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观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目前中国现实的一种必然选择

中流击水

目錄：

一、先研究思想方法

二、历史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中国未来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目前中国现实的一种必然选择


                                            项观奇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是马克思经常讲、经常强调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里讲的自然，就是讲的必然，就是讲的现实可能性。

        历史是千变万化的，是充满了无数的偶然性的，但是，正是在这无数的偶然性中依然寓于着必然性。现实的总是必然的。必然的总是合乎规律、有规律可寻的。这个道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有过深刻说明：“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71页）

        是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是神创造人的历史。但是，人又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尽管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历史主动性，会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不可缺少的精彩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但是，最终，人们还是只能在历史条件决定的历史必然性的支配下创造自己的历史。

        我们今天依然是这样地创造我们今天的历史。

        坚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认识今天我们正在创造的历史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的。这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只有这一历史观能够告诉我们，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能创造怎样的历史，我们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会受到怎样的历史必然性、历史规律性制约。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它可以提高我们创造历史活动的自觉性，可以提高我们创造历史活动的科学性。

    正是坚持这样的科学的认识方法，尽管直到今天，我们还要为重建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自觉地承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目前中国的存在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一个必然现象，而且，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中国的现实的一种必然选择。

    这是近四十年的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认真总结、认真对待。我们是马列毛主义革命论者，是社会主义再革命论者，但是，我们必须从既定的事实和既定的可能出发，而不能从原则、从想象出发。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历史唯物论。我们必须信守，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一  先研究思想方法

    哲学就是研究认识论，研究思想方法，以便让思想方法更科学，使之成为劳动人民手中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也从这一点做起。

                          1、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意义

    把调查研究上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是毛主席的一大发明、一大贡献。

    颂扬毛主席的这一贡献的著作、教科书不少。似乎哲学工作者都看到，谈论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离不开这个题目的。但是，很遗憾，就我所知，调查研究的真正的认识论意义，却至今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所理解，更没有讲清楚。

    显然，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进一步认识的问题。

    我做了一点小小的努力。我试图探讨调查研究作为一种人们的认识方法，它的最根本、最核心的认识论意义到底在哪里。我的看法，自然尚属一家之言，现在提出来目的也仅是想和同志们讨论。

    我认为，调查研究的最根本、最核心的认识论意义在于，这种认识方法，能够摆脱个人的仅仅面对凝固的书面材料去认识客观事物的局限，而以人的集体的形式，全面地、活生生地、不断集思广益地直接接触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事物，从而对客观事物认识得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在感性认识阶段是这样，在理性认识阶段也是这样，而且能够把这两个阶段辩证地结合起来，贯彻于整个认识过程。

    把个人的认识，发展为集体的认识，把凝固的片面的书本认识，发展为鲜活的全面的实际认识，这是认识论的一大飞跃。

    毛主席能够做出这一贡献不是偶然的。毛主席的这一创造，不是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从革命实践中获得的。毛主席发明了群众路线。可以说，调查研究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哲学认识论上的反映和贯彻，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

    这是毛主席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

    简析若干点：

    第一、调查研究的最根本的认识上的优点，就是人作为认识主体直接和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现实生活相结合、相统一。

    比较以书面资料为认识来源的认识方式，无论是从可利用的信息量的大小，信息量的生动真实，还是从便于考察信息量内部之间的各种复杂联系等等诸多方面来看，调查研究的认识方式都表现出更多的优越性。

    第二、调查研究可以把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都从凝固的个人的范围转变为鲜活的群体的范围。

    各个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人群，都可以以认识主体或认识客体的形式进入认识过程。

    调查研究会的参加者，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参加者，是认识客体；同时，他们又对社会实践活动有自己的主观认识，是认识主体。调查研究把这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就大大扩展了认识的广度和加深了认识的深度。“三个臭皮匠，抵上一个诸葛亮”。发挥集体的智慧，补充个人的智慧。“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开个调查会，七嘴八舌，对于推进人们的认识是远在仅仅局限于书面资料认识之上的。

    这是自然科学试验室的放大，是社会试验室，而且是活动的生动的能动的社会试验室。

    第三、调查研究获得信息量的形式和结果，是书面资料不可比的。

    社会生活是极其丰富的、全方位的，所形成的信息是包罗万象的。任何书面资料恐怕只能非常有限地反映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某一侧面。比较而言，调查研究获得信息的功能，就强大得多了。调查研究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是以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的创造者作为认识主体，通过他们自己的亲身感受，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如实地反映作为认识客体的社会生活。由此所提供的信息量，强大、全面、准确，为正确认识客观事物提供了有利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条件。

    第四、调查研究把认识过程，从凝固的一次性的认识过程，发展为生动的反复的认识过程。

    调查研究可以反复进行，可以适应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发展变化。客观事物是无限发展变化的，认识过程也是无限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也可以随之是无限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可以按照认识的需要，和认识对象、认识过程更紧密地相统一。

    正是因为调查研究有这样深刻的认识论意义，所以，毛主席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再在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全党同志深入实际社会生活，深入群众，克服从书本出发、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使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起到应起的理论指导作用，达到最终科学解释中国实际的认识目的。

    直到今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还是要定期地到各地去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已经成为我党、我国人民认识客观世界的可靠的认识方法。这是一个毛主席留下的一个好的传统。这是在哲学上的伟大突破，是一场认识论上的革命。

    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意义是很可以大大展开说明的。这应该是哲学家的任务。本文的重点不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请哲学家做出完美的答卷。


                2、改良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必不可少的量变形式

    从一般哲学道理上说，量变作为和质变对立统一的一面，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种必然形式，其意义是不应该被人们忽视的。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改良（包括改革），改良是量变的一种形式。但是，因为我们崇尚革命，批判改良主义，于是改良的历史作用也被抹煞了，而且，常常是完全否定的，要给予批判的。

    这并不正确。我们现在要从思想方法、从认识论、从哲学的意义上讲讲这个问题。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和任何事物一样，只有经过长时间的量的积累，包括部份质变，才能在一定条件下，实现整个社会形态的质的变化。其中，改良常常就是起到这样的历史作用。只要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事实，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无论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还是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整个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都无一例外地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这样的历史例证太多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到一大堆，这里不再列举。

    我们清楚地看到，量变是大量的、基本的。改良是大量的、基本的。就是社会形态的质的变化，许多也是通过伴随激烈斗争的改革实现的，严格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的革命，主要是在近代以来才真正发生的，而且反反复复，在多次震荡，多种改革措施中，寻找到历史可能接受的社会形态模式。这是历史发展所提供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如马克思所说，在古代，奴隶只是历史的消极台柱。是台柱，也就是基础，但是，是消极的台柱。“消极”二字，有丰富的内容，说得科学。

    我们要尊重这一历史事实，从这一历史事实出发，科学解释这一历史事实，而不能用头脑里的教条代替这一历史事实。

    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正确理解质变和量变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也没有正确理解质变和量变的复杂的互相交错互相转化互相包涵的辩证对立统一关系。我们不恰当地高估了革命也就是质变的历史作用，贬低了改良也就是量变的历史作用，既不能正确地说明革命也就是质变的历史条件，也不能正确地说明改良也就是量变的历史条件。这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影响了我们的实际工作。

    我这里主要想批评三点误解。

    第一、我们有时对历史发展所必须的量变过程的理解会发生误解。

    一是对量变过程所必须的长期性估计失误，与此相联系，二是对量变过程所必须达到的高度估计失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自马克思以来，我们对资本主义灭亡的估计不止一次失误。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勇于作自我批评。我们则盲目骄傲。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量变过程是漫长的，到底还要经过怎样的阶段，依然值得研究。

    第二、和上面一点的失误相联系，另一个认识上的失误是，对于作为质变前提的量变的意义估计不足。

    轻视量变，总以为量变不重要，似乎可有可无，径直向质变过渡更快、更重要、更有历史价值。过渡，过渡，再过渡；飞跃，飞跃，再飞跃，好像只有这样才是尊重革命的辩证法，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其实，这完全错了。列宁说质变是量变过程的中断。这句话是很科学的。它正确说明了质变是量变过程的结果，而且，也仅只是量变过程的中断。“中断”这个概念很科学。

    由此，对于作为量变的一个重要形式的改良、改革的认识也必然发生失误。不仅以为改良、改革不可能，而且动辄给人扣上“改良主义”的帽子，尤其因为改良、改革总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历史事实是，改良、改革作为历史发展的量变（有时具有部分质变的意义）的重要形式，是必然的，是不可缺少的，是大量存在的。

    同样典型的例子，也是对资本主义改良的认识。明明几百年间，资本主义有许多发展阶段，有许多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推动下进行的改良，从而体现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量变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的同志总是不愿义承认这些事实，好像一承认，就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垂死、腐朽，就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不是面对事实，去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是简单地用主观的愿望剪裁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只要拿出“欺骗”二字，就把这一切发展变化摆平了。

    例如有的同志在文章中就这样写道：“统治阶级的改良是为了延长其寿命，诸如资本主义的加大国家调控力度的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西方的福利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当前的所谓的‘重庆模式’，这些都是统治阶级为了延长其寿命所作的努力，是统治阶级的改良。”对于这样的改良，作者认为必须“否定统治阶级的改良”，“对统治阶级的态度是促使其早日灭亡，而不是为其延长寿命。因此，对统治阶级的改良的支持，就是对统治阶级延长其统治的支持，就是对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损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否定所谓的‘重庆模式’的原因。”

        作者还提出“被统治阶级的改良”，所谓“被统治阶级的改良，是指劳动人民与资本进行争取自身条件改善的经济斗争。” 要“支持被统治阶级的争取自身经济条件改善的改良”。“我们通常所说的‘支持改良，反对改良主义’，指的就是支持劳动人民为了自身的生存条件的改善而进行的经济斗争的这种改良，而不是要去支持统治阶级的延长其统治时间的改良。”

       这些意见的错误是明显的。第一，改良从来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良，被统治阶级没有政权，怎么有改良的可能，可以提出改良的要求，可以为此而斗争，但是，能否实现，最后还是要通过统治阶级的妥协完成的。第二、把一切统治阶级的改良都说成是仅仅是“为了延长其寿命”，而我们的历史任务只是“促使其早日灭亡，而不是为其延长寿命”。这实际是否定了一种生产方式只有在其必将灭亡时才能“促使其早日灭亡”，如果这种生产方式还在上升期，还有发展的余地，“促使其灭亡”不仅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注定要失败的。第三、最根本最重要的是这些意见完全否定了改良在人类历史上的实际存在和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否定了改良也是斗争的结果，否定了剥削阶级国家机器的调整阶级矛盾、调整生产关系的功能和作用，如此简单地否定改良，是违背历史规律的，是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上的一种机械的片面的错误。

    看看我国的古代历史，就知道这样的看法多么荒谬。像春秋战国年间各诸侯国所发生的变法，乃至后来许多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社会制度所进行的改革，都是和社会形态大变动相联系的，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就是多次世界仅有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只是起到了冲击旧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的生产关系、冲击旧的不适合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旧的上层建筑的作用，而随后发生的所谓“让步政策”，并非来自统治阶级的“善心”，那不过是农民起义打出来的历史必然，不过是以从上而下的改良或改革形式去执行农民起义的遗嘱。

