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再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警告：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就会搞最坏的资本主义，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现在，大家都心服口服地看到毛主席的担心和预言已经变成了残酷的事实。 毛主席说，走资派还在走。是的，直到今天还在走，而最大的带头走的就是有野心、要称帝的习近平。走资派带领中国走出了“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走资派是阻挡中国历史前进的反动派，是中国历史前进的绊脚石，现在，习近平正在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 过去的十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的五年，还会继续证明是这样，就是万万岁，也还会是这样。用一句通俗话说就是：狗改不了吃屎；用一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语言说就是：阶级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毛主席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现在，中国人民又在受难，但是，毛主席不在了，毛主席领导的真正的共产党不在了。 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就是照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强调的真理：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也就是《国际歌》唱出的真理：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现在，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还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我们的命运并非掌握在别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可以、也应该自己救自己，因为我们手中握有可以战胜任何资产阶级敌人的最强大最权威的武器——社会主义再革命！ 本文从题目到内容就是宣传这个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觉悟到何等程度决定着历史能够前进到何等程度。能否踢开中国历史前进的绊脚石，能否战胜修正主义的最坏的资本主义，能否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既不能靠统治者的恩赐，也不能靠自己的幻想，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还是要如同《国际歌》所唱的、也是革命导师再三教导的，要靠我们人民群众自己觉悟起来，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自己解救自己！ 这是一个历史大课题。回答这个历史课题，应该写一部科学著作。这是我力不能及的。我只能写一篇小文章。而且，为了便于劳动群众阅读和传播，我尽量略去详尽的论证，直截了当地表述结论性的意见。我想，对于已经经历了四十多年沉重苦难的劳动群众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现实的苦难是最好的教科书。以这样的苦难作为认识的基础，对于其中所包含的道理、规律还是不难理解、不难弄懂的。
一 必须弄懂毛主席为什么讲“最坏”
我们还是从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开始我们的启蒙。 毛主席为什么说：如果修正主义上台，就会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就会搞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呢？ 当然，历史已经验证了毛主席的预见。现在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我们对“最坏”两个字的深刻含义，是不是真正弄懂、真正理解了呢？ 毛主席说的“最坏”，可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容词，而是从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包含的实实在在的“最坏”的内容的。 我们必须真正弄懂毛主席为什么讲“最坏”，这个“最坏”之中包含了怎样的内容和道理。 现在，实际存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真正弄懂这个“最坏”所包含的深刻内容和深刻道理，实质是对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和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与此相关的自己担负的历史任务认识不清。 反映到实践斗争当中来，就表现为老是抓不住正确的斗争大方向，总是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错误。 说“最坏”，绝不是夸张的危言耸听，而是以朴素的事实为根据的。 从政治上看，中国现在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在当今世界上，恐怕是属于最严厉的国家之一。加个“之一”，一是为了留有一点余地，二是为了避免争论。 中国公民没有任何民主权利，所谓“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但不神圣，简直等于废纸。“宪法”第35条所写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等民主权利，早已被统治者践踏在脚下。就是在虚拟的网络中，都没有任何的言论自由，更不允许议政、议党、议领袖，那叫“妄议”，“妄议”者，轻则封杀、“请喝茶”（绝对中国特色新名词），重则逮捕判刑，直至弘扬我们民族的“镇国之宝”——杀一儆百，从而实现统治者所需要的砍断民族脊梁、只留下弯腰事主奴才的“和谐社会”。 整个国家机器，整个专政工具，号称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民为本，为民为本，实际全是用来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小到不拿枪只拿棍的城管，大到拿枪的全副武装的公安、武警、军队，都可以根据各级统治者的需要，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杀予夺。 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要实行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大大小小修正主义统治者，一再反复向我们证明，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后的一个显著的、也是最坏的特点，毛主席料到了抓住了这个特点，说得真对、真准。 从经济上看，中国现在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也是在众多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最坏”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在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加法西斯国家暴力机器保驾下，疯狂地掠夺社会主义公有财产，极其迅速地产生出手握亿万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营垄断资产阶级，成为当今世界上垄断资本主义仅见的机遇和天堂，同时，也自然成为沦为垄断资本主义打工仔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地狱。 这种“最坏”的资本主义经济，还表现在它对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采取投降主义的立场，无耻地把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赶走的帝国主义重新请回来，以所谓“夫妻论”为指导，心甘情愿地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小三”（也绝对是中国特色新名词），把在毛主席领导下站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重新打下去，踏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脚下，强迫世界上最优秀但又最廉价的中国工人为他们“夫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垄断资本主义“共同体”创造超额剩余价值，无愧是“最坏”的十足的卖国主义经济、汉奸主义经济。正是这些修正主义头子、这些最大的走资派，是当代出卖中国利益的最坏最无耻的大汉奸、大卖国贼。而且，在它们的卵翼下，也就必然地滋生了一群跟着跑的数典忘祖的小汉奸、小卖国贼。 