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不能忘却的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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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记念

刘继明




一

说起来，我和小顾并不曾见过面，只通过几次微信、邮件和电话，但我却一直关注、关心着她和她的朋友。其实，在去年夏天或更早一些的某个时期，不单是我，社会上许多人大概也知道并关注过小顾他们的吧。
小顾他们最早进入我的视野，与南方某地发生的一起公共事件有关。
所谓“公共事件”，大致是这样的：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交流学习马列毛著作的心得体会，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并探索解决的途径。这群青年中，就有小顾、小张、小郑等人。其中，小顾和小张都曾是北大的学生，小顾学的是医学，小张学的是哲学，他俩还是一对恋人。我曾经从网上见到过他们的照片，小顾端庄秀丽，很有南方女孩气质；小张高高大大，北方小伙的憨厚外表下透露出一股书生气。单就外表看，这是多么般配的一对。以他们的学历背景，毕业后进入某个高薪企业或政府部门，直至成为中产乃至“上等人”，乃是顺理成章的，但他们却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和危险的道路……
小顾、小张和小郑等在参加读书会的活动时，被公安部门拘捕了，对另外几位“漏网”的青年，警方还发出了网上通缉令。因被拘的八人都是刚走出校门不久的青年，网上称之为“捌青年事件”。人们大惑不解，几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怎么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上么？
很快，社会各界纷纷发声，长期以来处于紧张对峙状态的左右翼群体，在争取言论自由这点上达成了一致，并签署联名信，呼吁有关部门立即释放八名被拘押的青年。
后来，北京学者黄纪苏在谈到自己为何参加“联署”行动时，曾这样解释：“云帆他们这件事，之所以让我觉得义不容辞，除了人人自危、唇亡齿寒的感觉，还因为对他们基本立场的认同。虽然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主义’什么‘派’，但他们显然属于心系天下的理想青年。如今黑压压满世界精致和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想的无非玩跟乐，说的净是房和车。云帆这些青年的出现足以让人眼前一亮、心头一动。”黄先生还说，“后来，云帆等几个同学取保候审，加上被通缉的几位，他们纷纷发表自白，结合自己的身世和经历，说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即‘毛左’、‘马克思主义者’。我不是毛左，对毛有不少批评;也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闹不懂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算‘科学’。但我会从某些角度认同它们，比如说，我喜欢向弱者、被压迫者伸出援手的马克思主义，而对于被人当作镜框、梯子或警棍的马克思主义，我每每感到悲哀。在我看来，云帆他们头些年读书时在北京大学开展的、后来被校方取缔的后勤工人生活工作环境调查，才真正延续了《资本论》的血脉。这次涉案的同学大都出身贫寒，父母省吃俭用送他们上大学，肯定是希望他们从此加入精英人群，再别回头。可这些年轻的读书人却带着阶级的自觉重返父母兄弟，和阿姨大叔混在一起，就像歌里唱的，‘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黄先生说的“云帆”就是小张。他的话很直率，也颇为诚恳，大抵是可以代表许多同情和支持“捌青年”的各方人士的意见的。其实，黄先生所说“涉案的同学大都出身贫寒”，对于小顾和小张则有些例外。我从网上的零星介绍得知，小顾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小张的家里开着一个颇具规模的餐馆，都算是“中产阶级”。如果说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马列毛主义是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小顾、小张大概算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吧？
不久，在舆论压力下，“捌青年”终于释放了，网上通缉令也陆续被取消，小顾、小张和小郑们总算重获自由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我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小顾、小张、小郑们将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开始正常的生活。在网络时代，所谓“舆情”像泡沫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
然而，没过多久，还是在南方，发生了一起工人维权被警方拘捕的事件。具体的起因，是某工厂的工人为了抗议厂方的不合理制度和阻扰工人们依法组建工会而发起的罢工行动。当地派出所接到资方报案后，不问青红皂白将带头罢工的工人抓了起来。这起事件再次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而且比前不久的“捌青年事件”受到关注的范围更广泛，来势也更加汹涌；从北方到南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校园，都把目光都集中到了维权工人们身上。随着事态的发展和舆论的不断发酵，一些高校学生不满足舆论上的支持，自发地组织“声援团”，去南方声援被拘押的工人们。在这股越来越高涨的声浪中，我惊讶地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捌青年”中的小顾、小张、小郑。在网上声援活动中，活跃着他们热忱、勇敢的身影；这一次，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那些素不相识，却命运相同，身陷囹圄的工人们。
有段时间，网上风传着小顾的一首四言诗《致同路人》：
“思我同志，如足如手。念我工农，谁护谁佑。牢狱之难，无惧无愁。众志成城，解难解忧。长路暂别，莫失莫忘。愚公移山，不死不休。”
诗中迸射出一种朴素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大义凛然、矢志不移的豪迈情怀，让人很难相信是出自一位学医学的女大学生之手。
黄纪苏先生称赞这首诗是“关于信念的箴言，也许会铭记在当代思想史和诗歌史中”，我以为一点也不夸张。