    如果我们用错误的认识方法，去指导现实的实践，就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也不能真正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历史教训已经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客观地科学地分析历史的可能，确定一定历史时期需要完成、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进行历史所必须的改良、包括改革，这是我们今天要重新学习、学会的认识任务和实践任务。

    第三、把量变和质变、把改良和革命完全对立起来，以为改良不需要斗争，以为革命不包涵改良，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任何事物、任何事物的任何发展过程，都是在对立统一中展开的。对立就必然包涵斗争。对立统一就是斗争中的统一。斗争，是任何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任何事物固有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必须以革命精神、斗争精神去理解量变和质变、改良和革命。

    尤其在当前，在进行改革的历史时刻，没有斗争精神、革命精神是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改革、并取得改革的胜利的。列宁的名言，改良是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没有阶级斗争，连副产品的改良，也不可能得到。改良、改革、革命不可能截然分开。

    轻言革命不对，否定革命更不对。对革命的含意要有正确理解。正如革命导师一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革命，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涵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必然灭亡的理解。新陈代谢是必然的，是改良，是改革，是革命，仅仅是形式的不同，形式是由历史条件给予的特定的内容决定的。不管怎样的形式，革命、斗争总是本质的，总是统帅。毛主席一生倡言革命是念的马克思主义真经。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0页，1972年版），革命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些老话说的都是永不过时的真理。

    但是，革命并不绝对排斥改良、改革，相反，总是包涵改良、改革。例如，文化大革命中就改革多多，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等等，很多改革。道理很简单，革命的历史任务最终要靠破旧立新、改革制度来落实。这样的改革，不但不是改良主义，而且具有强烈的革命意义，体现的已经不是量的变化，而是质的变化。中外历史上，著名的例子比比皆是，领导这些改革的历史人物，都受到后人的肯定和敬仰。

    改良、改革是历史前进的重大步骤。不要轻视改良、改革。要从哲学上、思想方法上，纠正过去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偏差，正确认识改良、改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人的认识总是曲线地向前发展的，也就是说，总是要绕过错误向前发展的。

    以上谈的两个认识论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哲学问题，目的无非是想从思想认识方法上纠正我们过去的偏见，使我们的思想方法能有所改进，变得更科学、更正确，作为认识工具，帮助我们在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时候，少经历一点挫折和弯路。

    我的浅显的议论，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不敢夸口，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能够推进大家对这个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也就达到了我的目的。

    下面探讨本文的主题。

             二  历史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端正思想方法，无非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毛主席说，矛盾特殊性是矛盾论的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特殊事物，尽管这个概念恐怕是中国人最为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但是，是否真正认识了它，却不一定。

    矛盾特殊性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由产生矛盾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发生在中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中国的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毛主席的《矛盾论》讲的道理，才符合历史唯物论的道理，才有可能符合实际，才有可能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让我们遵循这个道理，去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

    赞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常常把功劳归于邓小平；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常常把罪恶归于邓小平。

    这两种看法哪种正确些呢？

    都不正确。

    都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殊事物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既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也不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而是历史唯心论的观点。把创造历史的功劳或罪恶归于个人，都是夸大了个人的历史作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正如恩格斯在研究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德国革命时所说：“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01页，1972年版）恩格斯批评了把历史的成功或失败归之于个人的错误观点，“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同上）恩格斯把正反两方面的道理都讲清楚了，我们要弄懂、弄通，还要照着做。

    只要坚持革命导师强调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就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之所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四十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修正主义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就是修正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而修正主义是其始终坚持着的根本特征。“特色”就特色在这里，修正主义路线下的资本主义。

    历史是不照顾情面的。刚刚进行了反对苏联党搞修正主义的斗争，刚刚进行了为防止中国变修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可是，主席一走，接下来我们接受的竟然也是党变修、国变色的一场资本主义复辟恶梦。而且，一搞就是四十年，至今还在继续着。

    不必责怪历史在和我们开玩笑，是我们对历史的规律、历史的必然，缺乏正确的认识。我们必然地失败了。要紧的是，现在要补课，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试试寻找中国修正主义上台、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历史必然性。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

    中国要出修正主义，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历史必然。对这一点最为敏感最为担心的是毛主席。

    毛主席晚年完全看到了这种危险性，甚至感到了这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因而反复告诫我们，要警惕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还准确告诉我们，修正主义上台，就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就要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还比喻说，希特勒比戴高乐坏。毛主席的预见是科学的，已经被四十年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所证明。

    现在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也必然出修正主义？

    第一、现在看来，由于体制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问题，中国和苏联一样，有一个毛主席常说的大官的特权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实际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叫集团、叫阶层，问题是一样的、实质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阶级基础。毛主席批评这个阶级说，“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命的账。”又分析其中的阶级原因说，“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毛主席探讨的就是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不是偶然的，而是有阶级根源的，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着他们的阶级本性。正是这个特权阶级，必然地要搞修正主义，要搞资本主义。基于这样的分析，毛主席才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明确地把走资派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来定性的。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随之，接受了实践的检验。今天，这个理论已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几乎成为常识。

    就事实而言，大家都看到，从1976年10月6日的政变，到最后确立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核心地位，整个这场反革命政变，这场阶级关系大变动，是所谓“老同志”这个群体、也就是这个走资派构成的阶级，真正是做到了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地在行动。这完全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阶级行为。

    产生了一个特权阶级，导致出现修正主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所有变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规律。

    第二、这个特权阶级在政治上是最有力量、最有水平的政治集团。 一个是，他们都是“老同志”，都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锻炼，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再一个是，他们都已经在各级国家政权的领导岗位上。这种实力，已经为他们从1976年以来所操作的一系列政治手腕所证明。从上台伊始到现在，在中国，可以说，还没有这个阶级的政治对手。他们能够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这种政治水平的一种体现。

    这的确是中国特色。

    苏东党没有这个水平。这与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独立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学说，使中国共产党无比强大有关系。只是，现在发生了转化。优点转化成了缺点。例如，从过去的党的一元化领导转化为法西斯专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正是这个政治事实决定了，在中国，修正主义能上台，而且能稳固地统治四十年，能搞出自己的一套、包括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变修，还有思想理论、世界观方面的原因。

    毛主席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也就是说，大多数党员、包括高级领导人，真正懂马列的不多。毛主席说过，现在的世界上的思想，无非就是两家，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不懂马列，势必就会自发倾向资产阶级思想。

    事实正是这样。修正主义无非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就是一种用资产阶级观点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国党的修正主义思潮也是这样发生的。大官们用资产阶级观点认识社会主义，总觉得搞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毛主席搞的一套是“极左”的，只有坚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皆为私”的私有化信条，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在国际资本主义包围，并需要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情况下，更会加强这种资本主义观念。

    可是，号称共产党，要靠私有制建设社会主义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于是就玩弄文字游戏，发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一个“特”字，就是为了“特”掉社会主义，“特”回资本主义。显而易见，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这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的产物，实质必然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世界观的问题。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明显一些，像陈云等人，他们并不是故意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几个人到晚年，都强调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并和邓小平发生一定矛盾。但是，就这些人的世界观来说，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实际还是不知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何物，也不懂马列毛主义为何物，思考问题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资产阶级观点。这很像恩格斯批评的“真诚的机会主义”。是啊，“真诚机会主义”者可能以为他们是在搞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为工人阶级奋斗，但是，实际是走了机会主义路线，结果，如恩格斯所说，“真诚的机会主义更糟糕”。这些“老同志”的修正主义也是这样发生的。邓之后的一些领导人实际也是这样。这很难从这些人的好坏去解释，主要也不是哪个人的个人品质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的世界观的现象，是这个时代的处于这样的阶级地位的人们的必然会发生的现象。

    顺便说一句，这一点，也有点像现在我们毛派队伍中的有些同志所存在的问题。明明并不真正懂得马列毛，但是，却以为自己已经是马列毛在手，自己的任何理解，都是马列毛的答案，自己永远是马列毛裁判员，经常喜欢给别人扣大帽子或给别人戴高帽子，随心所欲。其实，这是一种盲目性，甚至是一种荒唐。这些人实际并不真懂马列毛。他们心目中的马列毛，只是他自己对马列毛的一种理解，甚至是曲解。毛主席明明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可是，他却总以为自己属于“不多”中的一个。我常说，在自然科学面前，人们不太敢乱吹，因为在那里，懂和不懂的界限比较明确。但是，在社会科学面前，特别在现实生活面前，因为人人都有感受，都以为自己的理解正确，于是就喜欢乱发议论。其实，对社会的理解也是科学，没有精心的研究，没有相当高的水平，是不可能达到真理的。请看马列毛主义革命导师，哪一个不是聪明绝顶，学上得好，书读得好，实践做得好，非常人可比。

    这不是宣传天才论，天才是有的。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者。天才是不能嫉妒的，批评马克思是后人的事情。但是，很遗憾，我们的同志就是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毛主席提倡夹起尾巴做人，不要翘尾巴，正如他给江青同志的信中所说，这是自己跌了几跤后才认识到、才弄懂的。我们无法和毛主席相比，更要有自知之明。

    不要轻视世界观问题，不要只是批判修正主义，也要敢于批判自己。要“斗私批修”，把二者统一起来。

    懂得了这些道理，对毛主席的理论可能会理解得更深刻。

    毛主席是总结了一生的阶级斗争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经验，才敢于提出前面已经引用的这一科学论断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对这段话，我们一定要反反复复地学习，反反复复地领会，想真正弄懂、弄通，不那样简单。

    什么是走资派，为什么会出走资派，为什么说走资派就是在党内的资产阶级？

    道理就在于走资派的阶级基础就是“大官们”、大官群体；大官就意味着是当权派；一小撮当权派无论是从阶级本性，还是从世界观，要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变成了走资派。走资派领导着搞资本主义复辟，还不是资产阶级？是。而且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毛主席的科学分析告诉我们，走资派理论，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

    我们必须看到，走资派现象不是偶然现象，走资派搞修正主义也不是偶然现象，走资派要走、能够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能够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是偶然现象。这是一种历史必然，一种可怕的让人颇感无可奈何的历史必然。


                  2、人民群众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尾巴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是一个真理。但是，要正确理解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至少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另一个意思是，人民群众总是、只能是历史地创造历史，总是、只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特定的历史水平，去创造特定的历史。历史的创造者在这层意思上也可以说是历史地创造者。

    懂得这个道理是很重要的。一般地贬低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是不对的；同样，具体地拔高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也是不对的。

    要历史地解释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的时候，我们不能忘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正确解释人民群众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的历史作用，用通常所说的话就是，是怎样创造历史的。

    我的结论是，人民群众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尾巴。

    我是这样分析、认识这段历史的。

    第一、人民群众没有真正弄懂、真正接受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到结束，所谓保守派始终占大多数，广大党团员都站在了保守派一边，尽管斗来斗去，哪怕口头上也喊起“造反有理”的口号，也自称造反派，但是，实际是口服心不服，保守的立场并没有根本变化。

    这并不偶然。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党的各级干部，绝大多数的确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十六条》是这样写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是这样看的。说他们都是走资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本人不接受，广大人民群众也不接受，事实也不是这样。

    当时的干群矛盾也没有十分尖锐，人民群众并没有自发地感到有必要起来造反、起来革命。

    更何况经过57年反右，动辄把公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助长了专制体制，使人民群众哪里敢造反？