正是在这种中外垄断资本主义勾结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宝贵的矿产资源被廉价掠夺，美丽的山河环境被污染破坏。后患无穷，贻害子孙。 中国修正主义统治者者，做了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者都没有做、也不敢做的坏事。 中国的所谓“经济体制改革”，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血淋淋地书写“最坏”两个字。 从思想文化和社会风气看，更是坏到了不能再坏的程度——“最坏”。 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是坚持修正主义。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是化掉了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灵魂，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包括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形式——人民民主专政。现在，这些被完全抛弃了，代之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资产阶级空话”。最近又多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不能不想到写进毛主席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中的通俗话：不须放屁！ 过去批评修正主义走资派搞“封资修大杂烩”，现在全变成了事实。加上习近平崇尚儒家，于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号下，带动着各种邪教邪说一起泛滥。 这种精神的污染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污染。吸毒、卖淫、赌博、贩卖人口、黑老大横行霸道 简直无毒不有，无恶不做，统而言之，整个国家就像蜕变成了一个黑社会，而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的人，有的也就难免变得黑心烂肠子了。 这一切，还不足以证明这是一个“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吗？ “最”字是有根据的。和历史上比，比蒋介石时代还坏；作横向比，比台湾还坏；和国际上比，比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坏。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正是在这种比较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用“最坏”一语是多么正确！ 这是一个说来很残酷但是又很真实的事实，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人，就是不敢面对这个事实，甚至相反，把“最坏”视为“最好”，而且，很有一副阿Q洋洋得意的样子。 这是多么可悲、可怜、可笑啊。 正因为不懂“最坏”，所以对这个党，对这个国家，也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一再强调，所谓“党变修、国变色”，就意味着：党，已经不是原来的共产党了，原来的共产党已经亡了；国，已经不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亡了。所以，“党变修、国变色”和“亡党、亡国”具有同样意义！ 这是一个虽说残酷但又是真实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可以提出“救党保国”的口号呢？去“救”去“保”一个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党”和“国”，不是很傻、很荒唐吗？ 但是，有些人就是要傻乎乎地扮演这样的角色，更有的人，还要一再发表一些激昂慷慨的高调，好像这个党还是人民的党，这个国还是人民的国，甚至“雄赳赳、气昂昂”地要为这个国血洒沙场呢！ 这不是一种典型的愚蠢的立场错位、政治错位、认识错位吗？ 是到了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了！
二 必须弄懂“最坏”是怎么来的
在许多同志看来，这可能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实际上，这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也许同志们会认为，既然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会搞出一个“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就是修正主义上台带来的。 是的，这个答案是清楚的、也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修正主义上台，具体说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们上台，贯彻一条应该以“邓小平”命名的修正主义路线，就必然地在中国一步步蜕变出一个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这里再次得到验证，正是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定”出了一个“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个是，所谓修正主义上台，这里的“上台”二字，就是说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具体的历史事实就是1976年的“十、六政变”。 再一个是，修正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由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制定并贯彻的。 这二者是统一于政权的。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一切。我们说路线决定一切，其前提是必须掌握政权。要解决路线的转换，首先要解决政权的转换。 所谓“修正主义上台”，实际是政权和路线这两方面统一上台；这就是说，所谓“修正主义上台”，就意味着修正主义夺得了政权，就意味着必然要贯彻修正主义路线，就必然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就必然要蜕变出一个“最坏”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炮打司令部，实际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反夺权，换路线。 毛主席从理论到实践主张“炮打司令部”，实际就是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既要解决政权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路线的问题。 毛主席反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是因为“只反贪官”不具有炮打司令部的意义，不具有解决政权问题和路线问题的意义，抓不住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根本不足以动摇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最终任何社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也就谈不上用无产阶级专政战胜资产阶级专政，用马克思主义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只反贪官”，会歪曲斗争的大方向，是对统治阶级的小骂大帮忙，常常连改良的意义都不具备。要想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毛主席教导我们、而且亲自做出了榜样，“反皇帝”、“炮打司令部”，实际就是给我们传授了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最权威的武器——革命，社会主义再革命。我们只有拿起这个武器，才有重新获得阶级解放、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 可见，如果要问，中国的“最坏”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是怎么来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看，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清楚，无需多做论证。 但是，如果认识仅仅局限于此，那还只是讲了一方面的道理，还不够全面、不够完整，因为还有另一方面的道理。 毛主席是讲了另一方面的道理的。而且，也是反反复复地讲这另一方面的道理的。甚至不仅对着国内同志讲，金日成、胡志明等外国同志来了，毛主席同样也对他们讲这方面的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如果中国发生右派政变，修正主义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就应该高举马列毛主义的红旗，起来造反，起来革命，“将右派打倒”，将修正主义统治者打倒，将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打倒，一句话，实行社会主义再革命。 