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革命导师对“一党专政”的分析和批评 ——节选自《学习毛泽东主义的一份心得》
如果进一步探讨这些会导致“很容易”地复辟出一个“最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现象、历史原因,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看到,这一切,主要都是发生在执政的共产党身上。 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头子、走资派,出在共产党身上;新生的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出在共产党身上;指导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出在共产党身上;所谓“林彪一类如上台”,修正主义上台,出在共产党身上;所谓“领导权就是政权”,是指的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政权,自然也是出在共产党身上;常言道:“党变修,国变色”,这可谓是一种简单明了的理论概括,说的是:国变色,是因为党变修,直言问题出在共产党身上。 历史事实也正是这样展开的,从赫鲁晓夫,到邓小平,都是共产党内发生了走资派篡党夺权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党变修”,然后就有了“国变色”。 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作为“领导一切”的共产党出了问题,就会必然地要出现“很容易”搞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是搞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呢? 无疑,这是从苏联到中国,我们已经经历了的残酷的历史事实。不敢正视、不敢承认这个历史事实,是政治上软弱的表现。现在留下的历史课题是应该怎样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 概括言之,可以做这样的回答:从共产党自身来说,没有解决好党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从国家来说,没有解决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应该相应配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实行专制体制的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一党专制。党凌驾于国家之上,凌驾于人民之上,以党代政,以党代国,不是人民授权、监督党,反而蜕变为党对人民专政。林彪说“领导权就是政权”,正是这一荒谬事实在理论上的概括。 显然,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方面所存在的弊端。 列宁看到、预见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和危险,看到、预见到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的严重性,试图通过在中央设立监察机构防止党分裂、特别是防止党蜕变,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的创新、建设,去保护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固。就是斯大林,虽然没有从阶级、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从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来看,他也已经看到了党内存在官僚主义问题的严峻和危险。但是,他没有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去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依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坚持着他曾经批评过、否定过的一党专政、一党专制,结果也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修正主义上台、社会主义的国家蜕变为官僚专制特权国家的悲剧。 毛主席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从延安的“窑洞对”,到革命胜利后的“五四宪法”,人大、政协制度的确立,多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制度的实行;从农村“四清运动”中的“贫下中农委员会”,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可以自由组织各种形式的“战斗队”参加政治斗争,以及在革命派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的基础上组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从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大量的关于人民群众最根本的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的权利,要不断改善党群关系,反对党员干部做官当老爷等等的讲话、批示,都是为了回答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如何确立一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的新型政体形式。 这一切,实际都是毛泽东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形式的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但是,伴随着毛主席的去世,这一探讨被打断。 后来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这一历史要求在人们认识上的必然反映。但是,在修正主义统治下,是必然地要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因此,随后不仅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一步步倒退,发展到今天,竟然公开要复辟回到古代的“定于一尊”的皇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 列宁曾深刻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是同义词。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当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说“同义”,当然正确。 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民主的意义的认识常常是不足的。他们常常看不到民主制度的形式和民主制度的实质是统一的。例如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从制度的形式上来说,这好像只是确保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好像民主制度的意义仅此而已。其实不然,这种民主权利的实质是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有没有言论自由,实质是体现着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我们要在理论上弄清楚。万万不可轻视无产阶级民主,轻视无产阶级民主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是同样的错误。毛主席一再强调劳动人民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权利,这个思想和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劳动人民管理国家,既是实行民主,也是实行专政。可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的本质是保证实行无产阶级民主,这和必须保证实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义的、统一的;实行民主,需要制度、体制,无非都是为了使实行民主得到具体的落实和保证,这是政体形式和国体本质相统一的必然要求。 不少人不懂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总是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意思是,制度没有用,人可以破坏制度。这的确是一方面的道理。民主制度的命运是和人自身对民主制度的认识水平、把握水平相统一的。但是,这并不能排斥,在当今时代,确立怎样的民主制度还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例如,过去存在的东德和西德,现在存在的南北朝鲜,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而人民都接受了它的存在,而没有能够随意地“活”地去改变现行制度。这都说明制度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能起到相对稳定的政治作用。再如,美国从独立起,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二百多年来没有发生政变,没有出现希特勒现象,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一直没有受到破坏,显然这不是偶然的。更为现实更为尖锐的例子是我们自己面对的实际,明明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法西斯专政制度,人民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干净,可是,这并没有因为“人是活的”而发生改变,相反,多数人顺从这个制度,更有少数人甘愿充当这个制度的打手,连小小的城管都敢胡做非为。这是最彻底地对“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的否定。所以,不能轻视制度的作用,制度是内容、实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常说的上层建筑,是非常重要的,是必不可少的。 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一党专政、一党专制,最后导致修正主义上台,“很容易”地搞“最坏”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政治制度上、政治体制上,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要求的缺陷、弊端,甚至可以说,比一百多年前的巴黎公社创造的政体原则、政体形式还落后,也甚至可以说,这些缺陷、弊端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应有的政治体制,而是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性的专制的政治体制。