二

大概因为我在网上发表过一篇公开支持南方维权工人的文章吧，小顾、小张和小郑先后加了我的微信和微博，这样我们才算是真正有了一些联系。声援活动进入高潮的那段日子，我经常接到他们打来的电话和微信，主要是请求我转发关于维权工人情况的介绍及声援活动的一些文章和信息，包括推荐时代先锋网和《时代先锋》杂志发表的文章。
“捌青年”是这两个网站和杂志编辑团队的主要成员。
时代先锋，多么富于青春气息和战斗精神的名字，单是封面设计就一扫市场流行的华丽风气和小资趣味，让人眼前豁然一亮：通红的旗帜中央一幅毛泽东木刻头像，显然是根据斯诺在延安为毛主席拍摄的那张头戴八角红星帽的照片而创作的。木刻，红军时代最流行，也曾经最为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先锋艺术。
2018年5月，正值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全国上上下下、官方和民间都在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5月号的《时代先锋》也出版了一期纪念专刊。《卷首语》写道：“2018年5月5日，马克思200周年诞辰纪念日，马克思纪念馆开始铺滿鲜花，特制的雕像也擦得闪闪发亮，宏伟的殿堂里，西装革履的肉食者也来了，拿出连篇累牍的讲话，夸耀马克思的功绩。所要宣传的只有一件事：战斗终结了，革命远去了。可战斗才是马克思的灵魂，没有了战斗精神，装饰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一纸死亡通知书，冠以马克思之名的学院则是埋葬思想的坟墓。”
“时代先锋”的观点，同主流的宣传口径大相异趣，而跟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的思想颇为近似。阿明去世于2018年，适逢马克思逝世200周年。他曾经说：“我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斗争的武器，而不只是一种理论。”
很显然，“捌青年”不仅立志于在理论上继承和捍卫被歪曲和涂改得几乎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还要努力去践行之。这或许就是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声援南方维权工人斗争的真正原因。
当2018年炎热的夏季来临时，声援南方维权工人的活动就从线上逐渐蔓延到线下了。人们一拨一拨地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那座曾经被称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南方城市，去声援被拘押着的维权工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来自北京、上海等地高校的大学生们。那段日子，微博和微信群里经常能见到一些关于声援的讯息，“维权工人”俨然成了最吸引人眼球的热点词汇，而那座南方城市更是成了网络舆论的中心，围绕被拘工人以及声援的大学生身上发生的点点滴滴，都能迅速传到网上来，牵动着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心。这些即时传到网上的讯息，有文字，也有图片和视频，让人仿若身临其境，增加了一份感同身受的现场感、亲历感，我甚至不由想起了30年前，那时我还很年轻，正在上大学，也曾像他们那样激动激愤地奔走和呼喊过……
有一次，我在视频中看到了小郑的身影。这之前，我已经从“捌青年事件”中熟悉了他的样貌乃至经历。这位出身于普通农家的青年身材瘦小，面孔微黑，眼里闪烁着坚毅的目光。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自己的父母辛勤劳作一年却入不敷出，还欠了一笔债。一面是日益膨胀的富人阶层，一面是深陷贫困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工农大众，面对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现实，他感到苦闷和悲观。怀着解答疑惑、寻找希望的念头，他参加了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会，直到成为一个马列毛主义者。小郑的这番思想告白，同小顾和小张一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前几天，我还接到过小郑的电话，他请我在微信和微博上转发介绍和声援维权工人的文章。大概是打电话太多的缘故，他的嗓音有点嘶哑，语速很快，透露出一股兴奋和激动。这是一个人全身心投入不平凡的事业时才有的状态。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参加了维权工人“声援团”的组织工作。视频上，小郑带领着一群大学生模样的青年排着整齐的队列，站在拘押工人的派出所门口，唱《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以及《国际歌》，高呼要求释放维权工人的口号。唱完歌呼完口号，小郑向围观的群众发表演讲。这个瘦小的青年脸上淌着汗珠，南方酷烈的阳光似乎把他晒得更黑了，仿佛一座铁塔；他的嗓音仍然有些嘶哑，听上去却那么高昂、尖利，如同刺刀，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
有一天，我从网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女工阿英》。阿英来自贫困的贵州农村，是被拘押的维权工人之一，她的丈夫也被拘押了，而他们的儿子小铁锤刚满一岁，还没有断奶。
那天夜里，我辗转难眠，为女工阿英的遭遇难过，也为自己无法助那些失去自由的工人们一臂之力感到无奈。
次日，我便将阿英的故事改写成了一首小叙事诗，题目叫《哺乳期的女工》，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们就是想建立自己的工会，有什么错？”
阿英说，像质问一个不守信用的长辈
眼里充满委屈和愤怒
那一刻
阿英的形象格外美丽、端庄
像电影中的江姐
但她没唱过《绣红旗》
没读过《共产党宣言》
也不知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这句话是谁说的
她只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
哺乳期的女工

