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二）

工弩

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二）

——由汉武帝“轮台诏”引起的争论

□ 丛  蓉

　　为了维护封建帝国的统一，巩固封建生产方式，汉武帝、桑弘羊、张汤等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采取许多措施严厉打击这股分裂割据和复辟势力。第一项措施是借鉴文帝和景帝时的经验，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对诸侯王实行“推恩令”，既准许各王国国王在其王国内分封自己的子弟为列侯。这样以来，一个王国内又出现许多列侯。这项措施一方面削弱了诸侯王的分裂割据和奴隶制复辟势力，维护了封建政府的统一。另一方面使诸侯王、列侯专心经营自己的产业和领地，强化了土地兼并势力并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第二项措施是在工商业领域里实行“算緍告緍”制度，要求工商奴隶主和高利贷商人按照自己财产的多少如实申报，中央政府按照一定的比例征收财产税。如果不自行申报，申报不实或者隐匿财产，戍边一岁，没收财产。这叫算緍。同时还大力提倡民众揭发申报不实或隐匿财产的行为，如果被人告发查证属实，以查出财产的一半奖励告发者。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汉文帝曾想建个露台，大致估算一下需要花费百金，罢之。“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史记·孝文帝本纪》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可见打击面是相当之大。第三项措施是推行盐铁专营制度，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锯掉左脚趾，没收铸铁煮盐设备器物。第四项措施是建立平准机构，调节物价，打击工商领域里的投机倒把分子，稳定市场价格。这三项措施严厉打击了工商奴隶主和高利贷者的兼并势力，削弱了他们蓄奴的力量，也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自由竞争，甚至还迟滞了社会前进。工商业地主势必会把自己的损失转嫁给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从而加重了对贫民的剥削。第五项措施是打击豪族奸滑吏民。这些人往往与政府基层官吏勾结，包揽诉讼，欺男霸女，搞得很多人家破人亡。要整治这些人，假仁假义的儒生们往往束手无策，而酷吏则非常奏效。西汉时期，人们还保留着许多原始部落时期的生活习惯，许多人是族居某地生活。这项措施在维护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保护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的同时，也使许多无辜的同族贫民受到牵连。

　　巩固了封建政权，稳定了社会生产，汉武帝誊出手考虑外交问题。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刚刚从原始部落时期进入奴隶制社会。他们常常骚扰西汉边郡，影响边民的生活安定和生产秩序。汉武帝一方面加强边防，筑朔方城，又迁徙内地贫民戍边屯田，另一方面先后多次派卫青、霍去病带领大军西出酒泉，深入大漠打击匈奴贵族的侵扰，受到打击的匈奴人一部逃到俄罗斯境内，一部分投降西汉。同时，汉武帝又派张骞出使西域，了解西域各民族风土民情，为开辟丝绸之路，扩大西汉政府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随着西汉封建政权的加强和封建生产方式的日益巩固，汉武帝的野心也日益鼓胀，希望通过武力拓展西汉版图。古代叫开疆拓土，现在叫领土扩张或者侵略。汉武帝北击匈奴，西破楼兰、姑师，联乌孙、伐大宛，南攻南越，东并朝鲜，并开通西南夷，使西汉版图进一步扩大，奠定了目前中国版图的基础。

　　汉武帝对匈奴贵族不断骚扰采取积极防御措施和适当打击，是出于保护封建政权，维护封建生产方式的需要。但是开疆拓土，武力征伐四夷，不仅要耗费庞大的军费开支，死伤数十万青壮年劳动力，而且还要征召成千上万的民工转运粮饷。其结果导致国力疲惫，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 130年，汉武帝在派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的同时，征召数万人通西南夷道。由于云南贵族境内皆高山大川，路途遥远艰难，千里负担粮饷，二十多石粮食大概能运到一石，花费如此庞大的人力和力忙活了好几年也未能开通，并且还经常受到西南各少数民族抵抗，西汉官吏不得不发兵剿灭之。因为巴蜀等地的租赋全部用于这项事业也不够用，所以就招募内地豪民至西南夷耕田，所产粮食全部归入地方政府，作为开通西南夷的粮饷，所用经费全部出自京都府库。西从巴蜀东至沧海郡，人徒之费拟於南夷。同时还征招十万余人修筑和守卫朔方，通过漕运转运物质路途也非常遥远，费用高达上百万，山东各郡皆被其劳，导致府库越来越空虚。为了打击匈奴的骚扰，拓展西部版图，开通西南夷等宏愿，汉武帝还把民七岁出口钱的规定提前到三岁，并且每人每年增加三钱。另外还规定，能向官府贡献奴婢的豪族地主或工商业奴隶主，可以终身免除其赋税和徭役，是郎官的增加官秩，向官府捐羊可以成为郎官。