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而且,为什么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到了这一步? 究其根本的社会基础上的原因来说,还是要坚持列宁的观点,从一个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度里去进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建设,所遭遇到的困难自然是非常大的。毛主席从五十年代就一直批评在我们党内、国家内,存在着“三、六、九等”这样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必然发生的等级观念,但是,毛主席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一是党内有很大的阻力,二是在“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情况下,想搞符合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是相当困难的,“走错房间”,完全可以理解。在这里,还是历史必然性起着决定作用,必然性就在列宁所强调的国情的落后。就是今天我们依然面对着这样的困难,只要看一下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政体形式问题上的认识的混乱,就不能不承认这个现实。 这个问题,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列宁、斯大林,到毛主席,一直在实践,一直在研究的历史课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列宁主义,到毛泽东主义,为了回答这个历史课题,都从理论上实践上做了认真地探讨,其中毛泽东主义留下的思想理论财富尤为丰富。我曾写《中特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一书,就是根据毛泽东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在中国发生“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规律性。 可惜的是,在长时间里,甚至直到现在,我们对毛泽东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建设的理论,还是学习得非常不够,更没有认真地深入地研究,相反,发生误解、曲解倒是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很好地继承毛主席留下的这笔宝贵的理论遗产。 举个例子: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恩格斯曾经说过、也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边重申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认真地研究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体形式,更谈不上批判地继承。我们只是正确地一再重复说:资产阶级民主都是虚伪的民主;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找到了确保资产阶级整个阶级都能获得民主、从而具有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却不能正视,更缺乏研究。不仅掩盖了自己这里所存在一党专政是会蜕变为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而且向人们传达一个错误的信息:好像这种一党专政才是不搞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常犯的错误。毛主席不止一次针对在社会主义国家所出现的所谓“扩大化”错误,说这种问题在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里反倒不会发生,在痛斥修正主义上台会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时,更形象地说“希特勒比戴高乐坏”,实际就是说,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坏。 前面举到美国的例子,其实远不止美国,象瑞士、北欧许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体运作形式,对于更有效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所发挥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在考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时应给予充分重视的,借鉴其有益的经验,包括从反面吸取其作为资产阶级专政所必不可免的局限。 我们不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体形式重视不够、研究不够,更重要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对毛主席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也重视不够、研究不够。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中,和在他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重要的大量的新的创造。我们现在所反复争论的一些问题,其实毛主席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早就有过回答。 也举几个例子: 例子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允许自由组党、多党存在?在有些同志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实行一党执政或者一党专政,谁要是认为应该允许自由组党,应该允许多党存在,谁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民主取代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多么糊涂,多么无知的想法。 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马克思总是特别强调“阶级专政”这个概念),那么,这个阶级的成员为了参加专政,参加国家管理,怎么能连组建政党的权利都没有呢?难道这种阶级的专政,只能是一部分人的权利,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没有这个权利?这还能叫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吗? 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而且应该说,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有一段十分明确的话:“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毛主席接着做了解释:“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的无理,我们反驳,骂的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278~279页。) 这实际是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解释,在毛主席看来,这样做,“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毛主席讲的道理告诉我们,多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但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 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可以存在,可以参与国家管理,为什么劳动人民为了直接参加国家管理而组织政党就不可以呢?既然是人民民主专政,怎么可以剥夺人民自由组党的政治权利呢? 横看全世界,除了极个别还在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国家,绝大部分国家、包括比较落后的非洲国家,都已经实行自由组党、多党共存的民主政治体制,而在我们这个面对法西斯专制统治、粗暴践踏《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的国家里,号称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同志,却一直挥舞着大帽子,气势汹汹地反对结社自由,反对组党自由,高调信奉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这是多么无知、多么愚昧、多么令人感到可笑、可悲啊! 说到底,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是不知道无产阶级民主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不知道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民主,那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存在。既不懂马列毛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没有认真地对待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党变修、国变色”的历史教训,更多地受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家长制传统的影响。 思想方法上来说,这些同志只会形而上学地机械地“非此即彼”地思考问题,像一个只会死记硬背概念的小学生。和满脑子这样的思想方法的同志想讨论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十分困难的。他们对待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谈论“一党专政”、“党专政”的教导,就是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和思想方法。其实,他们对于革命导师意见的理解,和革命导师的原意恰恰是相反的。 这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我们不厌其烦把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教导较全地作一些引述,可能对于坚持“一党专政”思想的同志,是有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