    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是大多数，造反派是少数、极少数，而且参予造反的人的情况多有不同，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正因为这样，才有一个“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说法。也就是说，不是在人民群众自己觉悟的情况下，自下而上掀起的革命。

    我是从头到尾始终认真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而且始终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中心参予了这场斗争。我深感，这个基本情况是贯彻文革始终的。

    正是基于党的各级干部的这一实际情况，文化大革命的作法，犯了“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两个错误，这两个错误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方要打倒，另一方不接受打倒，这就要内战。打倒了，又有个所谓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也就是争权夺利，要内战。打倒了，又解放，又要发生所谓复辟反复辟的斗争，也要内战。十年之中，斗争不停，弄得毛主席都发感慨，深感不解和困难。我们在当时，也都有深切感受。

    自然，发生这一切，还是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无论是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干部，还是广大人民群众，都很难摆脱这一阶级影响。毛主席希望，把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但是，很难实现这一点。在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真懂马列的一样，不多。

    正是这样的国情，决定了在文革那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试图以那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必然会发生“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一消极现像，不能不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命运，不能不影响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对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解和看法。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怎样解决共产党自身发生蜕变的问题，是国际共运遇到的难题。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至今也没有过时。这是文革这场“演习”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价值。

    今天看来，当时对修正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判断的局限，决定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的局限。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作法是有不同意见的。我当时强调要解决制度的问题，不能只是依靠“打倒”；就像现在我强调必须坚持“阶级斗争为纲”，随后才是靠制度维护斗争的成果一样。看起来，走资派是人的问题，好像打倒了走资派，就解决了问题，实际不是这样，走资派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制度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正是文化大革命作法的这种局限，不仅会带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而且，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对毛主席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更现实的是会导致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否定。

    随后发生的事实正是这样。

    不仅“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广大人民群众实际也做了“老同志”的尾巴。

    “四五事件”是这样，“十六政变”也是这样，全国范围里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也是这样，最后邓小平上台，还是这样，而且跟上一句“小平你好”。这些，是对着“四人帮”的吗？形式上是，实际上是对着文化大革命的，是对着毛主席的，是对着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的。

    我们都亲眼见到了这一切、亲身经历了这一切。过去，我们并没有认真思考这一切。今天，我们经过反思，我们从文革自身的局限中找到了原因。

    文革在当时，乃至在现在，能够被否定，特别是这一否定能够被全国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所接受，不是偶然的。不能只是从党内资产阶级那一方面找原因，还要从我们自身的局限和错误找原因。从后一个角度看问题，可以说，是我们的局限和错误给了敌人以机会。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哪里有左倾，哪里就有右倾，右倾是左倾的影子。当年，正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的“三分不足”，掀起了一股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思潮。这时的“老同志”以十足的走资派的角色，主导了这场用时髦的话说就是“颜色革命”，修正主义上台，修正主义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开始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也就是平时常说的资本主义复辟。

    人民群众面对这场“颜色革命”，是被动的，是步步屈从的，没有举起毛主席思想的旗帜进行反抗，常常扮演的是修正主义尾巴的角色。

    这是非常可悲的，但是，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历史事实。这个事实证明，人民群众对于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没有真正弄懂，更不可能付诸实践。

    第二、人民群众缺乏重新作为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能力。

    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教育了人民群众。亲身经历的苦难，是最好的教科书。新三座大山的重压，终于使劳动人民明白了，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复辟，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直到这时，人民群众才明白还是毛主席好，还是毛主席为着人民着想，毛主席关于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思想和理论是正确的。直到这时，人民群众才看清邓小平这些人，真的是走资派，打倒他们，斗争他们，没有冤枉他们，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一旦他们上台，人民群众就必然地像现在这样受苦受难，国家就必然地像现在这样沦为外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

    但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还仅只停留在这一水平上——感恩和仇恨。

    据我的观察，至少有三个大的不足。

    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人民群众缺乏毛主席提倡的造反精神、敢于革命的精神。

    感恩毛主席，可是，毛主席不在了，毛主席只是留下了革命理论；痛恨邓小平，可是，这不是邓小平个人罪孽的结果，这是阶级斗争，邓不在了，但是，他代表的那个阶级还在。可惜的是，我们的人民群众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最浅显的道理并不懂。从马克思以来，就一直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毛主席叫我们唱《国际歌》，就是因为《国际歌》唱的也是这个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可是，人民群众对这个道理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还不懂得人民是可以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的，还不敢把自己解放自己提上议事日程，更不敢付诸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典型的小农的要靠专制皇帝代表自己的思想，自然，又是深深地打上了寄希望于圣君贤相、寄希望于清官大老爷的中国传统垃圾思想的烙印。

    虽然感恩毛主席，但是，并没有真正理解毛主席，更没有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去革命。有时，看起来是歌颂毛主席，但是，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范围，变成了对毛主席的讽刺。你只要看看在纪念毛主席时那些点上香、磕头膜拜的做法，就不用怀疑这是拿落后的反动的封建主义去歪曲毛主席、否定毛主席。这是落后的人们以他的思想、他的世界观去塑造一个他心目中的毛主席。这就像孔夫子的命运。这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规律。

    我们的纪念毛主席的活动有待提升。正像列宁所教导的，对于伟大革命导师的最好的纪念，不是诉说动听的空话，而是把革命导师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我们纪念毛主席，重点要放在宣传毛主席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要鼓动人民敢于革命，敢于造修正主义、特别是造中央的修正主义的反。这才是真正纪念毛主席，这才体现了纪念毛主席的意义，这才能达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的目的。

    第二、我们的人民群众对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缺乏强烈的明确的认识。

    中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于巴黎公社革命的道路，也不同于十月革命的道路。“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有市场。“解放”二字常常和“大救星”联系在一起。被解放的人和自己解放自己的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的认识和天下是人家打下来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加上政治体制的弊端，一党执政，变成了一党专制，变成了人民执政的对立物。党领导一切变成了党代替一切、党包办一切，人民既没有实际管理国家的锻炼，更没有实际管理国家的体会。存在决定意识。中国的人民群众缺乏国家主人的观念、民主的观念，正是中国实际政治生活造成的。中国劳动人民这样容易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正是这样的政治生活的必然结果。

    第三、我们的人民群众缺乏自觉的阶级意识，还不能作为一个阶级投入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更没有产生出自己的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

    到处都在发生维权斗争。但是，从斗争的内容到斗争的形式，都没有提出政治要求，都距离政治斗争的水平还很远。正如列宁反复教导我们的，这样的斗争，仅仅是经济斗争，还没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顶多可以算做“阶级斗争的萌芽”。列宁的教导是极为深刻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自阶级。像杨佳那样的行为是不可能争取阶级解放的。人民群众永远是绝对多数。这个多数，只有以阶级这个集体来行动，才能显示出它的力量，才能战胜敌对的剥削阶级。否则，在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面前，在暴力专政面前，个人的零星的反抗只能遭到残酷镇压，最终得到的只能是失败。

    可惜，我们的人民群众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还有很大的不足。

    正是这些认识上政治上的不足，决定了我们的人民群众面对修正主义所搞的资本主义复辟，没有能够担当起应该担当的历史责任，显得过分的软弱，过分的逆来顺受，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但是，这是历史事实，这是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历史必然。或许我们难免有鲁迅的感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对于共产党人还说，这正是我们要解决的历史课题，要通过我们的工作，帮助劳动人民群众去学习马列毛主义，接受马列毛主义，一步步觉悟起来。

    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的宣传上有缺点。

    没有像列宁那样对劳动人民有科学的两分法的分析。我们只是强调了劳动人民的本质的优点的方面，没有指出劳动人民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的方面。好像只要是劳动人民就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就有很高的马列毛主义理论水平，有时把“大老粗”三个字当成是光荣，当成是比知识分子高明的尺度，有时甚至把这个缺点反而等同于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等同于掌握了马列毛主义。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观点。没有知识，没有认真看书学习，是不可能掌握马列毛主义的。从向仲发、顾顺章到王洪文就是活生生的教训。包括当年在政治局的那些工农委员，面对反革命政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这是一个教训。真正能够顶住的，还是那几位有马列毛主义理论水平的政治家、革命家。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从这一点说，人民群众的状况毕竟是历史的决定力量。


             3、毛派尚难担当领导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

    中国能够有一个主旨在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毛派存在，这无疑是毛主席留下的宝贵的政治成果。但是，限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这个政治派别又是不能尽如人意的。特别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毛派尚难于担当领导中国的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

    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毛派的现实的状况，是和中国的现实状况相统一的，归根结底，自然还是中国现实状况的产物。毛派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人民群众有怎样的水平和不足，毛派也就会有怎样的水平和不足。差别只是相对的，一致才是绝对的。这是我们理解毛派的一把钥匙。

    目前，毛派大体来说分两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保救派。

    两派的分歧看起来很多，但是，实质性的分歧是简单而明确的。

    主要就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看法有根本分歧，对要不要敢不敢反对修正主义、特别是要不要敢不敢反对正在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党中央、党中央领导人有分歧。

    本来，毛主席的坚持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对这个问题是有明确的答案的，现在的问题很清楚，分歧就是出在要不要敢不敢坚持毛主席的思想政治路线。

    这是阶级斗争在毛派内部的反映，是毛派内部的思想斗争，而且，是原则的思想斗争、路线的思想斗争。毛派内部之所以出现革命派和保救派，正是这种思想斗争的必然结果。革命派和保救派的分歧和斗争，实质是坚持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革命路线和背离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革命路线，推行保救的取消革命的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看起来这是一种削弱毛派战斗力量的内耗，但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乎中国实际也合乎阶级斗争规律的历史必然。

    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毛派队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1）、先说革命派的情况。

    第一、在这个派别中，有一支比较好地掌握了马列毛主义理论的队伍。

    这支队伍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比较好地弄懂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能够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现实的实际斗争相结合，灵活地有创见地用马列毛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实的阶级、阶级斗争状况，指导当前的现实的阶级斗争。

    二是比较好地弄懂了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继续革命理论，坚定地贯彻毛主席关于必须反对修正主义；在修正主义上台后，必须敢于造中央的反的教导，始终牢牢把握住正确的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大方向。

    三是能够毫不动摇地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执行一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阶级敌人，集中反对执政的修正主义集团，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路线。

    四是这支队伍可以说是毛主席亲手培育的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而凝结起来的宝贵的革命的物质力量。毛主席司令部的几位经历了牢狱之灾而幸存下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通过各种渠道指导着这支队伍；当年接受过毛主席接见、并在随后近五十年的严峻的阶级斗争中经过摔打的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小将，现在是这支队伍的领导力量、中坚力量；广大的中、青年革命同志，则是涌入这支队伍的主力军。他们大多来自广大工农群众（包括各阶层、各群体）和知识界、文化界的进步青年，都深受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深受修正主义法西斯专政的压迫，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愿望最迫切，斗争意志最坚定，他们大多又有文化、有知识，并读过一定数量的马列毛著作，有初步的马列毛主义理论基础，他们是反对修正主义统治、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牢不可破的阶级基础，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社会主义再革命必然胜利的希望。

