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会对社会主义造成非常危险的威胁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就这个并非偶然发生的历史现象，我曾写过一篇论述文章，题目是：《农家子弟成了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毛主席还指出：“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现象”，在“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毫无疑问，这是“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的社会原因、社会基础。而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中所泛滥的贪腐，不仅验证了毛主席的预见是正确的，而且远比毛主席所估计得严重多了、糟糕透了、丑恶极了。 这是大家现在都已经看到的事实。不仅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而且复辟出来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又是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 毛主席从苏东发生修正主义的事实和中国的国情、党情出发，准确地预见到，如果修正主义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从政治上来说，就必然地要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而在毛主席看来，这种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坏，所以才用了“希特勒比戴高乐坏”这个形象的说法。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变修就会变成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呢？这种转化的内的原因在哪里呢？ 毛主席之所以说“希特勒比戴高乐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反复想过这个问题的。一些接近毛主席、听过毛主席谈论这个问题的人有回忆，可供参考。但是，因为没有文字的正式记录，我们这里不好作为毛主席思想的依据去讨论问题。我们只能以正式发表的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有一个事实很清楚，毛主席一直很关心党的、国家的政治生活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着重谈的是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视察大江南北，分析有些干部挨斗的原因，也是从平时干部对群众不民主，动不动就爱训人等等去做解释的。毛主席在带领几位秀才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也强调人民群众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权利，甚至主张人民群众有不满的时候可以搞“大民主”。毛主席之所以反复地大量地谈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党的、国家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不民主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毛主席看到，如果“党变修，国变色”，那么，修正主义党就必然地会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而国变色，就会就会必然地会变成一个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坏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毛主席以这个理论对苏联党和国家变修后的社会性质的深刻批判，已经被苏修、包括东欧诸国蜕变的历史所证明，而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蜕变，是又一次对毛主席的理论的补充验证。 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上纲到一党专政、甚至一党专制的问题，这是导致修正主义上台后会必然地转化为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座桥梁。 如果从列宁所强调的落后国情所带来的固有弱点看问题，并结合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示》中实际运用列宁的观点，从中国的社会基础说明，一旦发生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将会多么严重，因而像我们拿出告诫：“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幅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丑陋事实验证了毛主席的预见。我们也因此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所谓“最坏”，也不仅仅是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是在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强力控制下，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全部走向倒退、腐败，数千年间，皇权专制主义所留下来的所有的糟粕、垃圾，都变着花样地重新归来，腐蚀人们的灵魂，污染整个社会的空气。正像人们现在常说的：“一夜回到解放前”，不，甚至比解放前还糟糕。 现在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它以极其愚昧、极其丑陋的各种表演，展现给人们一个倒退的反动的“最坏”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可笑而又可悲的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窍不通的“一尊”，近来，又心血来潮，以自己的无知无畏正在鼓噪这种倒退、复辟，而且还要和马克思主义挂在一起，显摆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历史真会和人们开玩笑，而且是这种“最坏”、最丑陋的玩笑。 弄懂毛主席所说“希特勒比戴高乐坏”的深刻思想，是弄懂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一环。“最坏”不仅是现象，更是实质。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只能用“最坏”来解释。只有这样认识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给我们国家、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我们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最坏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符合实际的理论认识，是我们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根据。 我们不能不承认列宁和毛主席真是伟大。一个国情落后的国家，一旦发生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不仅是“很容易”的，而且是“最坏”的，结果把我们国家的人民折腾得简直没法活。而且，因为国情落后，想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却“很不容易”。毛主席过高估计了他所领导、他所教育、他所钟爱的人民；除了怀念，就是哀叹，唯独不履行毛主席再三告诫的：造反！写到这里，除了感到羞愧，还能再说什么呢？ 4、运用毛泽东主义去认识“党变修、国变色”留下的历史教训。 如果进一步探讨这些会导致“很容易”地复辟出一个“最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现象、历史原因，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看到，这一切，主要都是发生在执政的共产党身上。 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头子、走资派，出在共产党身上；新生的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出在共产党身上；指导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出在共产党身上；所谓“林彪一类如上台”，修正主义上台，出在共产党身上；所谓“领导权就是政权”，是指的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政权，自然也是出在共产党身上；常言道：“党变修，国变色”，这可谓是一种简单明了的理论概括，说的是：国变色，是因为党变修，直言问题出在共产党身上。 历史事实也正是这样展开的，从赫鲁晓夫，到邓小平，都是共产党内发生了走资派篡党夺权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党变修”，然后就有了“国变色”。 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作为“领导一切”的共产党出了问题，就会必然地要出现“很容易”搞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是搞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呢？ 无疑，这是从苏联到中国，我们已经经历了的残酷的历史事实。不敢正视、不敢承认这个历史事实，是政治上软弱的表现。现在留下的历史课题是应该怎样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 概括言之，可以做这样的回答：从共产党自身来说，没有解决好党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从国家来说，没有解决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应该相应配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实行专制体制的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一党专制。党凌驾于国家之上，凌驾于人民之上，以党代政，以党代国，不是人民授权、监督党，反而蜕变为党对人民专政。林彪说“领导权就是政权”，正是这一荒谬事实在理论上的概括。 显然，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方面所存在的弊端。 列宁看到、预见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和危险，看到、预见到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的严重性，试图通过在中央设立监察机构防止党分裂、特别是防止党蜕变，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的创新、建设，去保护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固。就是斯大林，虽然没有从阶级、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从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来看，他也已经看到了党内存在官僚主义问题的严峻和危险。