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二次革命（阶段革命）理论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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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


修改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具有这种或那种特殊性的资产阶级。

总而言之，对我们面前的官僚资产阶级，必须揭示其特殊性。不揭示其特殊性，就不能揭示其本质，不揭示其本质，就不能真正认识这个事物，不真正认识这个事物，就不能提出解决这个事物或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三、革命导师研究事物本质的启示

以上，还只谈到了研究官僚资产阶级特殊性的重要性。但是，怎样研究官僚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呢？或者，研究它需要什么方法呢？

下定义是揭示事物特殊性即事物的本质的最一般的方法。下定义首先要把一个概念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同时，还必须把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这一种对象同该属中的其它种进行比较，找出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这一种对象与其它种之间的差别即“种差”。下定义就是揭示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殊性，从而把这个事物同别的事物区别开来。当然，揭示一个事物的本质，可以不用下定义的方法，但是，不论使用何种方法，都必须揭示其特殊性。

在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不全是或主要不是通过下定义来完成的，但是，也有通过下定义来完成的经典案例。例如，恩格斯给辩证法下的定义：“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484页）例如，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下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斯大林选集》下卷，1979年版，第538页）还有，列宁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这个问题留在下面来谈。

上述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下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的科学。”如果把其中的“种差”删去，只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无法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如果我说：人的本质是高等动物，这是不能揭示人的本质的。如果我说：人的本质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这才能揭示人的本质。

当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揭示事物本质的过程，不只是人的思维要合乎逻辑规则的过程，更是人的思维要合乎客观规律的过程。如果思维、认识脱离了实践，运用再完美的逻辑规则也推导不出正确的结论。在这方面，列宁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来看一看列宁是怎样给帝国主义下定义、揭示帝国主义本质的吧。

四、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定义的启示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从简短到详尽，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列宁在分析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他说：“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01页）

第二步，列宁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说：“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01页）

第三步，上述定义已经够详尽的了，但是，列宁仍不满足，他说：“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01—402页）他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36页）“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37页）

第四步，在写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后不久，列宁又把上述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加以梳理，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确切而完备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１）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２）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３）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8月22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69页）几个月后，列宁又对帝国主义的“腐朽”和“垂死”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4—5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9页）

再明显不过了，这里，列宁完全没有使用“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是资本主义”这样一种不能揭示事物特殊性即事物本质的研究方法。列宁的研究方法是：通过一步步地揭示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殊性（“垄断”、“腐朽”、“垂死”），而将帝国主义的本质展示在我们面前。这种研究方法是揭示一切事物本质的最根本、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列宁说：“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不断深化，以至无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13页）——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研究过程也是遵循这样一个认识规律的研究过程。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是一个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即帝国主义本质的定义。理解了这个定义，也就理解了什么是帝国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个定义或学说的精神实质，至今也没有过时，仍然是无产阶级认识新老帝国主义本质的基本的理论武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100年来，帝国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理论家们在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时候，肯定要在列宁研究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研究内容，在列宁定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定义。我想，这是符合列宁的心愿的，也是符合列宁主义的原则的。

最后，请读者想一想，列宁为什么如此不辞辛劳（为写作本书，列宁分析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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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

帝国主义的各种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大量材料，利用了许多国家的、用多种文字出版的数百种书籍、文章、小册子、统计汇编中的资料。）、旁征博引、条分缕析、深中肯綮（qìng）地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不，下了三个深刻的、科学的、并且是周密而详尽的定义呢？列宁工作的意义何在呢？答案很简单：如果我们不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彻底弄清楚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帝国主义的本质，那就根本谈不上具体地同帝国主义开展斗争。

同样，如果我们不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彻底弄清楚官僚资产阶级的深刻矛盾、官僚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官僚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那就根本谈不上具体地同这个阶级开展斗争。

我曾经使用下定义的方法对中国新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做过一个分析，列出十个方面的特殊本质及基本特征。由于十分粗浅、不够科学，这里就省略了。等我的分析比较成熟的时候，再向读者汇报。

