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矛：无产阶级专政不应排斥“三权分立”

中流击水

　　“三权分立”、是一种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政治体制，目的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

　　17-18世纪由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分权学说，是资产阶级用血的代价战胜封建专制制度的伟大成果。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结构的基本原则和组织形式，其本质乃是约束公权、避免专制和独裁的一种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科学方法，并不存在阶级属性的问题。“三权分立”与市场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之所以有阶级属性，因为它天生必须以私有制为前提，而“三权分立”不存在这种先天性，无需私有制为前提条件。但资产阶级利用“三权分立”来维护私有制，这才是它的阶级属性，这是后天形成的阶级性。因此，无产阶级也完全可以利用“三权分立”来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它变成具有无产阶级的属性。

　　过去，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排斥“三权分立”，不仅使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变成虚拟的“共和国”，而且造成一党专政的权力不受约束，变成事实上专制统治，扭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旨。排斥“三权分立”，既是一种偏见，似乎凡资产阶级喜欢的东西无产阶级就必须反对，非此即彼，思想方法形而上学！也是一种无知，是对“三权分立”的科学性很无知的表现。

　　“三权分立”符合系统论、控制论的科学原理

　　创立“三权分立”学说的洛克和孟德斯鸠，虽然用“权力制衡”原理铲除了封建专制和独裁，但未必懂得“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的科学性所在。上世纪20年代出现的现代系统论、控制论，却解开了“三权分立”所蕴涵的科学原理之迷。

　　社会的运转和国家的运作，其实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实现对系统的有效控制，必须避免错位运行。对此，控制论揭示，为了有效控制系统的运行达到预期目标，系统的结构必须要有发生器、反应器和调节器三个部分组成，有没有反馈调节机制是关键。

　　在国家的权力结构中，国会是系统的发生器。它由社会各阶级、各政党的代表组成，多元的政治结构可以反映社会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国会对议案的辩论和表决，就是对社会信息的选择过程，以少数服从多数作为选择的原则。一旦代表多数人意见的议案被通过，即为法律，成为社会运转的有效信息。

　　政府是系统的反应器。通过政府的运作，有效信息得以贯彻落实。为了保证政府运作的活力和效率，政府由多党竞选产生。执政党如得不到选民支持，届满就得下台。失信于民，还可能提前下台，这是民众对政府的制约。国会通不过的法案，政府就不能干，这也是国会对政府的制约；而政府首脑拥有解散国会、实行大选的权力，这又是政府对国会的反制约。

　　社会系统的调节器由二个方面的机制组成，起着反馈调节作用。这是社会系统能否实现有效控制、能否达到良性运转的关键。社会系统的反馈调节机制越健全、越完备，社会系统的运转就越 顺畅。

　　一是司法权独立。司法权独立于行政序列，对于政府的失职、渎职或营私舞弊、违法乱纪，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宪政体制首先是要求政府守法，不能滥用公权。司法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反馈 到立法机构，进行修改或重新立法，从而调节社会系统更有效地运转。所以，法制的健全与否、完善与否，直接影响社会系统的运转能否正常调节。法治的缺点是有滞后性。

　　二是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这是社会系统最直接的反馈调节机制。公民有权组织或参与政党，有权选举能代表自己的人进入国会，有权选择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执政，或有机会让自己充当 代表参与立法或执政。公民有思想、言论、游行、集会等自由的权利。公民的民主与自由受法律保护，是人权的基本内容。生存权是动物也应有的权力，根本算不上是人权。以生存权来排斥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把人权降低为动物权！保障公民的民主与自由权利，不仅使社会系统有更多的机会选择正确、合理的有效信息；而且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监督机制，对国会的 决策和政府的运作直接发出监督信号，以此发挥反馈调节作用。

　　军队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必须非政党化，不为任何政党所拥有。军队的责职是防御外来侵略，对内维持社会秩序是警察或武装警察的事。军队听命于国家元首，但国家元首的指挥权受国会授权的制约。军队国家化保证了国会对军队的控制权。防止政党利用武装力量搞军事夺权、政变或专制独裁统治。（政党化的军队，应由政党的党费来养军队，不准动用国家财政。军队国家化， 理所当然由国家财政养着。如果用国家财政来养的军队却归执政党指挥，成为执政党的私家保镖，那是最荒唐的越轨运作！是执政党对全民利益的侵犯！）

　　“三权分立”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但三权互相制衡的原理是一致的。这种权力结构，权力互相制约，形成反馈调节机制，一旦出现越轨或错位运作，便会受到其 他机制的制衡，从而保障社会系统处于弹性结构状态中运转。弹性结构就是调节器随时在反馈调节，一发现问题就解决，不容易形成社会矛盾的积累，即使出问题，也是局部的，全局性的大 乱子一般不容易发生。而一党专政或虚假的“共和制”权力结构，是一种越轨或错位的系统运作，没有调节器或调节器失灵、不起作用，社会系统变成刚性结构。言路堵塞，社会信息缺乏反 馈渠道，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只能日积月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当社会承受不了的时候就总爆发，引起全局性的社会大动荡。这种刚性结构的社会系统，缺失反馈调节机制。不出问题 时，表面太平、莺歌燕舞；一出问题便是天下大乱。专制、独裁、一党专政都是刚性结构的系统运作，每一次社会大动荡，社会系统就瓦解一次，然后推崇一位新首领，建立一个新王朝、新 秩序。初始时休养生息、国泰民安，以后随着权力越来越专制，矛盾越来越多，越积越深，又没有反馈调节机制来缓解矛盾，积重难返，最后必定“官逼民反”，又一次发生社会大动荡。一 次次改朝换代，周而复始地循环。

　　可见，“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实际上就是系统论、控制论对社会管理、国家治理的实际运用，与国家的阶级属性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实行宪政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按照系 统论、控制论的原理运作，理顺了三权关系，摆正了政党在系统中的位置，因此，无论怎么更换总统，都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即使有骚动，也是局部的、暂时的，国家始终能够保持平稳运 行。而专制独裁或一党专政的国家，个人权力或政党权力凌驾于国家之上，完全搅乱了正常的权力结构，使社会系统处于错位的结构中运行，反馈调节失灵，社会系统势必无法稳定地运行， 必须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人为地“维稳”。每更换一次领导人，犹如一次改朝换代。以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党领导一切”体制就是这种越轨的错位运作，这种刚性结构的系统运行导致无产阶级 丧失政权并不是偶然的，有它内在的必然性。即使毛泽东能活几百岁，这种系统运作最后还是会维持不下去的。无产阶级必须对此进行认真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