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破除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误解

admin

     应该破除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误解

                                                              项观奇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在1857年8月下旬（从8月23日写起，估计写至月底）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一篇《导言》的草稿中的一个说法。这篇《导言》，没有写完，没有定稿，自然也没有正式发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后人根据草稿整理发表的。

        对于马克思的所论，特别是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句话的理解，我看，在哲学界是存在着一些误解的，而且，有的误解也是够严重的。我不是研究哲学的，这里，算是破门而出，提一点门外汉的意见。

                                                                  一

        要想解决问题，消除误解，我看，我们首先要把马克思的说法的原意搞清楚。

        为了便于讨论，先把马克思写有这句话的段落，引述在此：

        “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页。）

        从这段话、以及这段话的前后文看，第一、马克思这里主要是批评“黑格尔陷入幻觉”，陷入唯心主义。第二、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幻觉、这种唯心主义，主要就是表现在“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也就是说，黑格尔，把“实在”和“思维”的关系弄颠倒了。所以马克思批评说，“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第三、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黑格尔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进行了科学解释，说这一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这里使用了“其实”这个词，这正是针对黑格尔把“实在”和“思维”的关系弄颠倒了而言的。第四、马克思实际在这里对“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做了他的解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的方式，再一个是，“把它（具体）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这里，我想特别解释一下第四点。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写东西是相当严谨的。这里，前面用了“其实”，后面用了“只是”，意思是连贯的，都是针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言的。这个“只是”，明确界定了在马克思看来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内涵。如上所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不过一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的方式，再一个是，“把它（具体）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马克思说，“思维用来掌握具体”的方式，他用的是“掌握”，是“方式”，他没有用“研究” 一类的词语，也没有用“方法” 一类的词语。马克思又说，“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他用的是“再现”，是“方式”，也没有用“研究”一类的词语，也没有用“方法”一类的词语。马克思为什么这样写，我们要细心思考。

        从科学研究的严肃性考虑，我们应该尊重马克思本人的表述、本人的用语，马克思只是说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掌握”具体、“再现”具体的一种“方式”，并没有像现在我们有的先生，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内涵和意义，夸大到非常不适当的程度，几乎要把这个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等同起来，似乎马克思就是用这样一个方法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而作为这种研究的成果的《资本论》，也是用这样一种方法写成的。我认为，从马克思所写的《导言》的草稿，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看不到这样的根据。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版，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收入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附有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第十三卷说明”，在这个“说明”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序言》，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明”也提及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并做了一定解释，但是，在这些评论中，都没有提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它实际表明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处理不同的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在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收入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所写 “说明”，对这个问题明确表示了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详细地阐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这一逻辑方法同现实即同历史过程的一致性，批判了黑格尔的逻辑方法的唯心主义外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第2页。）这自然是相当权威性的看法。哲学界、学术界的一些看法，难免或多或少会受到这一看法的影响，有些看法甚至不过是这一看法的发挥。

        我个人是不同意这样的解释的。我认为不能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孤立说成是“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这一逻辑方法”。这个话，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我认为，在剥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外壳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马克思的这个话是很清楚的，明确说这个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这个话的要点在于，这不是指怎样研究的方法，而是指怎样掌握、利用研究的结果，是思维利用研究的结果，“掌握具体”、“再现具体”的“方式”。

        这样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唯物论统一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在《导言》中，马克思对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全面解释，以及为什么会形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后来的《资本论》的那样的框架结构。

                                                                  二

        只要认真地全面地阅读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甚至包括列宁的著作，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十分清楚、明白无误的。

        正式出版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最能说明问题。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有两处谈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一段是这样说的，“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我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意见是很重要也很清楚的，就是讲的他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方法论。

        在这段话之前，马克思告诉我们，“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它三项的相互关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按照这样一个次序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后来的《资本论》，也是按照这个次序构成自己的体系的。马克思叫我们跟着他走，走的也是这个次序。在马克思看来，这样一个研究的次序，就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研究过程，就是这样一种贯穿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

        在这里，马克思没有使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个说法，而是使用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个说法，而且，强调这是跟着他走的主要的思想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值得我们深思。

        另一段，就是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马克思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的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8~9页。）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表示，唯物史观对于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具有“指导”的意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论。这种认识论、方法论是不能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一命题所代替的。有的先生曲解马恩格斯的意见，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和唯物史观等同起来，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的。