最后，感谢项观奇同志对我文章的阅读和批评。您说得对：“真理高于一切”。这也正是我对当前的理论研讨乐此不疲的根本原因。

风雨如
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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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观奇：

人民民主革命论的要害问题清楚了

              ----评风雨如同志的《再回复项观奇同志》


        首先，我要说，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关于我们面对的革命的性质的严肃的理论探讨，进行这样的讨论，要有正确的态度。风雨如同志在回复我的大作中说：“读了项观奇同志《对<回复项观奇同志>的回复》，觉得：其中有的意见我可以接受并改正我的错误，其中有的意见我仍然不能接受并坚持我的观点。”我赞赏这样的态度和学风。这就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和学风，能够接受正确的批评，又能够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一切以正确与否为转移。我希望大家、自然包括我，都持这样一种正确的态度和学风。
        看了《再回复》，我总得感觉是，问题越来越清楚，而且，问题的要害也越来越清楚。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要害就是，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性质，到底是人民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我看问题就集中于此。其它的问题，是相应的次生的问题。下面，我就风雨如同志所列题目，一一做一点评论。


                                一  关于革命性质问题


        先看风雨如同志自己的表述（均用黑体字）：

        项观奇同志说：“在风雨如同志看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解决官僚资产阶级问题的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不同意，在我看来，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管是哪种具体的资本主义形态，总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有步骤，但是，不管有多少步骤、多少阶段，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内。”
        ——革命的性质是由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今天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革命的性质当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专制的资本主义。在专制的资本主义下所发生的革命，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民主革命（例如“苏东剧变”），也可能是人民民主革命，唯独不可能是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固然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它又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是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社会。正是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专政这个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的性质是人民民主革命。“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管是哪种具体的资本主义形态，总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说法没有区分事物的“初级本质”和“二级本质”，更没有认识到“二级本质”的重要意义。例如，我们面前站着两个坏人，一个是小偷，一个是杀人犯。对于法官来说，可以不管他们俩是哪种具体形态的坏人，而给他们俩同样的量刑吗？
         项观奇同志说：“同志们可以看出，有点转换概念了吧。好。就算这样，我很高兴，因为你说的正是社会主义革命！一场对官僚资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大革命，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担当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把这样的革命称为人民民主革命，那就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就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了。”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一场对官僚资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大革命，除了人民民主革命可以担当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把这样的革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就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了。