但是，他没有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去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依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坚持着一党专政、一党专制，结果也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修正主义上台、社会主义的国家蜕变为官僚专制特权国家的悲剧。 毛主席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从延安的“窑洞对”，到革命胜利后的“五四宪法”，人大、政协制度的确立，多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制度的实行；从农村“四清运动”中的“贫下中农委员会”，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可以自由组织各种形式的战斗队参加政治斗争，以及在革命派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的基础上组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从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大量的关于人民群众最根本的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的权利，要不断改善党群关系，反对党员干部做官当老爷等等的讲话、批示，都是为了回答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如何确立一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的新型政体形式。 这一切，实际都是毛泽东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形式的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但是，伴随着毛主席的去世，这一探讨被打断。 后来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这一历史要求在人们认识上的必然反映。但是，在修正主义统治下，是必然地要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因此，随后不仅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一步步倒退，发展到今天，竟然公开要复辟回到古代的“定于一尊”的皇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 列宁曾深刻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是同义词。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当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说“同义”，当然正确。 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民主的意义的认识常常是不足的。他们常常看不到民主制度的形式和民主制度的实质是统一的。例如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从制度的形式上来说，这好像只是确保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好像民主制度的意义仅此而已。其实不然，这种民主权利的实质是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也就是说，有没有言论自由，实质是体现着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我们要在理论上弄清楚。万万不可轻视无产阶级民主，轻视无产阶级民主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是同样的错误。毛主席一再强调劳动人民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权利，这个思想和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劳动人民管理国家，既是实行民主，也是实行专政。可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的本质是保证实行无产阶级民主，这和必须保证实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义的、统一的；实行民主，需要制度、体制，无非都是为了使实行民主得到具体的落实和保证，这是政体形式和国体本质相统一的必然要求。 不少人不懂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总是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意思是，制度没有用，人可以破坏制度。这的确是一方面的道理。民主制度的命运是和人自身对民主制度的认识水平、把握水平相统一的。但是，这并不能排斥，在当今时代，确立怎样的民主制度还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例如，过去存在的东德和西德，现在存在的南北朝鲜，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而人民都接受了它的存在，而没有能够随意地“活”地去改变现行制度。这都说明制度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能起到相对稳定的政治作用。再如，美国从独立起，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二百多年来没有发生政变，没有出现希特勒现象，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一直没有受到破坏，显然这不是偶然的。更为现实更为尖锐的例子是我们自己面对的实际，明明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法西斯专政制度，人民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干净，可是，这并没有因为“人是活的”而发生改变，相反，多数人顺从这个制度，更有少数人甘愿充当这个制度的打手，连小小的城管都敢胡做非为。这是最彻底地对“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的否定。所以，不能轻视制度的作用，制度是内容、实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常说的上层建筑，是非常重要的，是必不可少的。 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一党专政、一党专制，最后导致修正主义上台，“很容易”地搞“最坏”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政治制度上、政治体制上，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要求的缺陷、弊端，甚至可以说，比一百多年前的巴黎公社创造的政体原则还落后，也甚至可以说，这些缺陷、弊端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应有的政治体制，而是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性的专制的政治体制。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而且，为什么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到了这一步？ 究其根本的社会基础上的原因来说，还是要坚持列宁的观点，从一个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度里去进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建设，所遭遇到的困难自然是非常大的。毛主席从五十年代就一直批评在我们党内、国家内，存在着“三、六、九等”这样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必然发生的等级观念，但是，毛主席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一是党内有很大的阻力，二是在“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情况下，想搞符合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是相当困难的，“走错房间”，完全可以理解。在这里，还是历史必然性起着决定作用，必然性就在列宁所强调的国情的落后。就是今天我们依然面对着这样的困难，只要看一下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政体形式问题上的认识的混乱，就不能不承认这个现实。 这个问题，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列宁、斯大林，到毛主席，一直在实践，一直在研究的历史课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列宁主义，到毛泽东主义，为了回答这个历史课题，都从理论上实践上做了认真地探讨，其中毛泽东主义留下的思想理论财富尤为丰富。我曾写《中特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一书，就是根据毛泽东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在中国发生“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规律性。 可惜的是，在长时间里，甚至直到现在，我们对毛泽东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建设的理论，还是学习得非常不够，更没有认真地深入地研究，相反，发生误解、曲解倒是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很好地继承毛主席留下的这笔宝贵的理论遗产。 举个例子：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恩格斯曾经说过、也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边重申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认真地研究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体形式，更谈不上批判地继承。我们只是正确地一再重复说：资产阶级民主都是虚伪的民主；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找到了确保资产阶级整个阶级都能获得民主、从而具有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却不能正视，更缺乏研究。不仅掩盖了自己这里所存在一党专政是会蜕变为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而且向人们传达一个错误的信息：好像这种一党专政才是不搞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常犯的错误。毛主席不止一次针对在社会主义国家所出现的所谓“扩大化”错误，说这种问题在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里反倒不会发生，在痛斥修正主义上台会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时，更形象地说“希特勒比戴高乐坏”，实际就是说，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坏。 