        五是经过多年的努力，这支革命派已经有了自己的联系形式。在法西斯专制统治下，暂时还不具备组党的条件，但是，形式是灵活的，是可以多变的，革命派懂得这个道理。已经出现的如中国人民民主阵线、中国共产党人（MLM）等各种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的各种网站，都为今后的组织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对于革命派，也要看到不足，这里提出几点讨论意见。

        一是，必须承认，我们的马列毛主义水平还有很大的局限。各个人的情况多有不同，参差不齐。爱说大话、空话，而缺少实际行动，是到处可见的毛病。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对马列毛主义的学习，听毛主席的话，认真看书学习，以求真正弄懂弄通马列毛主义，并付诸革命实践，作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毛派。

        二是，这支革命派的力量毕竟还显得相对弱小，影响也还太小，面临着如果抓紧时机寻求发展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如何处理团结的问题。本来力量就显得薄弱，但是，同样属于革命派，因为有不同意见，大家还不能团结到一起，还要分别另立山头。这是一个文革中就有的老问题，也是一个难于处理的老问题。国际共运中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一般说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政治作风的表现，是这个阶级自身的低层次低水平的弱点的表现。对于中国这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更是这样。这需要通过自我改造，提高水平，提高素养来解决。只有良好的个人素养才能产生良好的团结。

        三是，教条主义对革命派还有相当大的影响。

        一般来说，革命派是尊重马列毛的，是读了一点马列毛的书的。但是，读了，并不等于懂了、通了。生吞活剥，一知半解，导致教条主义，还是存在的，甚至是严重存在的。

        这里，举几个例子。

        其一是对当前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采取了教条主义态度。

        《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本主义社会充分发展的结果，导致社会阶级矛盾最终成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抗。

        这无疑是针对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是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言的。一旦要运用这个原理，则要从不同国家的不同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这个原理。

        可是，我们有的同志在分析当前中国的阶级关系时，不顾我们的国情，不顾实际存在的多阶级的现实，生搬硬套《共产党宣言》中的原理，硬说我们现在的阶级矛盾也仅仅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的矛盾，不存在其它的阶级，也不存在其它的阶级矛盾，硬是把我国现在的复杂的阶级、阶级矛盾作简单化的处理。

    以这样的教条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是不可能找到指导现实斗争的正确的策略的。

        其二是对争取民主的教条主义理解。

        在有的同志看来，一旦修正主义上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再谈论争取民主就是错误的。理由很简单，资产阶级专政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没有人民的民主。想向资产阶级争取人民民主，是水中捞月，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一般理论原则上，可以说，资产阶级民主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可能是劳动人民的民主。

        但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的过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则是其最高形式。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形式下，劳动人民争得一定的政治民主，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是完全可能的。死背教条不能代替这个历史事实。

        这不是迷信资产阶级民主，迷信“普世价值”的叫喊，否定和取消阶级斗争，恰恰相反，任何民主形式的进步都是通过阶级斗争换来的。列宁之所以说，改良是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就是指无产阶级的斗争对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会发生作用的。历史事实是，正是阶级斗争推动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发展，这种发展，对劳动人民获取一定的民主权利是完全可能的、有利的。争取民主权利，是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基本任务、基本策略。正如恩格斯晚年总结说：“《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2页。）列宁在指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根据俄国的社会实际及其革命任务，留给我们的这类教导就更多了。这里不去重复罗列。

        简单背诵“天下乌鸦一般黑”，一切事物好像总是铁板一块，这永远是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不可能正确反映复杂的实际的历史过程的，用这种思想指导现实的斗争，不是推进斗争，而是阻碍斗争，取消斗争，永远只是停留在空洞的高调的呼喊口号的水平上。一旦引导到发动盲目行动，还会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这已经不是理论探讨的问题，而是已经发生的惨痛事实。

        其三是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暴力革命原则。

        从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导师总结出了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围绕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经常发生尖锐的斗争。捍卫这个原则，坚持这个原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

        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依然必须坚持这个原则。要和一切试图放弃这个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错误倾向做斗争。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的同志在正确地坚持这个原则的同时，又存在着教条主义的错误思维倾向。这主要表现在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上。

        例如，有的同志主张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甚至想到设立制造武器的兵工厂。再如，有的同志主张要采取发动城市暴动的武装斗争的形式，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些想法，都不过是简单地依据历史经验做出的想当然，是完全不顾变化了的现实的历史条件的。试图去操作，都必然遭到失败。

        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暴力的形式是多样的。人民群众是暴力的物质基础。只要人民群众起来了，就有了暴力的物质力量，至于以怎样的形式去体现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原则，那要看具体的历史条件。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一月革命”的历史时期，反复强调过，“只要人民群众起来了，就好办了”，这是对反对修正主义统治、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斗争原则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原则的伟大发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真正弄懂。

        原则必须坚定，形式必须灵活。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原则统帅形式。原则只有一个，形式千变万化，正如导师所言，这是革命的艺术。

        根据这个道理，现在，坚持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原则，落脚点应该放在发动群众上。能否体现这一原则，不是表现在少数人的军事冒险上，而是表现在发动群众的广泛程度上。枪杆子是要靠人去掌握的，没有人，就没有枪，有了人，就会有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归根结底还是说，人民群众起来了，拿起了枪杆子，就会出政权。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要群众起来了，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一定能成为现实。

        其四是表现在对当前革命性质的教条主义理解上。

        最典型的莫过于“二次革命论”，或者说“人民民主革命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不管哪种叫法，其理论理解是一样的，主要就是以为我们现在面临着专制，因而反对专制的革命，就必然是民主革命。

        我在《论人民民主》一文中，对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理解做了比较全面地批评。这里不再过多重复。我只想强调，对于社会革命性质的确定，只能以现实社会的性质为出发点。既然大家都公认，我们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复辟，是重建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存在着法西斯专制，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封建遗存，但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的资本主义属性是明确的，反对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重新革命、再次革命的属性也是明确的，只能是无产阶领导（通过共产党）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革命。

    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专制，不独封建社会存在，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都有可能发生专制。剥削阶级以专制作为统治形式，在历史上是常见的。我们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这是清楚的，也是毛主席指明的。不能见专制就以为是封建专制，就以为要进行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把我们现在面对的资本主义国情，和马恩面对的德国（有封建皇帝，有严重的封建容克地主），和列宁面对的俄国（有封建沙皇，有严重的农奴制残余）作简单类比、简单等同，进而生搬硬套革命导师针对德国、针对俄国的意见，就会把正确的意见变成为错误的教条。

    有的同志还硬要把我们现在面对的私营资产阶级和解放前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作简单的等同，提出要联合这个阶级去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执政集团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更是完全不顾历史条件的不同，生搬硬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教条主义，错误也是十分明显的。

    以上的种种教条主义错误告诉我们，读了一点马列毛主义的书，有了一点普通知识，就以为自己懂得了马列毛主义，就能够将马列毛主义应用于对现实的理解了，这是一种自我误解、一种自我盲目性，其结果是走向反面，走向马列毛主义的对立面教条主义。

    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猛烈批评教条主义，骂教条主义连狗屎都不如，狗屎还可以肥田，不是气话，是真理。说教条主义害死人，不过分，我们为此而牺牲的同志还少吗？

    当年那些搞教条主义的同志和现在搞教条主义的同志，情况有类似之处，都是读了一点马列的书，但是，食而不化，没有读懂，更没读通，又缺少革命实践锻炼 ，缺少丰富的历史知识，却盛气凌人地自以为已经马列毛在手，对自己的错误意见非要坚持到底不可，直接干扰了革命运动的正确方向、正确发展。

    坚持教条主义又会影响同志们之间的团结。搞教条主义的同志都很僵硬，都很自信，都很难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并且爱给别人上纲，这能不影响团结吗？实际这常常是导致毛派不能很好团结的一大原因。请同志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毛派搞不好团结，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大问题。这既是政治作风的问题，也是思想作风的问题。要解决政治作风的问题，还要从思想作风入手。不能错误地认为，我们不能讲修养。毛主席写《反对自由主义》也是讲修养的。在我看来，毛派同志加强修养，包括反对自身的教条主义，是不可回避的一大思想任务。

    （2）、再说保救派的情况。

    先说保救派的一般群众的情况。

    严格的说，把保救派算做毛派队伍中的一支，是名不副实的。真正的毛派应该是革命派，因为毛泽东主义的灵魂是革命，不敢革命，取消革命，是违背毛泽东主义的，怎么能算做毛派？

    但是，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不是数学公式。保救派的基本群众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对搞修正主义、制定修正主义路线的邓小平是持否定态度的，从主观愿望上来说，都是希望中国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的。问题出在，马列毛主义水平有局限，世界观有局限，受小生产者思想影响较大，受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大，受混入毛派队伍中的投降主义思想影响较大，受中国传统的落后的文化影响较大，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包围下，不少毛派同志接受保救思潮，成为保救派，是可以理解的。

    保救派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试作简单分析。

        其一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毛主席评论《水浒》时提出的一个命题。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经毛主席批示“同意”，把这个意见公开，向全国人民作宣传。毛主席并不是一般地评论文学作品，而是借评论《水浒》，揭示出一个搞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人必然要犯的原则性错误。毛主席揭示说，“屛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这些话，是给我们留下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原则，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修正主义的本质、特点、危害和手法，从而正确地展开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很有帮助的。

        正是用毛主席的这一思想，认识邓小平、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可谓一清二楚。

        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毛派队伍中的保救派也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他们总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明明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的问题，是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但是，他们却抹煞这一事实，反复导演打宰相，如打影帝；打极右派，如打茅予轼、袁腾飞、邓相超之流，又是声讨，又是公诉，又是游行示威……看起来很热闹、很革命，实际效果却是误导人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但不反，还要“挺”，过去“挺胡”，现在“挺习”，实质是挺修正主义路线，挺资本主义复辟。

    这还能算作毛派吗？难，很难。

    他们这样做，是明显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的。

    第一、毛主席教导我们，和修正主义，和走资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是阶级的现象，是阶级斗争的现象，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现象，不是出了个别坏人的现象。只有把握住阶级、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这个纲，才能正确地认识这场斗争的实质，才能积极地投入这场斗争，才能找到正确的斗争策略。

    如果把这场斗争，仅仅局限在反对某个坏人，那就必然会歪曲这场斗争的实质，就必然会转移这场斗争的大方向，就会在客观上帮修正主义统治者的忙。我们已经看到，保救派的理论和实践正是这样的。

    第二、毛主席还教导我们，产生修正主义，发生修正主义上台，这是一种发生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定的历史现象。实质是资产阶级上台，是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这又是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执政的历史现象。这是一种矛盾的特殊性，不能回避这种矛盾特殊性，重要的是要认识这种矛盾特殊性。

    毛主席揭示了这种矛盾特殊性。

    毛主席告诫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不要只看社会主义的旗号，不要只看共产党的旗号，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就会产生在共产党内，这主要就是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五一六通知》中毛主席加的那段有名的话也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 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主席的意见很清楚，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重点，就是要把目光集中在党内，党内走资派，而且要特别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中央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也是这样做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特别是整中央出现的走资派，整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所谓头号走资派。最初的打刘邓，后来的打林，最后的打邓，都是这样的斗争实践。