毛主席的这个意见的最著名的表述，是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同志信中的一段话：“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十年后，到了1976年，也就是毛主席一生的最后一年，依然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未来不放心，给我们留下了最后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指示（我把它视为毛主席留给我们的“政治遗嘱”），经毛主席批示“‘同意’（三月三日六时）”（这是少有的毛主席特别加上时间，足见毛主席的重视），以“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的形式，下发给全党、全国人民。其中有这样一段叮咛我们的话：“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毛主席的思想清楚而坚定。毛主席正是针对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性，告诫我们：如果发生修正主义的反革命右派政变，我们就应该起来造反，起来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只有这种造反，这种社会主义再革命，才能如毛主席所说的“将右派打倒”，也就是打倒篡权上台的修正主义统治者，打倒“最坏”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再次的社会主义革命，重建劳动人民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照着毛主席讲的道理做了吗？ 没有！ 不但没有，九千万共产党员，十四亿广大人民群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以一个相当大的多数，其所作所为是和毛主席的要求正相反的，实际上实质上，不但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反，起来革命；而是相反，从个人私利出发，跟着邓小平、邓小平路线走了。 不仅跟着走了，而且成为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附属、基础。庞大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庞大的军队、武警、公安，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所谓“物质力量”，并不是邓小平几个人就能够组成的，其基本的主要的成员还是来自人民群众。文革中有“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说法，现在是“利用群众打压群众”，套用文革的语言说，这些给修正主义当差的人真是“站错了队”！ 以上这一切，难道不是我们四十年来面对的事实吗？ 不仅是，而且直到今天！ 正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存在这种不足和局限，才导致了修正主义统治者，很容易很顺利地消灭了无数革命先烈用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迅速地残酷地血腥地蜕变出一个“最坏”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还能掌控具有较为强大物质力量的国家机器对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实行死死地全面地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步步加深，越来越严重。 这的确给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困难。 但是，这种困难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 从我们人民群众方面来说，这主要还是因为，四十多年来，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没有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同修正主义展开坚决的斗争，而是在修正主义复辟“最坏”的资本主义的倒行逆施面前，表现得过分软弱可欺，一再妥协退让，任凭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毫无顾忌地肆意妄为，只有可怜的俯首听命，没有一点造反精神；加上还有一些帮闲者制造出欺人之谈“保救论”，而有些无耻文人、刀笔小吏手握“姓党”的媒体，吹牛拍马，谎言连篇，从精神上使劳苦大众沉眠于麻木、满足之中。结果，就写下了这样一部可悲、可怜、可耻、甚至可恨的社会主义被打垮被消灭的历史。 这是在中国之所以会产生一个“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我们人民群众方面的原因和责任。 这是我们不应回避而应正视的铁的事实。现在，我们应该对此做一点认真的反省、认真的自我批评了！ 不要因为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总是盲目地自我陶醉。要全面地正确地认识自己，要全面地正确地理解马列毛、包括鲁迅对人民群众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毛主席在《给江青同志的信》中，有一段关于人需要自我批评的科学论述：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呢？ 不说别的，仅以在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至今连言论自由的权利都没有，这恐怕在当今世界上已经是仅见的了，但是，我们竟然还能心安理得地忍受，难道就不感到这是一种耻辱吗？就不怕被全世界各国人民所嘲笑吗？ 习近平悍然破坏宪法、破坏党的“政治规矩”，连任国家主席，连任党的总书记，无视党和人民的存在，随心所欲地耍弄党和人民，而我们的九千万党员和十四亿人民竟然毫无反抗地欣然接受。一个民族温顺、软弱、麻木到了如此程度，就不怕像毛主席说的“要被开除球籍”吗？ 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非洲，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发生恶性的残害普通百姓的事情，例如刚刚发生的伊朗女记者被害的事件，都会立即引起声势浩大的群众反抗运动；就是在我们的历史上，自民国以来，这样的反迫害、反军阀独裁、反法西斯独裁的群众运动也不在少数。可是，相比之下，在今天复辟“最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中，有那么多劳苦大众的惨剧发生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大地上，富士康十三跳，铁链女，山西小煤窑的童工苦难，等等，等等，怎么竟然就没有掀起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呢？只有忍耐、忍耐、再忍耐，没有反抗、反抗、再反抗。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把这段语录背了一千遍一万遍，怎么就是一遍也不去实践呢？！ 如果说，这是因为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太凶残，那么，请问，哪里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凶残呢？哪一场群众运动又不流血呢？以我们熟知的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牺牲的同志还少吗？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权威的手段，难道不是因为这总是拿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吗？不要忘记列宁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句名言：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 不必为自己做无用的辩护。我们要有勇气做自我批评，敢于承认我们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大错误，犯了原则的政治的错误。我们没有阻挡住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而且，我们至今还不够觉悟，还没有拿出革命的行动。 我们真的是太对不起毛主席了，真的是太对不起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了，完全辜负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要求；也辜负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直接接受过毛主席教育、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理应高举社会主义红旗、捍卫社会主义江山的热切希望。 