        这首诗发到网上不到一天，像不久前我那篇支持维权工人的文章一样，又被“和谐”了。我把诗稿给小顾发了一份，她回微信兴奋地说，“太棒了!我们要在时代先锋网上发表，让更多人看到……”我知道，小顾那句“太棒了”，并不是指诗作本身，而是诗中的“女工阿英”。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跟这群原本素不相识的青年以及工人之间的距离，又缩短了许多。


三

        然而。没过几天，时代先锋网站就被关闭了，此前，网站也经常被屏蔽的，但偶尔还能打开，这回则是彻底封禁了。那本印有毛泽东木刻像的杂志也停办了。由于人在旅途，我没留心那首小诗究竟发表出来没有。这自然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比这重要得多的是，差不多就在时代先锋网站和杂志关停的同时，那群远在南方声援维权工人的大学生的临时住地，竟被当地警方“清场”了。“清场”的前一天深夜，微信群突然传出数条帖子，为了防止拦截和屏蔽，帖子被做成了图片和视频。因视频是用手机拍的，又是晚上，光线昏暗，可以看到一幢简陋杂乱的民租房。全副武装的特警从镜头前一闪而过。几个身穿夏装的男女青年暴露在镜头前面，看不清他们的脸，但似乎并不显得慌张，偶尔听到有人大声抗议：“你们要干什么？！”
就这样，学生们驱的被驱散，拘押的被拘押，一夜之间便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持续一个多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震动朝野的“声援行动”，仿佛从来不曾发生过似的。其中也包括小顾、小张和小郑。从那以后，无论网络，还是现实中，我再也没有看到或听到他们的任何讯息。此后一段时间，网上也会冒出一两个对声援学生和维权工人遭到暴力清场的“抗议”和“呼吁”，但每每还未来得及看，就被闪电般地删除了。渐渐地，喧嚣躁动的网络又回到了常态，一反往常的沉闷、寂静、冷清……
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我忽然接到老T的电话，老T是一位有影响的左翼学者，我们虽同在一个城市，平时却很少见面，鲜有联系，除非外地来了彼此都熟识的朋友或客人。
老T在电话里说，有两个从北京来的学生想拜访我。我一听，马上想起了那起刚平息不久的“公共事件”。
没多一会儿，老T就领着两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来到了我家。两个学生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胖的来自北京科技大学，面孔黝黑，个子墩墩实实，显得很朴实；瘦的来自清华大学，身材高挑，面孔白暂，戴着眼镜，显得文质彬彬。片刻的拘谨之后，他们便向我介绍了这一个多月发生的事情，从赴南方声援维权工人，到“清场”和学生们被警方遣散后的去向，以及北京等地一些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会被校方改组，学生骨干被勒令退学的事情，等等。很显然，这两位青年是“声援活动”的骨干，都面临着种种压力乃至危险，但他们叙说这一切时，脸上看不到丝毫的怯懦和畏惧，有一种少见的冷峻、沉着。我向他们打听小顾、小张和小郑的下落，不出我预料，几位青年也被拘押了。想到不久以前他们还在为维权工人奔走疾呼，如今自己反倒陷入了囹圄，我不禁发出一声叹息。