前面举到美国的例子，其实远不止美国，象瑞士、北欧许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体运作形式，对于更有效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所发挥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在考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时应给予充分重视的，借鉴其有益的经验，包括从反面吸取其作为资产阶级专政所必不可免的局限。 我们不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体形式重视不够、研究不够，更重要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对毛主席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也重视不够、研究不够。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中，和在他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重要的大量的新的创造。我们现在所反复争论的一些问题，其实毛主席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早就有过回答。 也举几个例子： 例子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允许自由组党、多党存在？在有些同志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实行一党执政或者一党专政，谁要是认为应该允许自由组党，应该允许多党存在，谁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民主取代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多么糊涂，多么无知的想法。 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马克思总是特别强调“阶级专政”这个概念），那么，这个阶级的成员为了参加专政，参加国家管理，怎么能连组建政党的权利都没有呢？难道这种阶级的专政，只能是一部分人的权利，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没有这个权利？这还能叫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吗？ 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而且应该说，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有一段十分明确的话：“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毛主席接着做了解释：“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的无理，我们反驳，骂的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278~279页。） 这实际是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解释，在毛主席看来，这样做，“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毛主席讲的道理告诉我们，多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但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 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可以存在，可以参与国家管理，为什么劳动人民为了直接参加国家管理而组织政党就不可以呢？既然是人民民主专政，怎么可以剥夺人民自由组党的政治权利呢？ 横看全世界，除了极个别还在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国家，绝大部分国家、包括比较落后的非洲国家，都已经实行自由组党、多党共存的民主政治体制，而在我们这个面对法西斯专制统治、粗暴践踏《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的国家里，号称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同志，却一直挥舞着大帽子，气势汹汹地反对结社自由，反对组党自由，高调信奉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这是多么无知、多么愚昧、多么令人感到可笑、可悲啊！ 说到底，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是不知道无产阶级民主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不知道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民主，那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存在。既不懂马列毛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没有认真地对待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党变修、国变色”的历史教训，更多地受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家长制传统的影响。思想方法上来说，这些同志只会形而上学地机械地“非此即彼”地思考问题，像一个只会死记硬背概念的小学生；和满脑子这样的思想方法的同志想讨论任何一个问题都十分困难。 例子二、关于无产阶级宪政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有严重分歧，而且争论至今也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在2011年6月曾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宪政的一致性》，试图运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讲话中所表达的理论思想，去解释提出无产阶级宪政的理论根据和现实意义。今天看，依然大体是正确的，可以引述几段在这里。 “这个问题所以值得提出来说一说，不仅因为有那么几位‘五毛’和‘打手’一再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制造混乱，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对于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和今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重要性，依附修正主义统治者的网上帮凶，就热衷于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 “听听毛主席是怎样说的，毛主席在1940年2月20日的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著名讲话，毛主席明确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同志的话，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毛主席的话很清楚，不仅有资产阶级宪政，还有无产阶级宪政，根据中国的情况还有新民主主义宪政。这在理论上根本不是个问题。”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也是马列的意见，无产阶级宪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政治。我初步想了一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宪政，无产阶级国家，实质都是一个东西。正像列宁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可以说是同义词，这些，都可说是同义词。区别只是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去规定概念，本质是一样、统一、一致的。根据我国的历史特点，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因而是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民主宪政，人民民主政治，也都是一个意思，而且，本质也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无产阶级宪政，无非是说，这是在无产阶级宪法指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总要有个法规，不然怎么实行阶级的专政，没有规距，没有章法，不乱了套吗？所以要个根本大法作指导。这本来是非常易于弄懂的道理，有人一搞混乱，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这就是骗子的危害所在。我想，我彻底作一个清算，毛派同志会立即明白。可以说，无产阶级宪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的形式，自然，也就是在无产阶级宪法指导下的无产阶级国家，也就是在无产阶级宪法指导下的民主。难道这些不是统一的吗？是统一的，是很清楚的。那些跟着受蒙蔽的同志，要认真读点马列毛。” “我们现在强调无产阶级宪政，或人民民主宪政，或社会主义宪政，不是无的放矢，不是纯理论探讨，而是有强烈的针对性，强烈的战斗性。这就是为了反修。 修正主义统治的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搞专制。专制带来了特权，也维护着特权，它是搞修正主义的特权阶级的命根子。毛主席之所以痛斥修正主义上台会是最反动的法西斯资产阶级统治，也是因为看到了专制这一特点。专制的反动性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德国的情况，列宁针对俄国的情况，都有过深刻的批判，指出过这是一种封建的落后的反动的政治形态，是必须首先对其进行斗争的东西。这种反动的政治形态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专制的统治相统一的，不清除这种反动的政治桎梏，无产阶级无法展开自己的阶级斗争。导师们讲的道理是一致的，我们要认真领会，真正把握。 现实给我们教训也是清楚的。专制一天不破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无法作为一个阶级来动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根本没有条件展开。不仅诉诸政治斗争不可能，就是想解决一点实际问题，也显得非常软弱无力。西方工人阶级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罢工是经常运用的有效的办法；可是，在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下，一切权利被剥夺得精光。所以，修正主义统治就统治形式而言更落后、更反动、更腐朽。 在这种情况下，宪法形同虚设，宪法确认的保护的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例如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印刷、游行示威等权利，都得不到落实。