        毛主席强调“路线是个纲”，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搞修正主义的头子，“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窜改为修正主义路线，把社会主义道路窜改为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的头子，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制定者、推行者、坚持者、维护者。邓小平就是个足以说明这一规律的典型。他不仅自己坚持“白猫黑猫”路线，而且，谁要是不执行这条路线，他就要毫不客气地换人换马。修正主义头子改也难。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是一致的。毛主席在文革前，老是强调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强调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最危险；文革中，从“炮打司令部”，到“三打祝家庄”，更是直接体现了抓住路线斗争不放松，抓住修正主义头子不放松。毛主席的教导和他留下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牢记在心，认真学习，付诸实践。

        第三、毛主席还教导我们，一旦发生右派政变，一旦修正主义上台，就要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起来造修正主义统治者的反。

        1965年左右，毛主席一再对各省的领导人讲，中央有可能出修正主义，一旦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学蔡锷，起兵造反，造北京的反。

        文革发动起来后，1966年7月，又在《给江青同志的信》中预言，如果发生右派利用他的一些话，政变上台；那么，左派就要举起他的另外的一些话，起来造右派的反，打倒右派，把政权夺回来。

        1967年1月，发生一月革命，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毛主席坚定地支持了这场革命。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就是这场革命的政治成果。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毛主席回答说，“是阶级斗争嘛”。（见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就是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就是展开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场革命的最高形式，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一月革命”的原则。

        文化大革命的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它留下了这两个原则，一个是人民群众有造走资派的反的权利的原则，再一个是人民群众有向走资派夺权的权利的原则。这两个原则是统一的，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通俗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创立的这两个原则，在今天有着特别现实、特别光辉的意义。这是目前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也是毛派唯一可选择的最正确最有利最可靠最根本的革命斗争策略。

        经过文化大革命实践的正面检验，又经过近四十年修正主义统治、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面检验，充分证明毛主席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要革命的毛派战士，就应该毫不走样地照毛主席的理论和策略办事，但是，可惜的是，毛派中的持保救观点的同志却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貌似拥护毛主席，貌似革命，实际还是走了一条和主席意见相违背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保救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路线。

        其二是用反帝掩盖反修，抹煞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歪曲、转移斗争大方向。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一个客观事实。

        一是因为，中国还是个挂着“共产党”招牌执政的国家，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还和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区别，虽然在我们看来，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发生蜕变，但是，西方帝国主义却不能接受，总是看着不顺眼、不舒服，而且，也在实际上不断地和中国发生矛盾斗争，因此，他们一定要搞垮这个“共产党”，搞垮这个“社会主义”，把中国变成赤裸裸的完全顺从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就是掠夺，曾经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独立了，西方帝国主义怎么也看着不顺眼、不舒服，尤其在利益发生冲突时，更为帝国主义国家所不能容忍，他们总是希望要让中国回到殖民地的地位上去，为了实现这一点，既会武力施压，更会经济渗透。

        这样的事实是清楚而明确的。我们看到的够多了。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把反帝放在第一位，把反修放在次要的第二位，甚至抹煞反修的历史任务呢？

        我们面对的事实告诉我们，不能。

        现在有人发明了一个“带路党”的说法，拿这顶帽子扣到力主反修的革命派头上，这是找错了对象。如果说有“带路党”，那真正的“带路党”正是修正主义执政党。

        从政治上、军事上看，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韬光养晦”政策，就是当年的英法对德国法西斯实行的绥靖政策，就是纵容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主义称霸世界，就是纵容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裹胁外围国家对中国领海、领土进行侵略，这种“韬光养晦”政策的实质就是投降主义。

        从经济上看，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开放”政策，就是卖国政策。过去帝国主义是靠船坚炮利轰开中国大门的，这次是修正主义执政者自己打开大门，恭请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对中国进行疯狂地经济掠夺的。“引进”二字，可谓“带路党”的同义词。

        在这种情况下，笼统讲爱国主义行吗？笼统讲反帝第一位行吗？

        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一是，国家不仅仅是指地域和民族。在现实的历史阶段，必须看到，这个“国”，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在谁手里。在当代中国，国家在人民手里吗？没有。在修正主义者统治集团手里，在垄断买办资产阶级手里。这个集团、这个阶级是和人民群众处于相对抗的地位的，没有共同的利益可言。面对这个事实，如果笼统地讲爱国，实际就是让人民去爱这个人民的敌人的国、国家机器。这绝不是马列毛主义的口号，绝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反映，因而是错误的。

    二是，修正主义统治者正扮演帝国主义的别动队的角色、“带路党”的角色。他们实际上是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的，正是他们在卖国，在投降，在出卖民族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支持、依靠这种反动统治，支持、依靠这种反动统治去反对帝国主义，那不等于支持、依靠汉奸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吗？这是多么荒唐、多么可笑的“策略”啊。

    修正主义对外屈从于帝国主义压力不是偶然的。

        对资产阶级实行投降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一贯的基本特点，这与修正主义者的阶级地位和世界观分不开。在党的历史上，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毛主席就曾反复和对外的投降主义做斗争，过去对邓小平的批评也包括这个方面，现在邓小平及其徒子徒孙又搞投降主义，不过是老病复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忘记，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是在此类问题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也被主席批评了吗？人们容易被爱国热情摸糊了眼睛，容易被表面的爱国主义言词所蒙蔽，结果失足。现在鼓吹把反帝斗争放在第一位的人，正在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导演反帝重于反修的闹剧，而我们的一些同志也真信，跟着误导走向歧路，转移了反修斗争这个第一位的大方向。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总是第一位的。只有坚持反修，才能重建社会主义江山，才能重建人民民主政权，才能实现真正的反帝，才能实现保卫祖国和保卫人民的一切相统一。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得好：“工人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阶级，把自身组成为民族，这时的无产阶级才能称得上有国可爱，才能真正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反帝必（须）反修，反修必（然）反帝。在没有发生外部侵略的情况下，能够动摇中国的只能是内部出了问题；就是发生外部侵略，也必须战胜内部的投降派，组建一个敢于领导人民抗击外部侵略的人民民主政权。      

        保救派的思想误区是多方面的。这里不过选择了两个常见的错误给予分析批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和任何阶级斗争一样，是不可调和的。保救思潮的要害正是否定阶级斗争，不敢投入阶级斗争，尤其不敢接触政权问题，总是不过小心翼翼地提出一点有限的局部的改良要求。可是，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这种软弱的改良主义，连有限的局部的改良的目的也达不到，不过一再扮演一种可悲的历史乞丐的角色。

        毛泽东主义的灵魂是革命，是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命，毛派应该是充满战斗精神的革命派，必须和可怜的保救主义、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潮划清界线。

        我们希望保救派的同志们能够及时迈出这一步。为了能够实现这一点，认识保救思潮的炮制者的本质是很有必要的。

        保救主义也是一种修正主义。这些保救主义思潮的炮制者，实际也可以说是修正主义统治者的附庸，是修正主义统治者对毛派队伍的渗透和破坏，它起到了修正主义统治者暴力镇压所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多年来，马列毛主义革命派和这些保救主义思潮炮制者不断地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再揭露他们的错误，批评他们的错误。例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保救主义思潮和做法，就受到过革命派的尖锐批评。一些头面人物的真面目也逐渐为毛派同志所认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随着形势的变化，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也在变化。虽说有的头面人物已经下沉，但还有头面人物依然顽固坚持，变着花样地坚持。消极影响依然在毛派中严重存在。揭露批评这些头面人物依然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这里我们只想着重探讨这些头面人物为什么要扮演修正主义附庸的角色？

        和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一样，这些头面人物不是真正的毛派，不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

        他们大多不学习，不读书，尤其不读马列毛的书，没有在马列毛著作上下过功夫。他们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总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去观察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面对阶级斗争的事实，却没有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没有这个纲，没有这个认识社会、解剖社会的思想武器。

        正如革命导师反复教导我们的，阶级斗争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基本内容、基本线索。离开阶级斗争观点，说不清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任何社会问题。可以发明各种理论、解释和说法，但是，那不过是在迷离混沌中兜圈子，是不可能真正认识、说明社会现象的。只有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从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中看到、找到历史的规律，并给予科学的解释和说明。所以革命导师一再教导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遗憾的是，头面人物们恰恰是不讲阶级、阶级斗争的，是没有阶级分析的方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滑向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就是一种必然。既使他们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子，但是因为离开了阶级斗争观点、阶级分析方法，也必然地滑向了修正主义统治者要求的护国主义，护修正主义之国，护修正主义之国对劳动人民阶级的镇压。

        头面人物实际总是在扮演修正主义统治者的附庸的角色。这是一种阶级立场。投面人物的阶级立场归根结底来说，是和修正主义统治者代表的官僚垄断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一致的。自然，他们还不是这个阶级的一员。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为这个阶级服务的，而且起到了这个阶级所要求的对毛派的特别的破坏作用。

        头面人物甘愿作附庸，是一种投机。宋江受招安，是投降。头面人物干作附庸，是投机。他们幻想通过摇动笔杆子，混进官僚垄断买办资产阶级的行列。我就听过一位著名的头面人物这样的自白。我明白了，他先是想作“胡哥”的谋士，后是想作“大大”的谋士。其实，不讲别的，就其才能、就其耍笔杆子的能力，恐怕也是不会被启用的。

        正因为他们要投机，所以读他们的文章，你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他们所写所议并不是真正要为劳动人民说话，而是转弯抹角地向统治者献媚，向统治者请功邀赏。透过那些激昂慷慨的文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投机嘴脸。我们一些善良的同志，看不清这一点，被他们的表面的文字游戏所打动，其实，只要看看他们的文章最后的落脚点，你就会明白，文章不是宣传毛主席的思想，不是为劳动人民写的，那是写给“皇帝”的投名状。

        受保救主义思潮影响的同志不要再上当。要认清这些修正主义附庸们的本质。要学会用毛主席的教导去判断是非，看看他们写的、说的，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的教导是清楚的、明确的、不容窜改的。例如，要造反，敢造反，特别是敢造皇帝的反，就是关键的大是大非的界限。这些教导，犹如照妖镜，一照，他们的言论和文章是不是马列毛主义的，就清清楚楚了。

        批判这些头面人物，从毛派队伍中清除掉这些修正主义的附庸，不是影响内部团结的打内战，而是纯洁毛派队伍的必要一环，是进行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必须看到，正是这些头面人物的严重干扰，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毛派队伍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统一。总是他们先挑衅，我们才不得不回击。

        应该把解决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们党的历史，国际共运史，都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的保救派问题，实际是属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毛派在形式上不是党，但是，谁都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党，现在的状况，是在法西斯专政的条件下的一种不得已的过渡。而毛派内部的修正主义头面人物正起到破坏这种过渡的作用。

        各国共产党都是在和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毛派不会离开这一规律。这些炮制保救主义思潮的头面人物实质是一些修正主义者。反对毛派内部的修正主义者是整个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不可回避的一部分。

        毛主席评《水浒》告诉我们，头子宋江，受招安，投降了，一是下面的李逵、阮氏兄弟不愿意投降，可是无法改变大局，只能牺牲。二是宋江投降了，就要去打方腊，完全改变了这只队伍的阶级性质。毛主席指出的这两点，对于我们认识毛派内部的保救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是至关紧要的。如果依了这些头面人物，毛派就将蜕变，就不再是毛派，而变成修正主义派，变成修正主义统治者的吹鼓手，而且，还要扮演打击真正毛派的刽子手的角色。