        我完整地引述了风雨如同志的意见，虽然长了一点，但是能说明问题。问题就在，“一场对官僚资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大革命，除了人民民主革命可以担当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把这样的革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就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了。”
        这是我们理论分歧的焦点所在。
        这个焦点就是：“一场对官僚资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大革命”，到底是人民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其实，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了。风雨如同志说，“正是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专政这个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的性质是人民民主革命。”这个推论是不正确的。道理很简单。“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专政”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就资本主义属性这一点来说，和民主共和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同样的。这里没有多么深刻的道理。风雨如同志举例子说，“例如，我们面前站着两个坏人，一个是小偷，一个是杀人犯。对于法官来说，可以不管他们俩是哪种具体形态的坏人，而给他们俩同样的量刑吗？”这种举例子的简单类比的论证方法，我批评过，不是一个好的能够发现真理的思想方法。我们谈论的是社会形态的问题，拿小偷和杀人犯作比，很不合适。但是，哪怕就这个例子来说，风雨如同志的论证也说不过去。小偷和杀人犯，都是坏人，更准确说，都是罪犯。就罪犯这一点来说，其本质是共同的。所以要由法官判刑。这里的罪犯，就是定性，就像是资本主义定性。然后，根据不同的犯罪“形态”，给予量刑。这里的不同犯罪形态，就像资本主义的不同形态，是专制的还是民主共和的。这里的量刑，刑，就是要革命，要进行革资本主义命的社会主义革命；量，就是考虑革命的形式，鉴于我们面对的是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以工农阶级为主力军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社会主义再革命。
    不管是官僚专制的资本主义或者是民主共和国的资本主义都是资本主义，反对这两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自然都是社会主义革命。专制也罢，民主也罢，是政体形式的不同，不是社会形态性质的不同，二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一点，似乎风雨如同志也不持反对意见。只是因为存在专制，是专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风雨如同志看来，进行反对这样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就只能是人民民主革命。但是，风雨如同志和二次论的许多同志一样，始终没有回答，你们所谓的人民民主革命到底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一革命的目的，到底是要用怎样的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打倒了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按照风雨如同志这里行文的意思，好像人民民主革命实际是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思，因为他说“如果把这样的革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但是，风雨如同志又不接受这样的意见。他说：“历史上旧的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在今天，情况不同了。今天的人民民主革命具有两重性。毛泽东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長時期內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又提出了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繁体字这几句是我补引的，因为这是历史背景，是形成毛主席这个看法的历史条件。）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3页）这个论断用在今天也是基本正确的。”
        “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意味着反对法西斯制度，意味着暂时不触动一般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所以，这个革命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大资产阶级，绝对地触动它们的所有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以，这个革命又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毛主席的话很清楚，他是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而言的。而且，毛主席这里补充的意见，恰恰是“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一点，因为过去并没有这样认识过。风雨如同志现在恰恰是抛弃这一点，而且，不要忘了，历史条件已经变化，我们面对的就是革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命的历史任务。就算是“这个论断用在今天也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提法恰恰没有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一点体现出来。
    相反，风雨如同志甚至认为“这个革命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他的论证的根据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意味着反对法西斯制度，意味着暂时不触动一般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所以，这个革命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
    原来如此，人民民主革命竟然是“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要进行一场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的革命。更全面地说就是，我们要进行一场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的革命。这能讲得通吗？
    也许，风雨如同志会说，不，因为他又说了，“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大资产阶级，绝对地触动它们的所有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以，这个革命又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还是我肤浅。我真读不懂风雨如同志的意思。人民民主革命到底是什么阶级性质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还是部份资产阶级革命、部份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哪一个占主导）？是哪个阶级领导这样的革命？等等，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不可回避的要害问题，是不能用折中主义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去回答的。这些，我真得读不懂。还是请风雨如同志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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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观奇：