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宪政，不复存在，而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不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可见，捍卫无产阶级宪政，正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正因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坚持阶级斗争，就是坚持继续革命，所以，坚持无产阶级宪政的革命意义是十分明确的，不但不是资产阶级观点，而且是革资产阶级命的观点。 道理很简单。无产阶级专政要形式，根本的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宪政。不错，无产阶级专政要暴力，但是，正是无产阶级宪政是保证暴力有可能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手中的以最高权威、最高大法形式确立的法制制度。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这样高估社会主义宪政的意义，我不用解释，也不用辩论，你只要面对现实，你该自己就能回答。正是没有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宪政，宪法等于一纸空文，专政调转了枪口。问题不在宪政不重要，而在宪政没有真正落实。我们不能因为宪政没有真正实现，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抛弃它，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争取的是，实现它，落实它，这一斗争，实质还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你只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你就必然明白无产阶级宪政的意义。” “政治体制必须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样，有个方向、路线问题。要搞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看核心问题，就是落实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宪政或者说人民民主宪政。这是一个主题，一个纲，抓住这个主题，抓住这个纲，就抓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化，就抓住了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具体步骤。” 十几年前的这些论述，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而且还有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具体的形式，无产阶级宪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最根本最重要的具体形式。坚持无产阶级宪政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同等的意义。因此，坚持无产阶级宪政具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意义。可以说，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宪政，才有可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正是这些道理告诉我们，新民主主义宪政的理论（人民民主宪政），社会主义宪政（无产阶级宪政）的理论，是毛泽东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例子三、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吗？当然不是。不仅不是问题，而且，不应该成为一个讨论的问题，特别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号称毛派的队伍中，竟然还要讨论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机器赖以存在的支柱。没有军队、以及警察、公检法等等专政工具，就没有国家机器可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机器的基本理论，是对国家产生以来的历史事实的科学概括。“军队国家化”不过是对这个历史事实的正确表达。 在已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基本理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必须要有军队、掌握军队，实现国家和军队相统一，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军队相统一。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废除常备军代之以全民武装。毛主席时代的“全民皆兵”，体现了这个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毛泽东主义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全民皆兵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最高的最彻底的形式。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就是军队，就是国家，就是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军队、人民三者的完全统一。人民就是军队，就是国家，说军队国家化，这是最彻底的军队国家化。 在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的条件下，再强调“党指挥枪”，实行党指挥枪，把党凌驾于国家之上、凌驾于人大、也就是人民之上，把无产阶级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党的军队，直接指挥军队，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是完全违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是完全错误的。1989年的那场“风波”验证了这个错误。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以党代国，以党代军，以党治国的军阀道路，是必然导致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原因。毛主席一再批评修正主义头子是大党阀、大军阀，就包含了这种批判。 “党指挥枪”，是毛主席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统帅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过程中，所制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原则，它是毛泽东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保证武装斗争胜利、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切真理都是有条件的。毛主席在1938年所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对“党指挥枪”这个政治原则产生和运用的历史条件有科学的说明。 毛主席论述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历史条件是有很大不同的，然后做出总结：“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了战争的。”毛主席重申了斯大林的论断：“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认为“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接着指出：“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绝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 每个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以党必须掌握枪杆子（就是军队）这个真理为前提，毛主席进一步接着：“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8~512页。） 这是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其对中国革命的特点的论述非常全面、非常精辟、非常深刻，我这里不过仅仅是摘录了几句要点，同志们最好去读原著。 毛主席的论述一是告诉我们，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支党创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二是告诉我们，这支在党领导下的军队，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 毛主席讲的这两条是统一的，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武装斗争的道路。走这条道路，就需要有一支在党的领导下的军队，而这支军队必须贯彻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 毛主席的论述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为了夺取政权，需要有一支党领导下的军队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贯彻的原则。 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历史条件去谈论党指挥枪。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条件，真理就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谬误。 今天研究的问题是，在已经夺取了政权，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党和军队、和国家的关系的问题。 幸好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也有明确的意见。这就是毛主席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论述。 毛主席是这样论述的：“‘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1954年的《宪法》，体现了这个精神，在第二十条写道：“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第四十二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没有写入“党指挥枪”的观点，而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主席指挥枪，也就是国家指挥枪。 后来的《宪法》修订版都把“党指挥枪”的观点写了进去，变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统帅全国的武装力量，以党代国去指挥枪。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理论的，也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是完全错误的。 “风波”中“党指挥枪”去镇压群众，就是这一理论上和实践上错误必然结出的恶果。 