我们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纠正自己在认识上的一系列的根本性的错误， 我们要对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要对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要对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要对在中国现在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具体说也就是对如何在中国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要对现在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广大劳动人民阶级已经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历史地位和为了实现自身的阶级解放必须投身于社会主义再革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要对运用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现在我们面临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实践相结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些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的获得是和我们对自己的主观世界的缺点、错误和不足的改造相统一的。 总之，我们要解决目前我们所存在的立场错位、政治错位、认识错位，要真正地完全地彻底地站到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路线上来，为捍卫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子孙后代过上没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幸福生活，勇敢地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在中国重建社会主义社会，让社会主义的红旗在中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
三 必须弄懂社会主义再革命的道路问题——炮打司令部
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制定、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其中总会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革命道路的问题，也就是革命形式、革命方式的问题。 发动社会主义在革命，同样会遇到这样一个道路问题。 已有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 列宁领导下的十月革命，创造了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的“一月革命”的道路。这都是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所体现的革命原则是长存的，是至今不过时的！ 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道路问题解决得好，解决得正确，革命就有可能取得胜利；解决得不好，解决得不正确，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而且，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挫折，遭遇失败。所以，道路问题是路线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路线正确与否的一个体现，因此，是至关紧要、必须正确解决的。 革命道路问题不可能照抄历史经验或理论原则来解决，而只能靠把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我们面对的现实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来解决。 以马列毛主义理论为指导，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会迷失方向，就会犯路线的错误、政治原则的错误、包括修正主义的错误。当然，坚持以马列毛主义理论为指导，也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学习历史的经验也很重要，因为在历史的经验中包含着历史的规律，应该也必须借鉴历史经验。当然，对待历史经验同样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因为主席有《重上井冈山》一首词，文革中对着搞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发脾气，也说了“重上井冈山”，但是，如果有的同志认为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还应该重上井冈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显然是走不通的，是一种生搬硬套毛主席的某个具体意见的教条主义的错误。 还有的同志照搬过去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秘密斗争的经验，秘密组织反对修正主义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冒着危险，秘密联络，秘密筹备，结果，刚一开成立大会，就被全部抓捕，领头的同志被判重刑。 这也是一种在借鉴斗争形式的历史经验时，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 错在哪里呢？错就错在，离开了现实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不是从新的现实的实际条件出发，而是生搬硬套理论原则和以往的历史经验，结果，当然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并给革命带来沉重的损失。 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是一个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历史课题。 在这里试着做一些简要的探讨。 第一、就国际大环境而言，我们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时代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 进行这样的革命，肯定会受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打压，同时，肯定也会受到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共产党人的支持。 第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从马列毛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这一社会性质决定了我们现在要进行的革命，只能是社会主义再革命。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是应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显然是错误的。 还有一种说法，先进行人民民主革命，解决专制的问题；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论”。这显然也是错误的。 这种说法没有看到，所谓专制、也就是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和这种专制维护下的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要解决专制的问题，那就必须解决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同样，要解决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必须解决专制的问题。这里的专制，不是地主制经济形态下的皇权专制，而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的资产阶级专制；反过来说一样，这里的专制，不是维护地主制经济形态，而是维护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现在需要进行的革命，不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不管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 还有一种更坏的说法，实质是修正主义的说法，就是著名的“保党救国”的说法。 这种说法，不管换多少花样，不管披上多么华丽的外衣，实质就是一个，否定“党变修、国变色”这个事实；具体说就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而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党、而且是“最坏”的法西斯垄断资产阶级党；不承认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所以，他们要“救”这个党，“保”这个国。 他们发明了许多迷惑人的说法。例如所谓“党内存在着健康力量”，所谓“党内存在‘资改派’和‘社改派’的斗争”，都属于这类说法。党内当然存在着“健康力量”，也存在着希望搞社会主义的同志。