那天谈完话已近中午。我请老T和两位青年在楼下的一家中式快餐厅吃了顿便餐。临别时，矮胖一些的青年从随身带的旅行包里抽出一摞文件递给我，我看了看，是一份向有关部门呼吁释放被拘押大学生和维权工人的“联名信”，各界人士以及不少社会名流都在上面签了名。从青年的神情，显然是希望我也在上面签名的，但我避开他那期待的目光，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却一句也没说出来，默默将联名信还给了他。
我能说什么呢？最近一两年，我因检举揭露文坛的腐败势力，遭到了疯狂的围攻，各种造谣污蔑和不择手段的打击报复，使我有些穷于应付了。此时，如果我在那封“联名信”上签名，岂不等于为正愁不能将我置于死地的敌人提供了新的靶子吗？我想说，如果我还像当年那样年轻，也许会毅然跟你们站到一起，然而……但没有说出口。任何理由都只是一种托词。我无法替自己辩解。当青年们冒着危险为了信仰和争取工农权利进行斗争时，我却在为自己的得失瞻前顾后。那一刻，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安。甚至还有，愧疚。
后来听老T说，两位青年离开武汉后去了湖南韶山（很惭愧，我没有记住他们的姓名，只能这样模糊地指称他们）。过几天就是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的忌日。每年的这一天和12月26日毛诞日，许多民众都要去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拜祭的。如同麦加之于穆斯林那样，韶山已经成了中国大多数中下层老百姓的圣地。可以预见，由于刚过去的那场“公共事件”，今年去韶山祭拜的人会更多。一个人去世四十多年了，人们不仅没有遗忘他，怀念和热爱他的人反而越来越多。这恐怕会让那些诋毁和诅咒他的人寝食难安的。
九月九日那一天，网上果然出现了许多关于韶山的帖子、图片和视频：铜像广场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祭拜的人举着绘有毛泽东肖像的红旗和写有“毛主席万岁”等大字的横幅标语，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涌向那座雄伟的铜像。人们神情肃穆、鞠躬焚香，有的还跪下磕头，像祭奠自己的亲人。这样的场景是我所熟悉的。几年前的12月26日，我也曾去过一次韶山。
后来，我从视频中看到一群青年在毛泽东铜像下面站成一排，拉开一条横幅，横幅上的字我看不清楚，却看清了边上扯着横幅的，正是前几天来过我家的那个矮胖青年。我还看到，另外那位跟他一起过我家的文质彬彬的高个儿青年，正站在队列前面向人群发表演讲。他一只手拿着话筒，另一只手挥动着，举到空中，像举着一支投枪，劈下来时显得十分有力，额前的头发扬起来，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我听不清他讲的什么，但那慷慨激昂的神情，显然跟不久前南方发生的那起“公共事件”有关。
此后很长时间，这个酷似电影《青春之歌》中某个镜头的场面，一直留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四

从去年夏天算起，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这一年间，我因陷入那桩由我的举报引起的名誉权官司，当了被告又当原告，身心俱疲，竟将去年发生的那起“公共事件”忘得差不多了。
比起过去的一年，2019年值得纪念的事情也不少。“五四运动”1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30年,等等。1789、1919、1949，以及……每一个年份似乎都值得纪念，但纪念什么和不纪念什么，以及怎样纪念，却体现了当代政治对待历史“毫不含糊”的态度。
5月份，我在为北京一家网站准备召开的“纪念五四百年”座谈会起草发言稿时写道：

