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三）

工弩

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三）

——由汉武帝“轮台诏”引起的争论

□ 丛  蓉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资产阶级就通过小说、诗歌、电影电视、新闻报导等各种资源宣扬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即使介绍风景名胜或科学发现的解说词与某种产品、风味小吃、名人传记的广告，都充斥着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1996年，媒体人士宋强曾出版一部《中国可以说不》宣扬民族主义。2009年，宋强又联手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与刘仰等人，合作撰写了另一部宣扬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书《中国不高兴》。在这本书中，他们不仅发出“持剑经商”的呐喊，强烈要求“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而且还要像美国那样“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这两部书的诞生和出版，充分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满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一家独大的统治局面，更不满仅仅依附于帝国主义，并受帝国主义欺负和压迫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仅要与国际垄断资本争夺更多榨取各国工人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机会，甚至还毫不隐晦地发誓“要领导这个世界”。这些思想，正跟当年汉武帝征伐四夷，开疆拓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谁要是说汉武帝对扩展版图的丰功伟绩产生悔意的话，那岂不等说中国垄断资产阶级渴望“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的理想是称霸世界？是以狼牧羊？

　　目前，中国垄断资产阶级不仅正在实践着这种思想，而且也像美、英、法、德等老牌帝国主义那样，把自己的触角延申到中东、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甚至还扩展到美、英、法、德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内部。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屑于再蒙着儒家仁义道德的虚伪面纱欺骗中国工人阶级了，也不屑于再用所谓韬光养晦的策略遮遮掩掩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与美、英、法、德等老牌帝国主义同流合污，与全世界各民族工人阶级为敌了。现在，他们又提出所谓“中国梦”和所谓“一带一路”战略。那么“中国梦”和“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反对喝血当的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可能还觉得非常可笑。但是对喝血当及其首领来说则是非常具体而实在的。只是他们不想明明白白地说出来，让反对他们的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嘲笑自己，更不想给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围攻、制裁和封锁留下把柄而已。以美国为道的帝国主义当然不是傻瓜，他们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更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面对中国垄断资产阶级不宣而战的进攻和紧逼，他们早就提出过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并通过各种手段制裁中国垄断资产阶级向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扩展。而这正是中美贸易战的历史根源。

　　梦，是一种心理反应。或者说是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在人们头脑中扭曲的反映。那么所谓的“中国梦”究竟是对哪些现实的反映呢？或者换句话说，某些人所谓的“中国梦”到底反映了他们什么心理呢？从喝血当的官方媒体歇斯底里的宣传用语中，从城乡街头的大小标语就可以窥见一斑。比如“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再比如“中国梦，复兴梦”等等。什么叫“复兴”呢？顾名思义，复兴就是以前非常繁荣，曾经有一段时间衰落了，现在需要恢复以前的荣耀。所谓民族复兴，复兴什么呢？可想而知，那就是复兴汉唐风光，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西破楼兰、伐大宛，南攻南越，东并朝鲜，开通西南夷等武力征伐四夷的“雄伟事业”。这是何等壮丽，何等辉煌的事业啊！光想想就让那些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者感到兴奋激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两河文明先后衰落了，只有中国文明始终保持着兴旺发展的趋势，唐代以后开始一步步走向衰落，直到十二至十四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中国文明才彻底被欧洲文明甩在后面。因此，所谓的“中国梦”和“一带一路”，其实就借汉武帝时期开创的丝绸之路带动中华帝国梦的实现。具体来说，所谓的“中国梦”就是像当年的汉武帝那样以武力为后盾，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最后彻底取代美国充当世界警察，镇压世界各民族工人阶级的反抗。中国不仅有数百万公里的边界，而且还有数十万公里的海岸线，如果仅仅用来抵御外敌入侵，只要有巡航导致就足够了，为什么他们还要花费那么大的财力和物力建造极具攻击性的航空母舰呢？

　　其实这个梦并非复辟资本主义之后才产生的，自中国革命之初就有了。只不过被许多表象掩盖着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历史斗争不仅仅是路线斗争，也是为什么而革命的斗争。大家都知道，中国革命过程中，许多渴望建立强大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一部分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内的左派，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大部分人又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转向共产党的队伍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部分人，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骨干分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渗透到新政府的军事、行政和宣教机构并窃取了相当大的权力，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得以存在的阶级基础。毛泽东对这一部分人界定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并深刻揭露出他们的阶级本质，“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因此，毛泽东时代的历次运动都是对走资派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这些斗争一方面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这些运动推动历史向共产主义前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缩小三大差别，不断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初步建立了共产主义思想文化。例如雷锋精神、铁人精神，大寨精神，大庆精神和龙江风格等等。但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官僚主义者阶级则不然，他们自参加革命时起树立的就是所谓“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理想，而不是推动历史前进，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以，他们一心一意地要复辟资本主义。因为只有复辟资本主义才是他们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强国”的捷径。

　　凡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有许多流派，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各民族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曾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恩格斯又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对他和马克思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没有抛弃“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作了实事求是的诠释：

　　“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变成纯粹的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答应用各种补缀的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病痛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他们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已经在工人阶级当中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法国卡贝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有身份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正因为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内为建立“社会主义强国”而抛弃共产主义理想的人非常多，毛泽东为了维护党的统一，一方面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进行耐心地批评教育，一方面多次对他们作了妥协和让步。甚至到晚年还为自己做出这些违心的妥协又说不出口而感到极度悲伤，因此他一读到南北朝时期庾信的《枯树赋》就禁不住失声痛哭。

　　庾信本是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国人，诗词歌赋都有很高的造诣，声闻南北朝各国。侯景叛乱时，庾信携家带子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奉梁元帝之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被西魏所灭。西魏君臣一向仰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受到西魏的器重并被强留于此，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灭西魏之后，北周又封他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甚至被封侯拜相。后来，南朝陈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准许归还故国，唯有庾信和王褒不得如此。庾信被形势所迫做了二臣，因此他担心自己身后会遭受后人唾骂。毛泽东并不是庾信那样的封建士大夫，只担忧自己百年之后因为做了二臣被后人唾骂，他早就把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甚至还“准备跌得粉碎”。毛泽东担忧的是自己去见马克思之后，党内资产阶级利用他说过的某些话、他做过的某些事以及他的某些思想诋毁、破坏直至葬送他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现在，喝血当不正在利用他说的某些话，例如“为人民服务”，“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以及与国民党的斗争等等，为他们建立中华帝国服务吗？

　　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诉衷情》。据说这首词是赠送给周恩来的。从诗词表达的思想和内容看，这首词不只是赠送给周恩来一个人的，也可以说是送给他昔日的全体同志和战友们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是送给每一个标榜马克思主义者并扬言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人。“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这首词与其说是毛泽东担心自己身后有人利用他说过的某些话、他做过的某些事和他的某些思想葬送共产主义大业，倒不如说是他对自己昔日的同志、战友和朋友们严厉的质疑。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