        如若不信，看看几位头面人物眼下的表现就一清二楚了。鼓噪“救党保国”，是投靠修正主义；上纲“推墙”、“沉船”、“打倒共产党”、“带路党”，搞“颜色革命”，甚至向修正主义当局写告状信，是打方腊。说他们是当代宋江，不冤枉，很准确。

        正是因为存在毛派本身的不足和保救主义思潮的干扰，毛派现在还不能很好地担当领导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历史重任。这是十分遗憾的，但是，这是历史的遗憾，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4、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不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对手


        以1976年10月6日政变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失败，无产阶级革命派失败，获得胜利的党内资产阶级，接下来在全国范围里的进行了残酷的彻底的反攻倒算。

        这是对后代子孙很有教育意义的一场阶级斗争。它再次用铁的事实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不但有，而且很残酷，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点上，党内资产阶级甚至“比资本家还厉害”。

        值得注意的是，党内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配合了在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这场反毛反文革、实质是反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反攻倒算。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和自由民主资产阶级取得了暂时的合流。从所谓的“四五运动”，到后来的“西单墙”，就是这种合流的体现。

        但是，这毕竟是两个资产阶级阶级的两种思潮。一种是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一种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思潮。二者是有明确区别的，所代表的阶级也是不一样的。一个要共产党下台，一个要共产党领导；一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个要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一个要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一个要坚持一党专制；一个要彻底否定毛主席，一个要举着毛主席的旗帜……这些区别，同志们都清楚，无须多说。这两个阶级的确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党内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有区别。

        当这两个阶级，在反毛反文革反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取得胜利之后，面对下一步怎样走的历史课题，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这就有了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1986年的学潮，1989年的政治风波，三次较量。以1989年的较量最尖锐，遭到的镇压也最严厉。1989年的运动，人民群众的卷入，是为了“反官倒”，反腐败，是反对修正主义的，这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不是一回事。但是，运动的领导权，运动的方向，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掌握的。

        这个大局，这个方向，不能摸糊。因为正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举起的旗帜是公开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失败也是注定的。

        这个失败告诉我们，在中国公开要走资本主意到路，是不会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中国不是苏东。毛主席社会主义革命、继续革命思想理论的深远影响不能低估。

        这个失败也告诉我们，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的阶级力量、政治水平，根本不足以抗衡党内资产阶级----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不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对手。

        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到，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虽说是复杂的由不同派别构成的，但是，其占主流的占主导的政治力量是反动的，我们不但不可以与之联合，而且是和我们完全对立的阶级敌人。

        这是一个重大的根本的原则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同志认为，可以团结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一道反对修正主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道争取民主，进行人民民主主义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

        这并不奇怪。这个阶级是多层次的、可分的，但是，这个阶级的整体、这个阶级的主流、主导政治力量，一是反毛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二是依附美帝国主义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合流，充当美帝国主义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和工具。那场风波，及其随后的海外民运的活动，直到今天他们的种种所作所为，是最清楚不过的。

        作为一种配合美帝国主义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而构成的国内国际的反共反毛反华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力量，对于中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不但不会摧垮中国的修正主义统治，反而会巩固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道理很简单。这种内外反动派的合流，已经影响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经把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中国一切进步的政治力量，都会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独立，维护代表中华民族的修正主义执政者。近代以来，受尽外国欺凌的中国人民，对于任何外来侵略是决不会再容忍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早已深入人心，谁想借助外部力量解决中国的内政，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不错，在私营资产阶级中，有爱国力量，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争取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是可以团结这部份阶级力量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有他们的合法的地位，有他们可以做出历史贡献的条件，不是革他们的命，这是可以团结他们的依据和可能。但是，这是要十分谨慎的。

    当今的时代，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时代，在国际资本主义包围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没有走苏东的道路，而是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并取得了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面对这个事实，人们常说这是“奇迹”，我们却要找出历史必然性。

    从以上对我们所具备的既定的历史条件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中国现在的阶级力量、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其构成的历史合力，决定了修正主义的党内资产阶级或者说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能够稳固地统治中国四十年，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的结果，是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我们不能忘记这个马列毛主义的起码的分析政治问题的方法。正是运用这一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国的现实实际，我们不能不看到、不能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目前中国现实的一种必然选择。

        那么，这个选择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还是有可能发生另外的选择？这是我们最后要探讨的。


           三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中国未来之路


    一切都是历史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最终来说，历史总是表现为是一个必然的自然的过程。偶然性总是有的，总是大量的，但是，最终偶然性还是要服从必然性，还只是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最深刻地揭示人类历史的必然性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共同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不是神创造的，是人创造的，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自己的历史”。

    自进入文明史以来，人是划分为阶级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能正确理解为是从属于各阶级的人们在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应该怎样认识、理解历史，晚年的恩格斯曾经在1890年9月21-22日写给约.布洛赫的信中这样教导我们：“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外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479页）

    恩格斯这里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解释，值得我们反复学习。一是，我们要想正确地理解中国当代中国发生的这场历史性的变动及其未来的走向，必须从起决定作用的当代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去寻找，但是，政治、甚至传统也在起作用，只是不是决定作用。二是，由个人以及由个人构成的阶级，组成的各种力量，都在相互冲突中起作用，最终的总的结果，是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那样，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而每个人、每个阶级的意志，都会影响这个合力，都包括在这个合力当中。三是，在这错综复杂的矛盾中，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一条主线，这个平行四边形，这个合力的历史方向，虽说是各种阶级力量融合的结果，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个能够获得主导地位、统治地位的阶级。

    中国当代这场历史大变动正是这样发生、这样进行并这样走向未来的。

    如本文前面论证的，中国发生修正主义上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中国的各种政治的阶级的力量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是一个总的合力的结果。

    这个总的合力的结果就是在中国建设了一个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实际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这一切不是哪个人、哪个阶级的愿望的结果，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整个中国的各种社会条件所融合成的平均数的结果。

    如果分析这些社会条件，分析这些社会条件对于中国的每个人、每个阶级的影响，那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总的平均数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历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我们试作分析。

    第一、中国是一个小农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太大了。

    农民是执政党的基本成份，也是劳动者的基本成份。干部是穿上干部服的农民，工人是穿上工作服的农民，解放军是穿上军服的农民。大学生主要来自农民，知识分子也主要来自农民。就是富豪，大多也是暴发了的农家子弟。说中国是农民的汪洋大海，一点也不夸张。

    农民就是农民。农民不能摆脱小生产者的基本特征。而小生产者，如列宁反复强调的，每日每时在产生着资本主义，也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是专制主义的天然基础。正是这两个特点，不能不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走向。

    农民的心理，农民的思想，农民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向往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是不可避免的。

    我曾写《农家子弟成了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一文，就是有感而发。我亲眼目睹了77届后的一些出自艰苦山区农村的子弟，以自身奋斗的能力而高傲地宣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扼杀了人们的自由竞争，还是资本主义的、崇尚个人价值的自由竞争，体现了公平、正义。这些人反对教育改革，赞颂恢复高考。但是，他们就没想一想，要是在旧社会，一个穷乡僻壤的贫苦农民的孩子，有机会参加高考、参加公平竞争吗？他们是不顾历史事实地夸大自我。

    正是以这样的思想，他们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拥护者。你看看现在的一些大贪官，许多人正是来自农村，做了大官了，就要捞一把。他们能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吗？正是这些人成为这四十年来的复辟资本主义的主力军、后备军。难怪毛主席当年曾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

    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创造历史不可能离开这一特点，不能不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不能不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

    第二、中国是一个有漫长的专制主义历史的国家，专制主义浸透到了中国的各个角落，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专制主义并不是从秦朝开始的，秦朝不过是用行政区划的郡县制代替了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在全国实行专制主义皇权统治；但是，秦以前，也是在分封制下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国的历史事实是，从进入文明、产生国家以来，就主要是以专制主义为政治统治的政体形式。这里无法讨论为什么，只能说明这一历史事实。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东方、中国的历史特点，所以，连马克思也一再说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并且认为大型水利工程的需要是这种专制主义的基础。

    不管怎样解释这个历史特点，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的历史还是受到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我们还难于摆脱专制主义，我们的人民对于专制主义习以为常，至少还没有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

    这既与我们是一个小农国家分不开，又与我们的历史分不开。

    第三、我们国家没有经历过较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这不能不影响我们现在的历史创造。

    毛主席说，我们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那就是说，还是有差别，实际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形态是专制主义的。

    我们的民族至今还没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生活过，而在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一是制度还不完善，还在摸索过程中。二是官僚主义、专制主义严重存在。三是实际操作出过偏差。

    所以人民群众对民主制度的认识和体验还较欠缺，还要弥补这一历史差距，还需要时间和过程。说补课，未尝不可。不是补资本主义的课，是补民主的课。

    就是已经成为资本家的暴发户，也不能不带上“中国特色”，一是把落后的超经济强制的封建性带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二是以封建性的依附关系处理和官僚特权垄断阶级的关系，而对民主几乎没有什么诉求。

    西方人经常说，中国如果想走向民主，要靠出现一个中产阶级。这是西方人的观点，他们对中国的事物、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国情根本不理解。真不如我们对他们的理解。

    资本主义是有了，但是，这种带上浓重的中国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并不会马上带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只能带来带上浓重的中国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

    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

    现在还要强调继承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文化？

    马克思主义强调，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就说孔子、儒家文化，还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自五四以来，我们的先人为反对封建文化做过艰辛的努力，现在，对传统文化不做分析，实际是要继承落后的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这对于中国历史的进步不是一种反动吗？

    毛主席早就讲明白了，对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批判地继承，要批判其封建糟粕，继承其民主精华。这才是共产党人的马列毛主义的正确态度。

    从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原则上说，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只有以社会主义的视野批判资本主义才是历史的进步，如果拿封建专制主义去批判资产阶级民主，那只能是历史的倒退。

    我们这里常常会发生这样的历史误会。

    革命导师一再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高的政体形式。如果我们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样的民主形式都争取不到，甚至干脆不去争取，而误把专制主义的一党专制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形式，那只会开历史倒车。

    中国发生的历史事实证明，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之所以会建立最坏的资本主义，会走向法西斯专政，要害的问题，正是出在政治体制上，具体说就是出在一党专制上。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显然与中国没有经历资产阶级民主制历史阶段有关系。

    历史终归是循序前进的。历史缺少什么，就要补上什么。途经可以不同，互补时有发生，环节不能没有。背着沉重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遗存，缺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历史过程，要想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有多么困难。

    专制主义是通向一党专制的桥梁。一党专制是通向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的最坏的资本主义的桥梁。这个历史过程依然就在我们面前，而我们似乎无可奈何。

    我们还要向这个历史教训学习。在中国人的心里，自由、民主、人权的份量还太轻，也许付出的历史代价还不够。但是，过不了这个历史门坎，是不可能真正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是勉强不得的。勉强建立了，只能是漫画式的歪曲，最后的结局是失败。

    智慧的中华民族必须通过这个历史考核，不然真要被开除球籍了。

    第四、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告诉我们，对于现行的经济模式应该怎样认识，是一个值得重新研究、重新认识的重大课题。