一切进步的、正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在社会大潮中，终归会走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来。“同心干，唤起工农千百万”。从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走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仍然是当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应该学习继承的一种传统。
百年五四，百年革命，百年沧桑。历史似乎又回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起点。面对新的时代课题和困局，一切“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都应该像五四先贤们那样勇于担当，敢于迎接更多具有时代特点的斗争考验。
八十年前，毛主席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发出的谆谆告诫和伟大号召言犹在耳，鞭策着我们不忘过去，继续革命：
“全国青年们，努力奋斗呵！”

不必讳言，写这段文字时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去年的那两起“公共事件”，想到了小顾、小张、小郑，以及那一胖一瘦的两个大学生。
同20世纪初叶的五四先贤们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态，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善。被宪法赋予主人翁地位的工农大众沦为了弱势群体，而在不少地方和部门，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执政党，竟然变成了为权贵资本“保驾护航”的鹰犬和打手。一面是各种商会、企业家联谊会和富豪俱乐部遍地开花，一面是工人们连组建工会的权利也丧失殆尽，农民更是一盘散沙，彻底被抛弃到了现代化进程之外；一面是富人们的穷奢极欲、醉生梦死，一面是穷人们在温饱线乃至贫困线上艰难度日。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的程度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过。
更可怕的是，今天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没有任何力量约束的上层和一个被全面剥夺的下层。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历史上很少像今天这样，没有为理想的生长留下任何空间。资讯空前发达，言路却如此逼仄。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角斗场，每个人都深陷其中，难以自拨。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基本的公共关怀，极端利己主义在“自由”的旗号下大行其道。趋炎附势，明哲保身，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真理蒙羞，英雄落难。面对这样的世代，倘使佛陀耶酥和马列毛重临人间，也会目瞪口呆、一筹莫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小顾、小张和小郑等青年的出现，宛如从雾霾中投射出来的一道明媚的阳光，使人看到了新的希望，看到了五四先贤和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传统的复苏。他们正是我所说的“进步的、正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是五四精神的传人，是真正“不忘初心”的楷模。南方那座城市的公安行政当局的行为既违反宪法，也违反党章。他们不仅不应该动用国家机器剥夺这些青年的人身自由，而且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褒奖才对啊！
“我不在乎个人前途越走越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单路总会越走越宽的。”似乎是为了回应本文开头提到的黄纪苏先生那段话，小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因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而相信它的，而是因为看到了劳动者的苦难。马克思主义可以让劳动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这应该是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由。”小顾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在即将取得北大的临床医学博士学位之时，放弃手术刀，为了“去找一把能解剖中国社会的手术刀”，出现在了声援工人维权斗争的第一线。
正是有感于此，长期为争取工农权利奔波和发声的新四军老战士古正华老人才义惯填膺地说：“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顾××在实践‘马克思主义可以让劳动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斗爭中被抓捕，失踪了。与她在同一个校园里的‘大马克思主义者’、光华学校的老院长厉以宁先生则以牺牲三千万下岗工人，換取少数人的幸福享受而名声大噪，戴上了改革开放40年百位杰出人物的光环……”
面对这如同荒诞小说一样的现实，无论如何是让人乐观不起来的。
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与柔石、殷夫等左联五烈士相比，“捌青年”们自然是不用为自己的信仰付出生命代价了。从这点上说，时代的确进步了。但鲁迅先生近一百年前的沉郁和痛苦，还是像病菌一样透过文字的缝隙传染到了我，使我感到窒息，几乎喘不过气来。
自一年前发生在南方的“公共事件”之后，小顾、小张和小郑们一直杳无音讯。偶尔从一些小道消息得知，小顾他们被警方拘押之后，过了不久便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了。可见，即便解除拘押，他们也仍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网上照样充斥着富豪和明星们的八卦新闻，有关小顾们的信息仍然被封锁得严严实实，很难找到片言只语，即使有，也是一些歪曲、流言，乃至别有用心的攻击，比如“受境外势力操纵”“左倾盲动”“个人英雄主义”云云，来自官方和左、右的都有，免不了让人想到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以及“人血馒头”之类。
媒体上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在主流知识界，各路精英们仍然在忙碌着出席各种富丽堂皇的论坛和研讨会，一个个正襟危坐、舌灿莲花，那副道貌岸然的模样，总让人想起某部电视剧里的台词：“嘴里讲着主义，肚里藏着生意”，或 “嘴里谈着学术，心里想着名利”。倘若这时有谁恳请他们屈降尊驾，腾出一点时间和精力，去关注一下“捌青年”以及那些维权工人的下落，注定会大失所望的。
夜深人静，我浏览微信微博，看到与小顾、小郑们的联系还定格在一年前的日期，几位青年稚气未脱却可敬可爱的面影，又栩栩地在我脑海里浮现了，那么亲切、生动。心里的惦记和牵挂，顿时像潮水般涌来……
“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我仿佛听见了鲁迅先生沉痛的低语。但我无法忘却。遂又想起先生的另一句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于是，我仿佛受到了某种安慰和鼓舞，坚持着写完这篇不短的文字，压抑的心情才稍稍缓解了一些。