                                       二    关于革命阶段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风雨如同志这里明确说，提法应该是‘中国人民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需要分两步走’。但是，从上面的表述看，这个说法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是，既然把整个革命斗争称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那完成了第一步，即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问题，不就完成了这一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了吗？还要什么第二步？二是，如果只是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又说第二步要‘解决一切资产阶级问题’，这样性质的第二步怎么能纳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呢？官僚资本主义之所以划出来，不就是因为它不同于、不包涵‘一切资产阶级’吗？”
        这个意见我完全接受，我的表述确实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感谢项观奇同志的指正。为了使我的表述克服“自相矛盾”，我决定将这个意思修改如下：
        中国人民重新获得解放的斗争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开展人民民主革命，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问题；第二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一般资产阶级（非官僚资产阶级或民间资产阶级）的资本统治问题。前者是最低纲领，后者是最高纲领，没有最低纲领，就没有最高纲领。
        项观奇同志在文章中引用了原来的话：“现在的专制统治是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是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要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只有革命，而这一革命，不仅是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也是解决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当然，我们面对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这里的资产阶级首先是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解决专制统治的革命离不开这一条。一旦，这样的革命胜利，难道仅仅是推翻专制统治的问题吗？难道不是推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的问题吗？这个政权，难道不要同时解决专制统治所维护的资本统治的问题吗？”
        是的，人民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问题。只有在人民民主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解决“资本统治”即一般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也是必须分开的两个历史阶段。
        此外，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探索。在今天，一般资产阶级或民间资产阶级或非官僚资产阶级，是属于统治阶级的范畴，还是属于人民的范畴？我认为，它们属于人民的范畴。所以，在今天，不能把它们当作敌人和革命的对象。
        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一切非官僚资产阶级成员而拥护官僚资产阶级的人或曰官僚资产阶级的走狗是我们的次要敌人，一般资产阶级是我们今天的朋友，明天的敌人。
        项观奇同志说：“这个解释是软弱的。不是我误解了风雨如同志用语的含意，而是风雨如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其实这个解释依然还是不通的。因为这和‘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说法相矛盾，如果这句话里，专制制度包涵了资本统治，那首先解决的问题，也就包涵了解决资本统治，至少是官僚资本的统治，那这里的‘无法解决资本统治’也就是多余的了。”
        我依然坚持我的“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的观点。在今天，我们必须将“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加以区分。因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革命是性质不完全相同的革命，解决这两个敌人的斗争是性质不完全相同的斗争。只有完成了第一场斗争，才能开始第二场斗争。恩格斯说得好：“虽然它们彼此之间应当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只有在它们彼此是单独地对立的时候，这一斗争才能进行到底。”（《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003年版，第112页）
        风雨如同志的辩解是软弱的，而且，错误在加深。因为他说，“我依然坚持我的‘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的观点。在今天，我们必须将‘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加以区分。因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革命是性质不完全相同的革命，解决这两个敌人的斗争是性质不完全相同的斗争。只有完成了第一场斗争，才能开始第二场斗争。”
        同志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风雨如同志的一个错误认识就是，把反对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革命，人为地分成两场斗争，先是反对专制统治，然后再反对资本统治，在理论上提出所谓“我们必须将‘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加以区分”的说法。
        这是站不住脚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都是先夺取政权，解决上层建筑的问题，随之，实现整个经济基础的变革，达到从政治形态到经济形态的全社会形态的革命。政治和经济是统一的，是一个统一体。具体到我们讨论的问题，怎么可以把法西斯专制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绝对割裂开来呢？法西斯专制统治和官僚垄断资本的统治是统一的，不可分的，因而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内容。
    至于处理私营资本主义的策略，是一个从属的问题。这要看处理这一问题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不管实际会怎样处理这个阶级及其经济，相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来说，它只有从属的意义。推翻法西斯专制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剥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再革命不可分割的历史任务，是主导这场革命，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从而决定着这场革命的性质的总纲。

            
                              三    关于国体和政体的关系问题

        风雨如同志也做了反批评，他说：
        项观奇同志说：“风雨如同志，不能转换概念。我们不是讨论的一般社会制度。我们讨论的针对的很具体，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制度，就是这种政治统治的形式，也就是政体。我们是同志之间讨论问题，故意转换概念的辩论方式不合适。”
        我没有转换概念。我讨论的“制度”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它就是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制度。这个制度当然是政体。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个政体问题？
        从理论上说，改变这种政体，有三种办法。第一，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取代它。第二，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它。第三，用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国家）取代它。以今天中国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无非是这种关系的具体体现）来看，第一种办法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第二种办法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但是概率极小；只有第三种办法具有最大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毫无疑问，政体是国体的形式。国体决定政体。但是，毛泽东说：“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矛盾论》）艾思奇说:“虽然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它对于内容有重大的能动作用。……不仅如此，当着不变更形式，内容就不能发展的时候，形式的变更甚至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对于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制度这个“政体”兼“形式”的变革，又一次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不实行这种变革，中国其它一切问题包括资本统治的问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我说风雨如同志转换概念，是从事实出发的，我找了“转换”这个很软的说法，但是，风雨如同志还是不接受。
        我再讲事实。
    现在，风雨如同志说，“我讨论的“制度”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它就是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制度。这个制度当然是政体。”
    可是，在《回复项观奇同志》一文中，风雨如同志是这样说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制度”的解释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封建宗法制度。”在这里，“制度”就是“国体”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不知为什么，项观奇同志将“专制制度”理解的如此狭隘？更不知为什么，项观奇同志总是将解决“专制制度”的革命理解为“政体”的变更？这不仅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术语不通，也于现代汉语的词语含义不通。““我在我的文章中所说的“专制制度”，既包含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也包含了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是指整个社会制度。”
    请同志们看一看，风雨如同志是不是一再转换概念。专制制度，到底是政体，还是国体，甚至是无所不包的社会形态，风雨如同志前后的说法是矛盾的、不一致的。
    词典不错，制度，是个宽泛的社会型态的概念，专制制度，则主要是指政治制度是专制的。这是常识。我们讨论的是后者。风雨如同志以“制度”转换“专制制度”，离开了我们讨论的对象。
    这件事，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何况风雨如同志现在也认为专制制度是政体了，老帐可以不算。