    我们现在经常夸耀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成就，也的确为世界所瞩目，但这证明了什么？正面的坚持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果，反面的坚持说，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联系中国的实际，这个问题应该作怎样的解释，这是无法回避的新的历史课题。

    共产主义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是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的纲领，这个原则不能动摇，不可动摇，动摇了就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就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

    但是，落实这一原则，是一个历史过程。具体怎样操作，才符合历史条件给予的可能，才不犯超越历史条件的错误，是国际共运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

    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修正主义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教训，就是现在，这两种倾向也依然存在，依然在干扰我们的实际工作、实际斗争。

    可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认识到底是什么？还并不清楚明确，还没有说透，还需要探讨。

    不要小看这一探讨的难度。就是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人，其实也说不清为什么要搞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搞怎样的资本主义。就像西方搞了这么长时间的资本主义，一遇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就不知所措，众说纷纭，找不着北。

    事情并不像我们有的同志所表现的那样，好像这些理论问题不是问题，答案已经在革命导师的教导里，或者在这些同志的大脑里。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与时俱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认识现实比背诵教条难度大得无法相比。只有不会分析问题的人才永远把一切都看得十分简单，这不是聪明，是愚蠢。

    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评价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也就是说，是承认资本主义还有其特定历史地位，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呢，还是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不承认资本主义还有其历史作用，应该消灭资本主义。

    这个问题不是个新问题，也不是我们现在才遇到。就我的粗浅了解，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就已经遇到了。

    请看恩格斯自己的说法吧。

    恩格斯在1885年10月18日写就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书中，在回顾经过1848年革命后的“同盟”的历史时，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地，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还十分巩固，并且----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义愤和一切热情的宣传一样，必然会在这个基础上碰得粉碎。’马克思和我在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1850年5月至10月国际评论”一文里这样写过（1850年汉堡版第5、6两期合刊第153页）。

    但是，对局势的这一清醒看法在当时竟被许多人看做邪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8页。）

    这个看法，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对1848至1850年间革命实践的共同的科学总结。在随后的数十年间的，他们两人又不止一次重提这个历史经验，并一再对他们两人曾经有过的，认为在1848年革命后，新的革命高潮会再次到来的看法，作自我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是非常谦虚的。事实上，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清楚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已经看到，革命将被推迟，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迎来新的发展。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因为这涉及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分析判断。问题的实质就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不是到了必然灭亡的历史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尊重实践，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否定的。

    这自然会涉及《共产党宣言》的对这个具体问题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固守过去对这个问题的具体结论，而是尊重现实，以现实为正确认识的出发点，提出新的论断。

    这一点，恩格斯在临终前的1895年写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中，有明确的意见。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页。）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总的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是从事实出发的，在对资本主义的具体问题的分析认识上，也是从事实出发的。

    例如，恩格斯在1891年6月间写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中所写“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句话，做过严肃批评，认为“需要大加修改”。恩格斯是这样讲道理的：“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在对《纲领》中的另一句话“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作批评时，恩格斯说“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的无保障。我以为要将这一点写进去。”（同上）无疑，这涉及正确理解所谓无产阶级绝对和相对贫困化的问题。恩格斯是从实际出发认识这个问题的。

    恩格斯的这些重要意见，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就是现在看，也没有过时。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学习革命导师的意见的最大的意义在于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方法。这是一种真正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的思想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认真效法。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我们今天面对的资本主义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这样一些事实是显而易见的。

    1、自上个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经历了一次很大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变革、调整和发展，进而推动、出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而这个一体化实质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是更高程度的垄断资本主义。

    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在同步发生改良，资本主义社会也在同步发生改良，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其典型。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是全球一切政治现象的基础。

    正是这一事实，把社会主义革命推迟了。自二战后到如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没有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2、与此相联系，从苏东到中国，社会主义反而遭到全面失败。

    如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那就必须回答，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没有能够满足历史发展的要求而被历史淘汰。

    社会主义革命能够一度成功，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取得伟大成就，也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是一句空话，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转化，问题出在哪里，这是必须回答的。

    如果责怪修正主义，那为什么从苏东到中国，都出了修正主义，而且，修正主义推倒了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实质是资本主义，是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

    正是修正主义使从苏东到中国，曾经被战胜过的资本主义重新复辟。

    在苏东，经济上复辟为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上复辟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在中国，经济上复辟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治上复辟为一党专制的法西斯专政。

    所有这些历史现象，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事实，资本主义卷土重来，资本主义重新取代了社会主义。

    面对这个残酷的历史事实，就要回答，资本主义为什么会重新卷土重来？社会主义为什么会遭遇失败？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其中都寓于有历史必然性，现在需要的是找出这种历史必然性。

    3、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最好的例子是中国。

    中国这四十年的迅速发展，即所谓“中国奇迹”，不是真像修正主义领导人说的那样，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不是的，绝对不是的。这根本不是靠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所取得的成就，而是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所取得的成就。

    关于这一点，不用辩论，事实最有说服力。只要分析中国现在的经济关系是什么性质的经济关系，就一清二楚了。

    任何人都看得到，中国现在的经济，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具体说就是，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主导，外加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外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小生产资本主义经济，构成了现在的中国经济模式。正是这一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所谓“奇迹”。

    列宁教导我们，帝国主义是最高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帝国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符合革命导师的论述。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帝国主义。作为社会帝国主义，它必将参加中美争霸、世界争霸。道理很清楚，经济决定政治。

    四十年过去了。劳动人民恍若从梦中醒来，感到自己吃亏了，于是越来越强烈地谴责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苦难。

    这自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最初的极少数人的抗争，到全体人民的觉悟和行动，需要时间和过程。历史何时翻开新一页，要看历史条件是否已经准备充分。

    这不能依靠空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地位。

    判断这一问题的最根本最可靠的方法还是革命导师教导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即看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矛盾是否达到了极其尖锐而导致危机的程度。

    我个人认为，这一历史节点还没有达到。

    主要的标志就是生产还在较快地发展。就是去掉水分，就经济发展速度而言还是远远高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正是基于这一经济事实，现在中国的政治统治总起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人民群众牢骚是有，不满也不少，但是还没有普遍的主动的奋起革命的要求，这就是说，列宁所概括的革命爆发的两个起码的条件在中国还不具备。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不过是经济状况的政治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还必然会继续下去，正在操作进行的经济改革----供给侧改革，不过是这种必然性的一种表现，是试图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更高一点说、如那位国家副主席所言，现在的党的领导人“拨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这并非空话，至少是他们自己的感受。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执政者也是在试图寻找历史必然性，试图遵循历史必然性，尽可能地的发挥自己的历史主动精神。正是这种历史主动精神性给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不是靠简单的咒骂就能解释的真实的历史现象。

    如果以当今资本主义最新的最高的形态社会民主主义作标竿，那中国的资本主义，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都还有相当大的调整余地、发展余地。

    革命导师曾经反复说过，革命遭到镇压，不仅“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而且，统治者常常最终还是要执行革命的遗嘱。

    我借此道理想说，即使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继续下去的情况下，我们进行的斗争也不是毫无意义的，不管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革命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总是存在的，从这一点说，革命永远是万岁的，是伟大的。

    即使改良发生，那也离不开阶级斗争，还是列宁的老话，改良是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没有阶级斗争的推动，历史很难自发地进步，包括这种阶级斗争是在剥削阶级之间发生的。

    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一句空话。历史也象任何事物一样是在对立统一中向前发展的，对立双方的斗争推动着历史前进。

    第五、和上述问题相联系，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我们来说，甚至对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还有相当大的难度。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清楚的明确的，但是，如何变成符合当前历史条件的现实的可行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有一个理论的创造的问题。

    在中国，如果不是背教条，而是联系中国实际回答这个问题，那事实是，大家都还没有搞清楚，至少，意见是相当的不一致的。

    过去，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也是说没有搞清楚，但是，批判邓小平的各种派别就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恐怕没有。证明就是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各种个人理解的社会主义。

    用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来回答这一问题，可能相当简单，但是，这不是回答现实的社会主义，现时的社会主义必须联系现实的实际，可是，一旦提出这个要求，回答就不容易、不简单了，可以说，至今还没有一个被大家都能接受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搞社会主义？的确有难度。

    而一旦进入实践，那困难就更大了，重建社会主义无法靠空话，它必须要越过、要突破一个个难题。

    必须看到，重建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理想的问题，理论的问题，更是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实践的问题。我们究竟可以重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解决。我提出的半社会主义，也就是现在提出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不知道有多少人认同，只知道认同不认同的都有。这样的设计可能还有不少，但是，真正能不能在理论上实践上站得住，还有待探讨。

    就实践而言，社会主义的重建不会从天而降，它是是要靠人们去创造的。一旦进入实际创造，我们就会碰到重建社会主义的主观力量不足的问题。这是我们几十年来一再深切感受到的。

    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物质力量是无产阶级。但是，我们欠缺的正是这一阶级力量。

    我们不是已经有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了吗？是的。就人数而言，是这样。但是，正如革命导师教导我们的，阶级有自在状态和自为状态，或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有可能处于“非阶级”状态，尚不能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力量，去投入阶级斗争，去展现这个阶级的存在。

    我们正遇到了这个困局。

    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状况和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之间有矛盾、有差距。我这里不能作详尽的分析，只想从定性的角度说两点意见。

    其一，从无产阶级现时的生存状况和斗争状况，从现在网站、红群等等传媒形式所反映的状况，都可以明确看到，中国无产阶级至今没有解决马列毛主义理论武装的问题，主要是没有解决马列毛主义理论和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不是没有理论认识，理论认识是有的，而且可以说，是相当普及的，这应该是文革普及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继续革命理论的结果。但是，普及和不足并存，每个人几乎都以为自己是理论家，已经真理在手，结果，理论认识很多，简直是五花八门，但是，又各持己见，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比较正确的并为大家接受的理论认识。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历史经验看，这是一个必然的过渡。

    我们希望尽快完成这个过渡。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找到自己的正确的和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的能够指导当前斗争的马列毛主义路线、方针、策略。

    其二、无产阶级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组织、就是党。中国无产阶级至今还没有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法西斯专政的残酷镇压是导致这种无组织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并不是没有相应的灵活的形式可以实现这种过渡。网站、红群都是很好的联络形式、组织形式。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弱点，并没有在这些很可以利用的形式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红群是认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很好的窗口。只要认真看一下红群，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目前的水平和存在的问题就不难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在中国现在可以组织起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是不现实的。还需要我们的主观努力和与之相应的历史过程。

    理论和组织，是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两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理论的局限，必然导致组织的局限；组织的局限，必然导致理论的局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产阶级只能依然处于低层次斗争的状态，而且是散兵作战的状态，这是非常软弱的。

    人们因此常常感叹我们失去了毛主席。但是，以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历史再给我们一个毛主席，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吗？难。我看很难。

    不要忘记，毛主席被中国共产党承认也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更远了不说，就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算起，到1935年，中间还有14年，毛主席并没有被承认为党的领袖，相反，倒是屡遭迫害。到了1935年也是因为在党和红军面临着灭亡的危险时刻，才不得不承认了毛主席的领导。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找到一个党的领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与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毛主席是不可能再现的，退一步想，就是毛主席再现，像红群里现在的状况，照样也是不在这些同志话下的。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出否定毛主席的《决议》，并能够在全党通过，不是偶然的。1935年好不容易承认了，1981年又否定了，这就是历史。其中的规律，我们并不一定认识。