2019年7月15日―19日初稿、改定

jbzs

本文是中国大陆著名作家刘继明谈”八青年“和”佳士事件“的文章，国内网页均已屏蔽，特转贴于此，以纪念顾佳悦、郑永明、沈梦雨等一大批正在受难的中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们！

jbzs

刘继明，中国大陆知名作家，1963年11月17日生于湖北石首，1988年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生，毕业后历任湖北省歌剧团（今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编剧，海南法制报编辑记者、《特区法制》总编室主任、《文化生活报》副总编辑、《长江文艺》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等职。

1985年，在《三峡文学》发表小说处女作《双管猎枪》。

1994年，在《上海文学》连续发表《前往黄村》《海底村庄》《明天大雪》等小说，该刋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周介人在“编者的话”中称之为“文化关怀小说”，引起文坛广泛关注。

2004年，德汉学家蒂洛.迪芬巴赫到武汉拜访刘继明，后翻译出版《大城市之外的中国――刘继明、张炜、刘庆邦的小说和散文》（欧洲大学出版社）。

2005年前后，发表《被啤酒淹死的马多》《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及《我们怎样叙述底层》等中短篇小说和文论，被誉为“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2016年出版长篇小说《人境》，入选《收获》长篇小说排行榜，路遥文学奖提名奖和“改革开放四十年40部重要长篇小说”，评论家李云雷称其为“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开拓者”。

2007年，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作协副主席。2012年，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湖北省作协副主席。[1][2][3][4]

2013年，与大学同学、诗人郎毛创办并主编《天下》杂志和“天下思想文库”丛书，《天下》创刊后，发表了汪晖、张承志、李陀、张炜、孔庆东、曹征路及秦晖、萧功秦等中国人文思想界重要学者和作家的文章，被誉为同《读者》《天涯》“三足鼎立”的思想人文杂志。“天下思想文库”收入张炜、祝东力、刘洪波等人的文集，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7年，因公开举报时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陈应松涉嫌违纪的问题，被其以侵犯名誉权告上法庭；同年，时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女公知，《软埋》小说作者）在微博上发文为陈应松洗地，涉嫌诽谤刘继明，被其以侵犯名誉权起诉至法院。

2018年，在进步文化网与澳州《熊猫时报》《评论家周刊》举办的网评活动中，被评为“50名中国最具影响力进步知识分子”之一。

————摘自维基人物百科

jbzs

八青年在国内是敏感词，相关文章发不出来

jbzs

刘继明：致你们




当我的敌人将一瓢瓢污水、一支支毒箭朝我身上投来时，我知道，同他们那个“文坛”分道扬镳的时刻到了。

实际上，我跟“文坛”的告别，并非自今日始，而是从我创办《天下》杂志时就开始了。我的秉性和立场注定了我跟他们不是一类人。他们容不下我，我也不屑于同他们为伍。我不会为了迎合他们的趣味和标准写作，我有我自己的标准。“文学标准的制定和更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与所处时代和社会应该构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但如果社会价值空心化，失去了明晰的方向，知识界犬儒主义流行，我们也很难指望文学生态能好到哪里去；一个生态严重恶化，甚至被利益捆绑的文学体制滋生的标准也必然是恶劣的、可疑的。”（刘继明：《文学的标准》）