这绝不仅仅局限是一个军队归属、军队性质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公检法”等一切国家专政工具的问题。本来都应该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的专政工具，掌控在国家手中，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国家；一切专政工具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实质就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如果做到这一点，怎么会产生对人民实行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呢？正因为现在所实行的体制是相反的，党指挥枪，党指挥“公检法”，党指挥一切专政工具，结果，一旦党变修，蜕变为资产阶级党，这些专政工具就必然地统统都蜕变为对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残暴工具。而且，我要大胆地强调一句，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不复存在，这支军队的根本性质已经发生蜕变，已经蜕变为反动的反革命的暴力工具。不仅镇压“风波”，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蒙羞，尤其随后成立的武警，更是直接为着镇压广大劳动人民可能发生的反抗而设立的。现在的公、检、法实质也发生了同样的蜕变，捍卫毛泽东主义、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同志“被坐牢”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革中毛主席曾经赞成过的“砸烂公检法”的口号，现在又重新具有了正确的革命的意义。 在对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工具的认识上，不能因为它的名字没改，牌子没摘，就模糊了对它的阶级实质的认识。我们必须牢牢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国家理论，必须牢牢站稳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 毛主席说，希特勒比戴高乐坏。现在是，邓小平们比蒋介石坏。而且，还必须看到，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化为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不是偶然的。歪曲“党指挥枪”，是其中的一个借口。毛主席预见到了这种可能，他看到了苏修党实行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事实，也看到了在中国党内有隐藏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并对这个历史事实留下的教训及时进行了总结，提出既有“大党阀”的问题，也有“大军阀”的问题。林彪集团就是这样的危险，毛主席决心整掉林彪集团，也是从这种危险出发的。所以，毛主席说“希特勒比戴高乐坏”，是有多方面的丰富的深刻的内容的。我们常常只会做简单的理解，实际并没有真懂。 这个问题，实际也包含了毛主席所说的“很容易”的规律性。在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下，篡夺了党权、政权的修正主义党强调必须实行“党指挥枪”，其目的就是要改变军队的性质，把军队变成维护资本主义复辟、镇压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暴力工具。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机器阶级性质蜕变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看到，正是在听命于“党指挥枪”的“枪杆子”镇压下，实现了“稳定压倒一切”，从而“很容易”、很顺利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 可见，关于“党指挥枪”的争论，绝不是空洞的理论上的争论，而是具有非常现实的实践意义的争论。我们毛派同志不能犯糊涂。 例子四、创造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形式“联合政府”，是毛泽东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社会主义革命论一个重要内容，是又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新发展。 巴黎工人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形式“巴黎公社”——被马克思称为“工人阶级政府”；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工农政府”——“工兵农苏维埃”；毛主席则创建了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形式——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 毛泽东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及其“联合政府”的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的主要的意义在于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要和各个国家的具体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在国体和政体的处理上，都可以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做因地制宜的符合实际的调整变化。例如政协，就是一个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的政体形式的创造。 毛主席关于“联合政府”的理论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过去和现在，我们都还研究得非常不够，更谈不上深刻理解，甚至往往是曲解。如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其实都包含在毛主席关于如何处理“联合政府”的理论之中，而我们一些同志的想法，是和毛主席的思想背道而驰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也就是建设（广义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是在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具有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总纲的意义。纲举目张，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总纲，统帅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各方面的整体性的内容，就能把建设（广义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推向前进。这不仅对于我们国内面对的历史任务，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学习、研究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绝不能忽视了这个重要内容。 5、在理论上弄懂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在实践上通过制度建设巩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成果。 人都会陷入盲目性，共产党人也不例外。假的冒牌的共产党人，不值得一提，就是真正的忠诚的共产党人，时至今日，对于社会主义为什么普遍地遭遇到失败，今后，如果重建社会主义，想避免修正主义上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避免再次遭到失败，到底应该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应该建设怎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在理论上实践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需要我们在继承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毛泽东主义给我们留下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遗产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正如列宁教导我们的：“我们绝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这是一个艰巨的理论上的实践上的历史任务。前面所举的一些例子充分说明，如果真懂一点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毛泽东主义，本来都是一些不成问题的问题；而且，从马克思，经列宁，到毛主席，特别是毛主席，都已经有明确的意见，可是我们的同志却听不进去，学不进去，而且，固守己见，总是以为自己手里的道理才是真理，实际是把谬误当了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提出要在理论上实践上对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有新的突破，新的推进，新的发展，那就更加谈不到了。 这绝非偶然，这是时代条件给我们造成的一种必然现象。 正象毛主席一再深刻指出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而且有浓厚的皇权专制主义思想文化传统，这是我国一切阶级现象、政治现象、思想文化现象的深刻的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基础。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但又非常实际的问题。站在封建的或小农的、小生产者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水平上去思考问题，连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平都达不到，何谈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何谈建设（广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何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呢？只是读了记住了一点马列毛的词句，而到了自己这里就必然地发生走样。不管自己主观怎么以为，小生产者的小私利、小天地胸怀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胸怀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在关于“自由”问题的认识上，资产阶级讲超阶级的“个性、自由”，实际是资产阶级的个性、自由；无产阶级讲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克服私有制条件下必然发生的异化，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这是一种最科学、最彻底、最符合人性的自由观。可是，小生产者，只知道家长制，不知道自由为何物。所以，马克思曾经精辟地说过，法国小农是拿破仑专制主义的天然基础。