                   四、关于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的关系问题


        对这个争论问题，风雨如同志也坚持他的意见：
        项观奇同志说：“我是肤浅。但是，我读列宁的这类话，还是肤浅地想，这还不是说专制统治为经济剥削服务吗？有什么深奥的？列宁的话，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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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观奇：

不出风雨如同志说的，‘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愈、惨烈于资本的统治’。专制不残酷还是专制吗？看到这一点，更该认识到，这种残酷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是一致的。”

        列宁说的非常明确：“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利益，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如果说“专制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怎么会“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呢？这怎么解释呢？
        列宁说的非常明确：“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资产阶级有可能采用最粗暴的剥削方式，那么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却给生产力的广泛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设置无数障碍，因此不仅引起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有时还引起大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如果仅仅存在残酷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一致的一面，怎么会出现“不仅引起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有时还引起大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的情况呢？这怎么解释呢？不是說慘烈於的意思，而是列寧說的道理。
        列宁说的非常明确：“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专制制度的利益仅仅在某些情况下并且仅仅同有产阶级的某些利益相一致，而且往往不是同所有这些阶级的利益相一致，而是同它们的个别阶层的利益相一致。”“某些利益相一致”和“一致”难道是完全一致的吗？为什么忽略二者的不相一致，而仅仅强调二者的一致呢？这是什么原因呢？這是俄國。
        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邓小平和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赵紫阳，他们之间固然也有一致的方面，然而他们之间更有不一致的方面，而正是这不一致的方面使他们之间的矛盾升级、激化，走向对抗。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今天，“专制的统治”坚持专制制度，“资本的统治”要求宪政民主。二者针锋相对，这怎么能说是“专制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呢？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既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并且，一致是相对的，矛盾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二者一致的一面，而忽视二者矛盾的一面。二者矛盾的一面之所以不可忽视，是因为，革命，有可能在它们之间的厮杀声中打开缺口或拉开序幕。
        项观奇同志说：“当然有争议。难道不正是在这种法西斯专制制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剥削特别残酷吗？不是连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都复活起来了吗？”
        是这样的。但是，我并没有说，资本主义剥削不残酷。“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这句话里并没有“资本的统治”不惨烈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专制的统治”比“资本的统治”更惨烈。同样，我也没有否认“连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都复活起来了”的事实。但是，如果拿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的事实同柳丝大屠杀的事实相比，哪一个更为惨烈呢？“三条石”、“包身工”、“收租院”的事实都是惨烈的；然而，同“四一二”惨案相比，哪一个更为惨烈呢？历史上，还有什么事情比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事情更为惨烈呢？
        被超经济剥削和被因为一篇文章、一次集会、一个组建工会或其它社会团体的要求等等就被关进监狱，这两个事实，哪个更惨烈呢？周秀云以及同周秀云命运相似的千千万万个冤魂，是死于资本家之手，还是死于警察之手？或者，他们是死于“资本的统治”，还是死于“专制的统治”？
        项观奇同志说：“经济上呢，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能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的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相比吗？中国资本剥削的残酷不同样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也‘鲜有发生’吗？”
       是这样的。但是，这恰恰说明，专制统治同资本统治的不一致。这恰恰说明，资产阶级专制制度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不一致。这恰恰说明，“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
        在讨论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哪个更惨烈的问题时，项观奇同志强调了二者的因果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倒是一致的。富士康的N连跳事件固然是惨烈的，然而，是谁把富士康请进来并且保护起来的呢？可以说，没有专制的统治，就没有富士康之类的多如牛毛的惨烈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工厂。不仅如此，如果没有了专制的统治，一切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的现象，都会在一夜之间从中华大地上消失。
        有风雨如同志的最后一段话，也就可以不争论了。我不喜欢太较真。
        至于列宁的话，说的是当时的俄国，在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时，列宁讲的这些情况是准确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我们今天面临的国情不一样。我不想多作讨论。但是，我要指出，二次论的同志总是爱把革命导师关于当年欧洲还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的一些意见，套用到中国今天，这是典型的离开现实实际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不可取。
        但是，如果说，专制制度好像脱离了官僚资本的统治，这个说法不准确。资本统治，不仅是私营资本的统治，也包涵而且占主导的是官僚垄断资本的统治。专制统治和官僚垄断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