    领袖、政党、阶级，我们都还有明显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想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想重建社会主义，的确十分困难，而且是非常实际的决定着我们能不能做的困难。

    第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决定性政治力量。

    只有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认识中国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是符合实际的。

    1、一个目前的简单的大家都不能不承认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有近九千万党员，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是中国任何其它政治力量所不可比的。

    2、这个党，这个政治力量执掌着政权。四十年来，这个党执行了一条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党的性质已经转变为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在这个党、这条路线领导下，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修正主义是这个党的基本特点，如果因为党内资产阶级已经转变为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就否定这个党现在依然有修正主义的特点，那是不符合实际的。

    要想正确认识这个党，离不开“修正主义”四个字。

    修正主义决定着现在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还是老话，路线决定一切。

    修正主义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子，号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是执行一整套修正主义的路线，推行修正主义的措施，这和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内容上是有区别的，这正是十足的修正主义的特点，不管这样做是真诚的还是虚假的，这个特点，对共产党自身，对人民群众，最终对历史，都一直在起着作用。

    四十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而且继续在这样前行。尽管到处都存在不满，但是，至少现在的事实是，没有力量和可能动摇这个局面。

    维稳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现实的各种关系、各种力量对比的结果。我想，每一位真正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毛主席的忠诚战士，都会在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深刻地反复地感受到这一点。

    4、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也是存在矛盾和斗争的。

    把修正主义党看成铁板一块是错误的。而且，修正主义党毕竟是修正主义党，它和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有区别。不看到这个区别，不研究修正主义党的具体情况和具体特点是不对的。

    我想至少有几点可以讨论：

    首先，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坚持毛主席对苏共变修后的分析，要承认广大的党员、广大的干部，是好的，是不赞成搞修正主义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有九千万党员，多数党员、干部都是劳动者，是不是不应该认为党变修了，这些同志就都是官僚特权垄断阶级的成员。我看，我们还是要坚持毛主席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毛主席关于走资派的理论和方法，依然是可以运用到现实实际的，还是讲走资派，还是讲一小撮，讲是这些人构成了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这样分析，是不是在原则上和策略上更正确一点。

    其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看到，党内斗争还是客观存在的，不一定能上升到路线斗争，但是，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不仅包括广大基层党员的斗争，是不是在高层也有斗争。

    十九大之后，王岐山说习近平“拨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这可是一句份量很重的话。这句话实际就是对已往中央领导带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的否定。这就难怪在场的江泽民坐不住，九次看表，表示一种不耐烦、一种不满，而朱瑢基硬是对着镜头不鼓掌。只有胡锦涛当场以自己的热情表示了支持。在这样的场合，政治家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偶然的，国际上如此，我国更甚。可见，王岐山透露的不是一句空话。他告诉我们曾经有过严峻的斗争。

    再说，说毕竟只是说，政治家不会说白、说透，更重要的是要看怎样做。像反腐，并不如许多人感觉的只不过是选泽性反腐，是权利的争夺，我倒觉得，与其这样看，不如说，这是对官僚特权垄断阶级的沉重打击。为什么？你只要看一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就可以明白这样做对谁不利、对谁有利。这仅是一例。如果我们对内政外交的实际所作所为，作全面的分析，不一定说“拨正航向”，但改变是可以看得出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

    再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怎样制定斗争策略？

    这使我想到了薄熙来。当时，在挺薄还是反薄的问题上，左派、毛派在认识上、做法上有分歧。分歧集中在，一是如何定性上，二是如何对待上。这里不去多扯。我想薄熙来当时所作所为，至多是改良。问题在于，对这种改良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我是主张挺薄的，但是，是从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继续革命理论的角度、从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角度，批判地给予支持

    现在好像又遇到了这个问题。

    第一、从理论上实践上说，修正主义党内有没有可能出现改良派？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从理论上实践上说，如果有改良派，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改良派。

    这就是我们当前遇到的很现实很重要的问题。

    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如下：

    1、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坚持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观点，这是我们的最根本的立足点，也是最根本的原则，最根本的策略。

    在现在的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敢不敢坚持这样的立场和观点，是对我们的严峻的考验。

    2、在革命条件还不具备、斗争还处于积蓄力量的阶段，正确处理对待改良派的策略，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实际的问题。

    3、不承认改良的可能和存在，是不对的。道理前面说了。但是，对改良要有正确的认识和策略。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能放弃革命、革命观点，不能认为改良就是一切， 从而滑向改良主义，而是要坚持革命观点，批判改良主义，着力引导从改良走向革命。只有这样做，不仅有可能真正实现改良，而且推动改良积极前进。

    4、具体该怎样做，需要讨论。

    首先，必须正确判断是不是改良派。如果不是，甚至是改坏派、顽固派，那这个问题就根本不存在。

    其次，如果是在改良，可以算是、或者有可能是改良派，那再说我们的策略。

    我的浅显的意见是，只要是积极的进步的改革、改良，基本可以采取支持的态度，而不要采取否定的态度，只是，要坚持从毛主席的路线去理解、去解释、去要求、包括去批评。

    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有利于推动积极的改良的落实，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宣传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不仅推动了改良，更为了推动革命，推动走向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再革命路线。如同我们对薄熙来做过的那样。

    5、必须和保救派划清界线。

    在革命一时还难于发动的现实情况下，我们可以对改良采取灵活的策略。但是，为了不陷于改良主义，不堕落成保救派，有一些政治界限是必须明确的。

    a、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的政治思想路线。   

    必须看到，这个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党，资产阶级党，法西斯党，这个定性，不是由近九千万党员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党的路线决定的。

    我们和修正主义党的斗争是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调和的。我们必须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去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不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不能只反个人，不反阶级。我们要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就是社会主义再革命。只有社会主义再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首要的就是政权问题、路线问题。这一点不能有丝毫动摇。

    b、我们的斗争的落脚点要放在发动群众上。一切斗争形式都要服从这个落脚点，因为只有群众发动起来了，才能启动社会主义再革命。

    c、法西斯专制是修正主义的特色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反动形式，是启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主要障碍，因此，最切近的斗争策略就是要以现有的宪法为武器，以落实宪法第35条为要求，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d、我们可以批判地有条件地支持改良，推进改良，但是，不能陷于改良主义，改良就是一切，一味颂扬改良，颂扬改良的领导人，那就会堕落为保救派。我们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观点，认识改良，处理改良，学会运用高超的斗争策略、斗争艺术。

    马列毛主义的灵魂是革命，是阶级斗争，是造反有理，是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我们在任和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点，都必须坚持这一点，只要抓住了这一点，我们的大方向就不会错，我们的策略就不会错，就是发生局部的个别的错误，也是容易纠正的。

    创造历史是需要条件的。上面所罗列的历史条件不一定全面，但是，至少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存在和继续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们必须尊重这一历史必然性。

    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历史的走向会是这样的，除非上述历史条件发生改变。

    对于马列毛主义革命派来说，认识这一历史必然性，顺应这一历史必然性，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革命没有过时，革命不会过时。革命永远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良不过只是为革命提供准备。深刻的改革，自然具有革命的意义，但这要靠革命去推动。革命是永存的，改变的只是形式。我们对革命原则的坚持要坚定，对革命形式的运用要灵活。我们应该以这样的立场和策略，对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记得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讲过，革命者总是爱着急，并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八四八年后希望革命高潮还会到来为例说明这一点。主席说的是事实，是对的。其实，列宁不急？主席不急？我们不急？都会着急。恩格斯在1893年2月25日写给保。拉法格的信中最后说：“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页。）革命了一辈子、并深知历史规律的恩格斯到了晚年还是在着急。可见，我们现在有许多同志都在着急，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但是，着急只是着急，着急代替不了历史。

    明白了我们面对的历史条件，也就明白了我们将要进行的革命的艰难，也就不要犯急性病。在坚持革命性的同时，坚持科学性，准备持久斗争。

    怎么斗？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还要物质的力量去摧毁。但是，精神可以变物质。人民群众只有掌握了马列毛主义的精神解放的武器，才能实现真正的改天换地的物质力量。所谓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造成舆论，总要做舆论方面的工作，就是这个意思。革命要靠人民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主要是结合实际斗争作思想理论上发动的工作。

    我们要以马列毛主义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制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以无产阶级专政批判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特别是不能忘了毛主席的教导，要批皇帝！大批判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就是我们的革命斗争，就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杠杆。

    思想的发动和实际斗争是必须统一的。没有纯学究式的思想发动，只有在革命实践中的思想发动。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实际斗争，必须推进。

    一是，支持、投入群众的一切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这可能局限于维权斗争，是低层次的斗争，但是，这是发动群众的基点，是启动更高层次的斗争的基础。我们不能脱离这些斗争。

    二是，我们要敢于反抗法西斯专政，敢于展开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争取民主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政治意义。争取民主是推进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有力的必须的步骤，具有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意义，彻底的人民民主的实现正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实现。修正主义统治者对于民主的恐惧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革命导师关于争取民主的意义和策略的论述太多了，同志们要学习，要理解，在弄懂弄通的基础上，敢于去落实。

    民主，即使是资产阶级民主，对于人民群众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只有在民主条件下，人民群众才能组织起来，才能以革命阶级的、而不是个人的力量投入政治斗争。资产阶级民主无非是无产阶级可以更有力地进行阶级斗争的舞台。

    三是，坚持在进行阶级斗争时突出政治，以政治斗争统帅阶级斗争，使阶级斗争始终围绕路线、方针、政策、体制这些最高层次的政治形式展开，并努力逐步把阶级斗争推进到它的最高的形式——解决政权问题。

    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路线，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是用马列毛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路线，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反对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路线。这是坚持斗争哲学，坚持历史辩证法。只要我们坚持用这条路线，进行长期的持久不懈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有可能最终夺得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胜利。

    我们必须要有精神准备，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历史过程。我们要信守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的教导，只要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还没有到来，社会形态更替的革命就无法启动。这是性急不能代替的历史规律。但是，革命斗争不能停止，不能走向改良主义，革命斗争要始终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同步，用革命斗争推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包括从最坏的资本主义向一般的资本主义转化，向社会民主资本主义转化，这是阶级斗争推动的历史的进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为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条件的成熟创造前提。

    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历史经验，体现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老的但不过时的道理。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主席说，写此诗时，心情是不好的。我们现在懂了。我们已经对修正主义上台、对资本主义复辟抗争了四十年，可惜，力不能及，始终在失败者的位置上。但是，当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认清了这其中的历史必然性时，我们不但不悲观，反而更加坚定，因为我们看到，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我们还是要相信革命，坚持革命，我们这一代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下一代、下几代总是会完成的，因为历史的前进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并不停止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的前途不是越来越远了，而是越来越近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这个大趋势的历史必然性越来越充分了，这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历史根据所在。我们要做历史的促进派，要充分发杨历史主动精神，为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胜利创造足够的历史条件，奠定社会主义胜利的更为坚实的基础。

    《国际歌》永远鼓舞我门前进：“这是最后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我们有理由永远是革命乐观主义者。

    让我们用列宁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并鼓舞我们继续革命。

    前进，那是多么好啊！



                  于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   2018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