        马克思自己对此有解释，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在讨论一位《资本论》的批评者的意见时，写道：“在那里（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这就明确告诉我们，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说法，和序言中所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具有“指导” 意义是一个意思。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马克思接下来引用的他的批评者的一段话和马克思对这段话的评论。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时，他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它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做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17页。）

         马克思对这位作者的这段话是这样评论的：“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的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同上）

        不要以为这段引文过长，它是我们眼下讨论的问题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其实这段引文讲的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不仅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所以马克思在这里又把它称为“辨证方法”。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就是唯物的辨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认识论、方法论，是不能简单地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所代替的。

        马克思自己没有这样说，也没有这样想，相反，他接着写了下面一段话：“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同上） 这段话，无疑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科学解释，也是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先验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否定。所以，马克思接着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同上）

        从马克思本人的这些论述来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不仅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外壳，而且，也不是黑格尔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简单继承。辩证法具有更深刻更全面的内容。正如马克思也是在这里所说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对辩证法有一段经典的论述。“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继承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同上，第18页。）

        十分明显，这样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不能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代替的。如果这样认为、这样说，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是不正确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跋》，都是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作品，这里的每个字、每句话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而不能凭想当然去下结论。

        马克思这些公开发表的文字，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草稿中所写话语，应该结合起来理解。虽然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但是，毕竟马克思自己说过，草稿“很乱”，而且压下没有发表。所以，我们应该用公开发表的意见，指导我们阅读、解释《导言》中的意见，而且，在研究的时候，必须慎重对待。

        我学习、思考《导言》，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生产、消费、分配、交换之间的关系，论证了“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可以说，这些论证，处处展现出马克思不愧作为黑格尔的学生是一位辩证法大师。

        第二、马克思列专题说明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包含的、包括“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内的许多说法，我们并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原意，而是发生了误解，因此，消除误解，弄清马克思意见的原意，是解决我们面对的这一问题的关键。

        我有以下几点浅见：

        1、马克思批评了这样的研究方法：“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的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 后面，马克思举例说：“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实际就是指的这种研究方法的错误。

        2、什么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呢？马克思接着上面这段话继续分析说：“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 和这段话具有同样意义的是这段话的上面的一段话：“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在经过这样一个分析后，马克思评论说：“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为了搞清马克思的原意，我尽量完整地引述了马克思的原话。

        我体会，马克思这里所肯定的认为是科学上正确的研究方法，其实，概括地说，就是后来《序言》中所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思维方法、认识方法、逻辑方法、辨证方法，总之，是指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

        马克思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都贯穿了这样一个研究方法，都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细胞----商品这个“个别”分析起，然后一步步上升，最后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部的有机的联系全部揭示出来，从而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从产生、到发展、到最后必然灭亡的运动规律。

        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这个问题，还可参看恩格斯的论述。大家都知道，恩格斯比我们任何人都更能正确理解马克思。正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有同样的说法。

        恩格斯在1859年写了《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在着重介绍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第二部分中，恩格斯这样写道：“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他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122页，）我体会，恩格斯的意见是说，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使辩证法成为唯一正确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唯物辩证法，而马克思又使用这个方法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这自然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第二版跋》当中所运用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

        有的先生把恩格斯的这段话，解释为是对“从抽象上升到思维的方法”的评论，很显然，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恩格斯的这段论述的原意的。恩格斯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是明确所指是对针对政治经济学的唯物的辩证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我们不能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强加到这段论述中去。

        恩格斯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辩证思维的分析方法，在1885年所写的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也有一段精彩论述。他以人类对燃烧的认识的化学史为例，说明“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司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任何等价的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的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主要是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他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向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罗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 恩格斯接下来继续解释了马克思怎样一步步的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恩格斯这里所解释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序言》里马克思所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步步深入的辩证思维的分析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在我看来，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对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意见，本来是很清楚的，问题出在我们的一些先生，误解了马克思的原意，也曲解了恩格斯的原意。

        如果弄懂、弄通了马克思的原意，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到一些启示。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他一再使用“分析”和“综合”这两个概念。从分析个别，上升到综合一般，是一个分析、综合的过程。而无论是分析，还是综合，主要都是依靠运用辩证法、特别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导言》中，对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等的分析，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样，《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也是最好的例证，可以说，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光辉。