　　再比如，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再次派遣卫青和霍去病对匈奴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史记·平准书》记载，这次行动“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馀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评价说，“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汉元帝时期的谏大夫贡禹也在疏奏中说，“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另外，酷吏在整治豪族和奸滑吏民过程中严刑逼供，许多无辜贫民受到牵连，例如酷吏王温舒治河内郡，连坐者多达千余家。罪大者灭族，罪小者处死，家中财产全部没收。请示准决的奏书两三日就能送达汉武帝手中，批准执行的诏令一下，王温舒就立即执行，竟至于流血十余里。许多无辜者惨遭杀戮，使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普通民众遭受无尽的灾难，以致于出现了“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的局面。所谓“盗贼”其实指的就是农民造反起义。

　　汉武帝末年，中原各地先后暴发了多次农民起义，以反抗西汉政府对他们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南阳有梅免、白政，楚地有殷中、杜少，齐地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等等。这些起义多的数千人，少的也有几百人。他们擅字号，攻城邑，夺取武库中的兵器，释放囚犯，肆意捆缚羞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并四处发布檄文，号召各地农民响应。尽管这些起义最后都被汉武帝镇压下去了，但是逃散的士卒又重新聚集起来，占据山川险要，继续打击汉军和各地的官倒与豪强地主。最后，汉武帝又颁布一道法律叫“沈命法”。法律规定，群盗发生而官吏没有发觉，发觉又没有捕捉到规定的数额，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凡与这事有关的人都要处死。从这以后，纵然有盗贼出现，小官吏也不敢上报，害怕捕不到被诛杀又连累上级官府，上级官府也暗示他们不要上报。官吏们上下互相隐瞒，玩弄文辞，以逃避法律制裁。

　　司马迁的思想中虽然杂入了许多儒家思想，但其主旨则是黄老道家思想，因此他在写史记的时候就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例如，司马迁不仅给予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还根据夏商周以来至汉武帝以前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总结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认为人们的世俗欲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对于这种趋势，“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自司马迁之后，儒家思想占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因此后世儒生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标准，对司马迁较为进步的历史观一概否定。例如班氏父子评价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氏父子是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徒，更是刘氏王朝的忠实奴才。他们对汉武帝的评价主要突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班氏父子还说，“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而对其武力征伐四夷则嗤之以鼻。因此，他在写汉武帝这方面的历史时就以儒家仁义道德为依据，认为汉武帝的“轮台诏”是对自己以前征伐四夷之事的悔悟。宋司马光也是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徒，更是北宋时期保守势力的代表者，曾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他在写《资治通鉴》时就不能不继承班氏父子的观点，并借汉武帝之口说他对开疆拓土，征伐四夷产生了悔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这对于目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大国沙文主义者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正如李晓鹏所说：“如果《资治通鉴》上的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对汉武帝一生的功绩，就会产生很强烈的疑问？汉武帝去北击匈奴，这么大一件事，可能就是过错大于功劳了。他不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暴君——为了满足自己开疆拓土的虚荣心，搞得天下民不聊生，这不是暴君是什么？”

　　我们虽然不能用现代人的思想要求封建帝王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也无任何权力要求其接受什么样的思想。但是，可以对其所作所为，他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产生的客观效果做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分析和批判。任何事物的灭亡都不是一次偶然事件造成的，而是诸多偶然事件中相同因素构成的客观必然性导致的结果。汉武帝的确是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尤其是在封建生产方式刚刚确立的历史阶段，对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巩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对匈奴贵族骚扰边郡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的很多措施和对外政策，在维护封建政权，巩固封建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加重了对广大农民和中小工商业的剥削，迟滞了社会前进的步伐，这些都是导致西汉衰落和灭亡的直接根源。汉武帝的“轮台诏”只是针对具体事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一种战略思想的调整。至于汉武帝对自己开疆拓土，武力征伐四夷等行为是否感到后悔，我们不得而知。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研究历史都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晓鹏表面上是批判历代儒生，也就是他所谓的“文官集团”歪曲历史，论证汉武帝晚年对自己开疆拓土，征伐四夷，靡费天下从未感到后悔，本质上则是借赞扬汉武帝开疆拓土，征伐四夷宣扬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而这些思想都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