就是在苏联党变修后，毛主席还是在批判赫鲁晓夫的文章中强调：我劝同志们相信，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这个道理，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来说，不仅是适用的，而且应该说是更加适用的。但是，看一个党的性质，看一个党的历史作用，主要是要看这个党的领袖、领袖集团（也就是常说的司令部）的思想理论观点及其所属的阶级属性，特别是要看在这样的党的领袖、领袖集团主持下这个党所制定、所贯彻的路线。我们说，路线决定一切，就包括决定党的性质。看任何一个政党的性质，总是要看它的党纲，而党纲的核心则是它所体现的路线。正是从路线、从党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堕落为一个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党。 这样的党除了能搞资本主义复辟，还能搞什么呢？中国蜕变为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不就是这个道理的铁证吗？ 正是在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后，贯彻一条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一步步全面地整体地摧垮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并进而全面地整体地构建了中国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所谓的“社改派”，在党内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是被边缘化，表现得无足轻重，因而根本不可能阻止住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过程。 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着矛盾的性质。修正主义集团占主导，修正主义路线占主导，其结果只能主导出一个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导出一个“党变修、国变色”的历史局面。 这实际还是毛主席讲的路线决定一切的道理，而“保救派”恰恰抹杀了这个根本的道理。 还有一种值得讨论、值得研究的说法，即“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对这种说法既不能简单肯定，也不能简单否定，而是应该持分析的态度。 这样说的显而易见的缺点是，没有考虑到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和今天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条件，是有根本区别的。这个根本区别主要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动的；而今天这个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现在要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面对的历史条件是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是有毛主席的亲自发动、亲自领导，有一条毛主席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二是有以毛主席为领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执掌国家政权；三是有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掌控、指挥下的军队做后盾；四是有无产阶级司令部掌控的舆论工具为文化大革命摇旗呐喊，等等。肯定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条件，说明当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和保护下，发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 而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些历史条件，历史已经完全走向相反的方面。 现在实际存在的是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而来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当然不会支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而是必然地要残酷镇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四十年来的历史，已经反复地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原则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月革命”留下的原则也没有过时。 这些原则，对于今天要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是什么？ 我在2016年5月16日发表的纪念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50周年的《文化大革命原则永存》一文中，曾表述了我对文化大革命原则的理解： “对走资派造反有理，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是文化大革命的精髓，是文化大革命的灵魂。这一条，在当时不错，在经历了残酷的资本主义重建之后，更被历史验证，不错！不但不错，而且，正确、宝贵、伟大。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只是，不要忘记，在新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场革命有特定的阶级内容、阶级性质。这就是：造走资派的反。 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原则，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对文化大革命的背叛。” 我今天依然坚持我的这个看法。而且，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原则，对于今天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就是说，社会主义再革命还是要革走资派的命。 “一月革命”的原则是什么？ 我在2015年3月23日所写的《一月革命原则永存》一文中，曾对“一月革命”的原则做过这样的表述： “毛主席却遇到了一个全新的与过去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的新情况。执政的苏共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并导致苏联社会主义蜕化变质；在中国，情况也很严峻，不仅出现了以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而且，有些地方和部门，已经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走资派的独立王国。面对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如此巨大的波折，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一是发动对苏修的理论批判和展开政治斗争；二是义无反顾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人民群众，炮打司令部。正是在这一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实践中，毛主席提出了走资派的理论。而且，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提出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一次伟大飞跃，是一次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新创造。 这个理论明确告诉我们：执政的共产党党内会出现走资派；走资派不是个人现象，而是阶级现象，是在党内存在的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资产阶级。 这三层意思缺一不可，是有机统一的。这是真正地把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贯彻于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说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主要就是以这个理论为基石的。只有弄懂这个理论，才能弄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需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一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正确认识应该如何展开和走资派的斗争。 “首先，走资派最显著、最根本、最要害的标志是搞修正主义，是制定、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反对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都是这样展开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都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尤其最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更是明确而简单，毛主席主张“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主张“三项指示为纲”，前者是要搞社会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后者是不管白猫黑猫、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最终要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其中的是非曲直，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无须争论。 其次，一旦发生修正主义，一旦出现走资派，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权实行对修正主义反动派造反有理，尤其在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情况下，地方要出孙悟空，出蔡锷，要敢于造中央的反，而且，毛主席说‘不造反就犯错误’。 再次，不仅要敢于造反，而且要敢于向走资派夺权。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一旦发生走资派篡权，就是发生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理由、也必须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实行向走资派夺权，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重新把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手中。 ‘一月风暴’，也就是‘一月革命’，就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支持下，向走资派夺权的伟大革命实践。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创造、新发展。” “‘一月革命’就是向走资派夺权。向走资派夺权，是阶级斗争，是革命，是真正彻底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 我今天也依然坚持这个看法，并且认为，“一月革命”的大联合夺权原则，对于今天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也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就是说，社会主义再革命的重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向资产阶级夺权，向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夺权，重建属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通过对于毛主席社会主义再革命理论的学习，特别是结合学习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性质、任务，大体上来说，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的。 现在遇到的真正困难，真正难点，是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再革命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再革命应该走怎样的道路的问题。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实践上，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把我的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1、有没有可能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不是哪个人、少数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一历史条件的基本要求还是列宁反复讲过的两条，上层的统治阶级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下层的被统治阶级不愿意再照旧生活下去。只有具备这样的两个条件，社会危机才会到来，革命才有可能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恐怕同样不能脱离这一规律。 2、社会主义再革命的道路可能是怎样的呢？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67年1月，面对蓬勃兴起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面对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起来向走资派夺权，毛主席十分高兴，十分支持，高度赞扬群众的革命热情，认为这是展开了“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并及时总结上海以及各地群众斗争的斗争经验，说：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广大人民群众都起来了，事情就好办了，就大有希望了。正是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于是就有了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的“一月风暴”、也就是“一月革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一月革命原则”。 根据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原则、特别是根据毛泽东主义的“一月革命原则”，结合当今世界的历史条件、首先是中国的历史条件，以及近几十年我们反复看到的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可以认识到，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最大的历史可能是：在共产党（在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只能是从过渡形式及时转变而来）的领导下，在大城市、特别是在首都，发动人民群众革命运动；更具体地说就是，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人民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炮打司令部，炮打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的旧政府，抗击、瓦解一切试图镇压人民群众运动的专政工具，当斗争推向高潮，造成革命时机成熟、革命条件具备时，共产党就要果断地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并立即重建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可以说，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一月革命”原则的新版、升级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新的道路。 这是一条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道路。这是一条把阶级斗争贯彻到底，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革命道路。这是一条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实行自下而上彻底革命、彻底解放的道路。 所以，这是一条符合马列毛主义、首先是毛泽东主义路线的革命道路。 3、吸取历史的教训，无论是国体的建设，还是政体的建设，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为纲，不管是代议制的形式，还是发挥政党政治作用的形式，以及涉及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国体和政体的一切方面的形式，都要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去进行新的创造、新的建设。特别要突出一个根本的原则：把各级政权真正牢固地掌握在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手中。 4、在危机没有到来，革命不能发动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实际情况，也是现在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A、像一切革命的发动一样，必须做好理论的工作，舆论的工作。 