这个话同样更是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现代社会的一把钥匙。这类例子，这类问题，在我们理解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问题上，经常会表现出来。 不要忘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一书中所讲的道理。一个人，不是自己以为是什么就是什么，而是自以为是什么、实际上并不是什么。一个人的真正的动机，常常是隐藏在自以为的动机后面的动机。以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所理解“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实际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如同修正主义一样，这必然会是一种对马列毛主义、特别是对毛泽东主义的歪曲。对于这种有意无意地对于马列毛主义的曲解，有时就会想到，如果毛主席在，也会像马克思那样说：如果你们是“毛泽东主义者”，我只好宣布我不是“毛泽东主义者”！ 这是学习、研究、理解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难题。正是这个实际困难决定了我们面对着一种非常矛盾的状况。 一方面，大家都几乎共同地认识到，在未来要想防止再次出现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真正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社会主义失败，资本社会主义失败，根本的表现就是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动：过去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现在新资产阶级当家作主。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个形象的概括很准确，它说的就是经济是搞上去了，但是社会主义却失败了。社会主义遭遇挫折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建设搞不上去，而是因为政治建设没有跟上去，特别表现在执政的共产党没有解决自身变修的问题。这个党一旦变修，又没有一种能够保护人民群众起来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体制，这就必然要产生新资产阶级，这就要发生阶级关系变动，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变成新资产阶级当家作主。而且，还表现为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很容易”地走上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从而有力地保护着资本主义复辟畅行无阻。 这是大家都亲身感受到、也逐步有所认识的一个残酷的事实。因此，大家也都深感应该研究其中的历史教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也是大家正在着力进行的工作。 但是，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讨，大家都看到，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真是五花八门，而且，不仅多有不同，更多的是尖锐对立。这使大家都意识到，要想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从共产党人自身来看，就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一个是难在理论上。 从原则上说，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不就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吗？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不就是劳动人民是掌握国家机器的主人吗？进一步说，如列宁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可以说是同义词。列宁的意见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和无产阶级民主相统一，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形式，是工具，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保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实际也就是说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政体。这些原则，一般来说，大家是都能理解、也都能接受的。但是，问题出在这些原则如何和实际相结合，变成实际的具体的可行的制度和措施。一旦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大家的认识就不一样了，例如上面所举到的一些具体的例子。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包括人民民主），通俗说，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劳动人民通过民主形式管理国家。这些都是统一的，都是讲的一个意思。道理很简单很清楚、但也很准确，没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还有什么社会主义？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也罢，无产阶级民主也罢，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也罢，需要通过政治制度来体现、来保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的问题。我们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建设，主要就是指的无产阶级的专政的政体的建设。 由此推论，进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要想正确地、有效地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最终的成果的落实，还是在要正确地有效地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的问题。 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常常发生一些误解，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割裂开来，只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不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的建设。把无产阶级专政仅仅理解为暴力，理解为打倒，解决人（走资派）的问题；而忽视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建设的意义，忽视了要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制度的改革、建设，去铲除人会发生蜕变的土壤，去创造一旦发生人的蜕变，劳动人民有可能罢免蜕变者，更换蜕变者，从而真正牢牢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牢牢地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可以说，不懂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的重要性，实际就是不懂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意义。 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吧。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这样论述：“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明白。国体，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7~638页。） 毛主席这里讲的虽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的道理，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和政体的道理是相通的。国体必须和政体相统一，也就是专政实质必须和民主形式相统一。毛主席的意见和列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作为一般原则，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但是，发生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的政体形式到底应该怎样搞，还是有一系列的问题在理论上没有弄清楚。最集中最主要最大的问题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从产生，到权力的范围，到权力的运行，到权力的监督，到权利的制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从政治体制的设置上得到正确解决。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和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党实际凌驾在了人大之上。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人民代表大会被架空，形同虚设，失去了毛主席所说的人民代表大会体现人民民主的意义。没有民主，也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只剩了党专政一切，而且，最后是党的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一步步难免地走向专制，因此，也就必然地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可是，至今，围绕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问题，在理论上还是没有弄清楚，也就没有、不可能有实践上正确地解决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需要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体形式，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新的发展，这是经过学习毛泽东主义而必须完成的一个重要任务。 再一个是难在实践上。 最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对当代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前面说到，同一个朝鲜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同一个中国也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当年的德国也是同时并存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个历史现象的存在不是偶然的。一种社会制度的确立究竟是由哪些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研究的问题。