我将对一切邪恶力量的反抗，为争取一切被压迫和损害者的权利而呐喊，当做我写作的全部意义所在。在这个处处充满不公的世界，在强者与弱者之间，我会近乎本能地站在弱者一边。因此，当文坛堕落成一个蝇营狗苟的名利场乃至“铁三角”的一部分时，我毅然掷出了手中的投枪。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只是一名作家，而是成为了一名战士或游击队员。是的，游击队员，意味着我不会遵守他们划定的所谓“底线”，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与他们“作战”。诋毁、报复和谣言不仅不能使我退缩半分，反而会激发我内心深处潜藏的勇气。既然我能一次一次独自面对群狼撕咬，别说敌人的中伤，就是智识阶级乃至所谓“同一阵营”的冷眼，我也毫不在乎。相对于那些被失业的工人、被失地的农民、被失踪的青年以及被车祸、被死亡的举报者，我已经很幸运了。

当昔日不无热闹的“朋友圈”骤然冷清下来时，我不是变得软弱，而是更加坚定了。因为，我是离开一个不属于我的阵营，回到了你们中间。

“你们”——

可能是为数很少的“一小撮人”，也可能是一个庞大的令人吃惊的群体；有时离我那么远，面目模糊不清，有时又离我如此之近，仿佛连五官都清晰可见。最可能的是，你们来自一个沦陷的阶级――不同的时期你们有不同的称谓，如无产者、劳苦大众、领导阶级等等，现在，则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弱势群体。从根子上，我与你们血肉相连。你们的痛苦与快乐、屈辱与抗争、权利和尊严，都与我息息相关；反之，我的一切也与你们有关。“我注定在旅行中掉队/并且很快被同伴遗忘/而两岸的风景/和不具姓名的人民/将收留我”（刘继明：《流水十四行》）

甚或，“你们”不是一个具体的所指，而仅仅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但我知道你们存在于我的内心，从我选择当一名作家开始，你们就存在着。我来自你们，也必将回到你们中间。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宿命。

我当然不是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样，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我的前头，有一大串业已逝去的先行者：“由于良知不灭则中国不亡的政治逻辑，这些百年良知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被泼满血污，遭受到布鲁诺、伽利略的厄运。而那些污蔑与构陷，其手法之卑劣、逻辑之荒谬，已足为时代良知再次趋向泯灭之明证。”（孔庆东：《基于良知的呐喊》）作为后死者，我固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因不甘于趋炎附势、同流合污，以及来自同一阶级和同一种信仰的召唤，我做出了与他们同样的选择。这不是命运对我的惩罚，而是对我的成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要感谢我的“敌人”，包括那些落井下石的人。

几年前，当我写完长篇小说《人境》后，曾经冒出过从此停笔的念头。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既然写作对我来说是一场战斗，我就没有理由临阵脱逃。

一种摆脱了名利羁绊的写作是真正自由的写作。这将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写作，包括书写方式以及传播媒介，都将与我以前的写作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其中最大的改变之一，就是我不再寄望于主流文坛的肯定乃至于在体制内那些纸质杂志上发表作品，而主要通过网络，将它们作为发布作品及相关信息的主要平台——不仅仅是平台，而且是阵地，或者战壕。

这并非我的首创。

早在2017年，张承志先生就开通了他的公众号。在那篇《致公众号读者和朋友》中，他说：“纸质的杂志纷纷变质腐化，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没有干净的初衷，它们被‘物’异化时，散发着臭味。而我们并没有变。我们不在意与垃圾烂纸的分道扬镳。”

说的何等好！

我一直认为，张承志是继鲁迅之后唯一一个堪称伟大的在世的中国作家。我在前不久完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庆幸的是，作为比张承志晚一茬的‘60年代生人’，我没有染上许多同时代人身上习见的那种轻慢、怯懦和势利。换句话说，我还有感动、愤怒以及行动的能力。这似乎也可以视为‘伟大的六十年代’赐予我的一份遗泽。”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张承志是在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声誉如日中天时，“退职停薪”，与主流文坛分道扬镳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相对于他，我做出选择太迟了，并且有一种“逼上梁山”的味道。

但因为有你们在前方等待着我，也许一切都还来得及。



2019年5月13日

（激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