        说到这里，我要引用一个毛主席强调的辩证法的思想。毛主席说过，他认为，分析和综合是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而我们的哲学教科书解释得不够。在我看来，毛主席的这个哲学思想很重要，和我们这里谈论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常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要联系实际、和实际相结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等等，等等，其实，都是讲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都是讲的分析和综合，讲的分析和综合的辩证统一、互相转化的认识过程。毛主席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就曾通俗地但又深刻地以吃一桌酒席为例，讲了分析和综合这一对范畴在认识论上的重要意义。外国领导人不懂这个深刻的道理，在那里打瞌睡，毛主席开玩笑说，我这个人不识抬举，你们不爱听，我还是要讲。毛主席在所写的赞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三字经”当中有一句，叫做“能分析，大有益”。实际也是强调要运用分析和综合辩证统一的方法，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不断地“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一步步达到认识客观事物的目的。所以，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只是回头看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等等大哲，更重要的还是要向前看，看发展，特别是看列宁、毛主席这些革命导师、哲学巨匠的发展。

        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到底应该怎么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了。我认为，一是要去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外壳，二是如马克思所说，这只是在分析研究问题的基础上，由思维掌握具体，并从精神上（理论上）综合地概括地再现具体的一种方式。简单说，这一思维方法主要属于综合的过程。

        在我看来，这个说法还是不如使用分析、综合这些概念更准确、更好懂。况且，马克思只是在草稿中提到了这一思维方法，而且是从批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外壳的角度，讲了这一思维方法的主要特点。所以，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这一思维方法的内涵和意义，决不能简单地和唯物辩证法等同起来，更不能说《资本论》是运用这一思维方法写成的。这些话，都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三

        最后，我想就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问题，再发表一点浅见。

        第一、马克思生前正式发表的著作、包括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整理正式发表的著作，和两位革命导师生前从未正式发表的草稿是有区别的。我们在对后者进行研究的时候，无论是对一般结论，还是对个别提法，都应该保持特别慎重的态度。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两个人都没有打算重新正式发表，特别是恩格斯在1888年所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说，“把这几页稿子送去复印以前，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在旧稿里面对于费尔巴哈的学说本身没有批判；所以，就搞对于我们现在这一题目是不适用的。” 恩格斯还说：“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拿来作为本书的附录。这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从恩格斯的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到，“匆匆写成的笔记”，而且“根本没有打算付印”，是和经过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正式付印的著作有区别的。

        可以看到，没有正式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1888年的恩格斯看来，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部分，是有不足的，它“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

        但是，我们今天在研究、利用这些著作时，是不是真正尊重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了呢？

        第二、像“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仅仅在《导言》的草稿中出现了这一次，而马克思自己说过，1858~1859年的篇幅很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包括《导言》）写得“很乱”，后来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都没有采用这篇《导言》。这种情况下，解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不是应该格外慎重呢？

        第三、前面已经提到，我们今天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些意见、一些提法、一些理论的时候，不仅要溯源，更重要的是，要看发展，特别是要看列宁、斯大林、毛主席有什么新的发展，从发展的角度，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这也许会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

        例如，在哲学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上，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有新的贡献、新的发展，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从新的发展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提法和理论。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马克思是多次说过的。

        第四、毛主席主张，“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这是很正确的。哲学是讲认识论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方法，现在有的哲学文章写的那么难读，简直存心是为了让读者看不懂，我觉得这是和主席的意见背道而驰的，断不可提倡。深刻不懂于艰涩，真理应该朴素，深刻而又通俗，让人易懂说明自己真懂，毛主席的哲学文章就是这样的榜样。

        其实这是革命导师的共同的看法。恩格斯在1885年所写《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一文中，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 说：“马克思精于使用日常生活用语和各地方言中的成语；他创造新词，他举例时涉及一切科学部门，他援引十几种文字的书刊；要理解他的著作，必须彻底精通德语--------口头语和标准语，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66、267页，） 这和毛主席的意见是多么地一致。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是主张把口语写进文字中的，他不止一次夸奖鲁迅的著作中写了很多口语，并曾举例《阿Q正传》。他自己更是把“不许放屁”写进了旧体诗词，这不是粗野地骂人，而是如鲁迅所说，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深刻，但又那么口语化，就像和我们侃侃而谈，让我们很容易、很明白地领会并接受了他讲的认识论的道理。这才是一种哲学水平，也才是一种文字水平。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不主张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拔高，而赞成更应该研究马列毛革命导师的发展，深挖类似毛主席提出的分析和综合这一对范畴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步。

                                                                  2020年12月26日  于德国红思屡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