说到人和制度的关系。恐怕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究竟人发展到怎样的水平，就可以确立怎样的制度？或者说，怎样的制度，在怎样的人的水平的基础上就可以实行？一种制度的确立，究竟和人们、包括群众、政治家、领袖等等，存在怎样的关系？都是必须研究的问题。 同志们关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无疑是正确的，展开认真的热烈的讨论，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正常的。许多意见也都讲得很好。但是，我现在想，要想真正正确地科学地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问题，有一些基本原则必须搞清楚、搞正确。纲统帅目，大道理统帅小道理，只有首先把纲、把大道理搞清楚、搞正确，才能在纲、在大道理的统帅下，把目、把小道理搞清楚、搞正确。 第一、必须正确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的统一。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的根本性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国体，用一句大家习惯使用的通俗话语来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或者说，“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里的“家”就是国家、国家机器，人民是国家、国家机器的主人，人民掌握着国家、国家机器。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也是平常所说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本义。任何离开这个本义的政体，都必然会离开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和这样的国体本义相适应、相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才能保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通俗说，我们所要的政体，就是保证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政体是为国体服务的，是国体的体现形式，是国体的政治形式。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的最根本最主要的要求。 我们今天在考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建设的时候，必须以这个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则为指导。不管是叫公社，还是叫苏维埃，还是叫人民代表大会；不管是政党、社团、一切形式的结社；不管是军队、公安、检察院、法院等等专政工具，总之，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国家机器，都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地充分地体现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真正地充分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当国家的家，做国家的主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语言说，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必须由当家作主的人民来解决。 这是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必须符合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的唯一正确的解决途径。 以往的剥削阶级的专政的政体形式都是由少数的剥削阶级统治者来制定的。这是由他们的国体性质所决定的。只有通过一定的剥削阶级的政治程序，制定符合剥削阶级专政要求的政体形式才能满足剥削阶级专政的需要。 无产阶级专政和以往的剥削阶级专政是有根本区别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同样，无产阶级专政处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的途径，和以往剥削阶级处理剥削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的途径也是有根本区别的。这主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处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是通过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途径来解决的。 巴黎公社、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等等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由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 这毫不奇怪。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是通过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实现的。同样，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就理所当然地要实现当家作主、包括创建符合历史条件、历史可能的政体形式来保证和巩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根本规律，是马列毛主义一贯坚持的根本原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从来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经过继续革命最终夺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本保证。 尊重这一规律，坚持这一原则，对于创建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政体形式是最为关键的一条。如果违背这一规律，违背这一原则，把创建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政体形式的工作，视为是“精英政治”的事情，必须搞什么“顶层设计”，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会用修正主义代替马列毛主义，最后就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政体形式篡改为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政体形式。 此话绝非无的放矢。我们现在依然正在经历着这样的事实。 第三、创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必须思想解放。 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再革命，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就要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 这是一次否定的否定，是应该、也必然要有一次飞跃。 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经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又否定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再次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但是，再次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以往曾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的简单重复，而是经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必然地要在新的高度、新的层次上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 这就需要在思想认识上、理论上有一个大的解放、大的突破。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例一、正是在过去的政治体制下，产生了一个特权阶级，从而导致发生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复辟出一个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坏的资本主义。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广大党员、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一切政治权利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如同前引毛主席所说的“希特勒比戴高乐坏”，是一群流氓执政。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切身的痛苦的体会。 正是这种粗暴的残酷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使广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想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想重建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这也是我们今天已经有的切身的痛苦的体会。 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必须针对这个历史教训，找到正确的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体制。这是一个有难度的历史任务。列宁、毛主席都曾经面对过这个历史任务，也都曾经试图解决这个历史难题，而且有一些非常大胆、非常突破的设想和实践，主席就主张把“罢工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谓“四大”写进宪法，还主张群众有权运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走资派，所谓“大民主“，就包括了上街游行示威，直至夺权。但是，尽管如此，最后还是发生了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可见，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没有思想上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很难解决这个历史难题的。 例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执掌政权，也就是执政权。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最核心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把这一点体现出来。