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理论。这是一颗精神原子弹，是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法宝。宣传、普及这个法宝，让广大劳动人民都能接受这个法宝，掌握这个法宝，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马克思的名言说，物质的力量还要靠物质的力量去摧毁，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波澜壮阔的运动，正是这种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足以摧毁法西斯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要想使人民群众起来革命，还需要有一个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过程，只有经过这样一个工作过程，才会产生出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这样一只无比强大的革命力量。所谓发动群众的工作，这就是毛主席常说的精神变物质的工作。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社会主义再革命离不开这条规律。 B、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必须要由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来领导。 列宁在著名的关于建党问题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结尾处，告诫我们：“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的空话，不管人们怎样得意地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同样强调：“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甚至用了这样的语言：“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不用我说，同志们也会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中国反转过来！ 毛主席的话我们更熟悉：“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法西斯特色统治者也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特别敏感，特别严厉，已有的几起教训，和现正发生的教训，足以证明这一点。 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 既然我们是进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上，就不能无原则地退让。恰恰相反，我们必须知难而进，必须全力解决这个十分困难、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解决这个困难，还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 首先，我们是主动的，他们是被动的。群众运用策略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他们的应对能力总是有限的。 其次，现在的高科技手段，为人们的联络、组织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在世界连成一气的条件下，一国的专制绝不是万能的。现在青年们都会翻墙，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连翻墙都不需要。 再次，只要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思想上政治上统一起来了，适应斗争需要的策略形式肯定会被创造出来，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古代农民起义，尚可振臂一呼，云集响应。而在当代，一旦群众运动掀起，政党立即会应运而生，国际上这样的现实的经验，我们已经看到、学到的够多了。 C、在我国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再革命是以人民群众运动的形式展开的。 人民总是一个多阶级的概念，就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而言，一切反对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围。因此，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时必须采取统一战线的政策。 具体说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主体，团结一切反对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集团、派别，共同进行一场人民群众革命运动。 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人民运动，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经验。 D、因为社会主义再革命采取人民革命运动的形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到现在为止的近现代的整个历史时期内，所发生的一切革命运动，都是许多阶级共同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始终是一个可回避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较远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近几十年中所发生的苏东“颜色革命”，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苏东没有信仰毛泽东主义的共产党政治派别，当人民群众起来抛弃修正主义的官僚专制特权社会时，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夺得了运动的领导权，随之而来的运动的导向和结果就必然地是转化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在下一步迅速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必须避免这一历史弯路。毛主席为中国留下了一个信守毛泽东主义的共产党人的政治派别（也就是现在常说的毛派）。这个政治派别的历史责任就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人民群众运动兴起后，要立即转变组成为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真正的共产党，并立即夺取、掌牢对于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人民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体现无产阶级独立要求的领导权，从而使人民群众运动始终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点，不可避免地会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展开斗争，甚至还要和混在毛派内部的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错误思潮作斗争。 对于这些问题，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像任何事物一样，社会主义再革命也是一个过程。既有准备的过程，也有展开的过程，现在就是要做好准备过程的工作。既有思想理论工作，也有组织联络工作，更有实际斗争工作，总而言之，是全方位的准备工作，而且就应该从现在开始，踏踏实实、一点一滴地做起来。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的一句名言：“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在中国历史将要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打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有准备之仗，打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有把握之仗。事在人为。历史的正义，历史的方向，在我们人民一边，有毛主席在我们心中指挥，有毛泽东主义指导我们制定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我们一定能够打胜社会主义再革命这一仗。 我们高举社会主义再革命胜利的红旗，去向毛主席汇报的一天已经不远了。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我们有充分的勇气和信心高呼： 社会主义再革命胜利万岁！
2023年3月23日
| 
发表于 2023-3-31 17:04:34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