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人民的权力最大，人民真正在当家作主，也就是，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必须体现是人民在执政；不能是少数人，包括少数人组成的政党在执政。 正是基于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毛主席领导制定的“宪法”写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产生的常务委员会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应该是落实这一原则的制度上的保证。 但是，正像我们看到的，人民代表大会从来没有表现为是全国政治生活中的最高的权力机关。别说最高，就是最低的一点点权力，也没有表现出来。“党委挥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是人们对实际运行的权力机制的生动概括。 这当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实际上存在的凌驾于人大之上的一党专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正像大家都认识到的，就是因为没有真正实行和无产阶级专政相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也是大家都认识到的，实际贯彻执行的是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更是基于这个共识，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了出来。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把一党专政重新改回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要把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执政权回归到劳动人民手中。 无论是从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上看，还是从以往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上看，这都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实际问题、政体问题。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到底是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构成的人民当家作主，还是由少数人组成的政党当家作主，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在理论上必须搞清楚，在实践上必须搞正确。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正确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问题，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能够起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性作用。 例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不仅要体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执政权，还要体现和这种执政权有机地辩证地相统一、相并存、相制约的监督权、包括罢免权（列宁特别强调，没有罢免权，选举权、监督权都是不彻底的）。 修正主义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经常叫喊着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但是，这种批判的实质却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其结果就是要坚持和强化一党专政，也就是坚持和强化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 在还没有达到列宁所说的“全体劳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历史条件下，任何政治体制形式下的执政权，如果没有监督权、包括罢免权相制衡，都有可能走向法西斯独裁。这是靠自觉，或者靠思想教育工作，或者靠各种形式的反腐运动等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执政权和监督权、包括罢免权并行。 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包括孙中山先生借鉴欧美“三权分立”发展而来的“五权宪法”，都是基于这一历史规律而形成的政治体制。但是，它们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监督权、包括罢免权，是属于少数人的监督权、包括罢免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是对这种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阶级本质的根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所体现的是保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能够真正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包括罢免权，从而达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执政权和监督权、包括罢免权完全统一，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但是，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我们有大的突破、大的创新。 例四、各国家政府部门的相对独立。不是三权五权的问题，只要能相对独立运行的机构都应该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保持其独立性。 例五、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重新修订宪法，重新考虑宪法所必须包含的基本原则。 宪法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因此，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实实在在地一点不走样地贯彻执行的根本大法。宪法怎么写，不是一件小的事情，而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命运的大事情。 教训是沉重的。一是，宪法一直没有确立起它的崇高的位置，也就是所谓的根本大法的位置。人大形同虚设，是和宪法形同虚设相一致的。二是，宪法所表述的原则有问题。“八二宪法”去掉了“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偶然的，仅就这一点而言，是包含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的，是正确的。把“共产党的领导”误解为共产党的领导高于宪法，就是一种常犯的错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 宪法必须反映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宪法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的原则。宪法的命运，是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的命运，从而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是完全的绝对的同步的。只要宪法被践踏，那无产阶级专政就肯定也会被践踏，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就是宪法的重要性所在。宪法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体现。“根本大法”的“根本”二字的意义就在这里。 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说明，要想真正解决和无产阶级专政相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问题，没有对马列毛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进一步的学习和理解，没有在思想理论上的重大的突破，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 反修防修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历史任务，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也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历史任务，而创建一个能够适应这一历史任务达到防止修正主义上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的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是当代共产党人必须承担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文革中，在学习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历史教训的时候，大家经常引用商鞅变法留下的宝贵的历史经验，那就是“商君死，秦法未败也”。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从这个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的重要性，以至于毛主席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护，修正主义头子们“很容易”地在全国发动了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我们应该从这个残酷的历史教训中学到一点东西。 当然，建设适应无产阶级专政需要的无产阶级政治体制，不是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的历史任务。现在面对的历史任务是要解决修正主义统治、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也就是要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推翻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但是，现在在理论上必须为未来社会主义再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制度的时候，做好准备，不能产生空缺，更不能简单地回归旧有的制度，那会导致再次重演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 我们今天关心这个问题、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说到底，这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基础上，最终通过制度建设达到巩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成果的目的。
| 
发表于 2023-9-15 09:07:20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