                                    五、关于革命和政权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你看，到了关键时刻，风雨如同志又退缩了，不取得政权，不解决哪个阶级统治的问题，那还是革命吗？没有政权，就是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也会流产。”
        人民民主革命难道不是革命吗，革命难道不包含着政权问题吗？世界上难道还存在着不是以政权为目的的革命吗？
    我的话，是针对风雨如同志的下列意见而说的：“项观奇同志所说的‘这一革命，不仅是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也是解决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是脱离了中国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客观实际的，是一种一厢情願的愿望。”
    照现在风雨如同志的意见，我说的有什么错？而且，在我看来，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可能建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除非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夺取政权后是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权。


                  六、关于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只有主席的话，没有疑问。但你的发挥，有疑问。你的这一命题，是错误的，即：‘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解决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我看来，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一切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正因为他们的本质都是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反对这两种有区别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要解决的这两种有区别的资产阶级的问题，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正因为有区别，我们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步骤、策略，也会有区别，说第一步，第二步，也行，但是，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第二步，不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步。”
        我认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这句话是值得商榷的。
        列宁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我敢肯定，这是一种经院式的论断。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写出一本论述人类历史上的这种资本主义的书籍，因为我们现在才第一次经历这种资本主义。在此以前，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写得还象样的书籍，都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种条件、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14页）
        如果拿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我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做简单的比较，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拿列宁所运用的分析“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逻辑的规则和方法来分析我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则不仅是正确的，甚至是必要的。
        “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和“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这两种说法非常相似。但是，表面上看来是正确的命题，在实际生活中却是“经院式的论断”了。在这里，形式逻辑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这两个命题恰恰都是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展开，我另外再写文章探讨吧。这篇文章已经够长了。
        风雨如同志没有说出他的意见。我也不好与之讨论。至于列宁的话，我是赞成的。我不知道风雨如同志是怎样理解的。我有我的理解，我明白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错在哪里，也不止此人有这样的错误，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这个问题，甚至以为列宁背叛了革命。风雨如同志没谈自己的意见，我也就不多说。这里只强调，我说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是一个正确的意见，和形式逻辑无关。我希望看到风雨如同志的文章。


                                    七、关于“创造发明”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这里，风雨如同志大概找不到革命导师的支持他们的论点的语录，于是就强调创造发明。创造发明，总是必须的。但是，要正确。你们的问题在于离开了民主革命这一命题的特定含意，以为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就是人民民主革命，其实，经过这几次的交锋，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不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列毛主义的背离。从理论上实践上对于我们目前要进行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是有害的、非常有害的。希望同志们清醒。不要坚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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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观奇：
我没有“强调创造发明”。我只是强调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和“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常识。强调常识和“强调创造发明”隔着十分遥远的距离。

        “其实，经过这几次的交锋，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不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列毛主义的背离。”——这个结论恐怕为时过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是非，政治是非等等，还是让未来的实践来检验吧。
        我的看法不变。是非已经比较清楚。风雨如等同志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我多说也没有用，就各自保留自己的看法吧。我们的讨论可以大体到此为止，因为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实践课题要做。

                                      
                                         八、关于领导权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风雨如同志没有告诉我们，在这场革命中，到底哪个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哪个阶级在革命中占主导。”
        恐怕，这个问题谁也无法“告诉我们”。是否能够争得领导权？在多大程度上争得领导权？这完全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能动性问题。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从理论上讲，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无产阶级争取到绝对的领导权。……第二种可能：无产阶级没有争取到领导权，当了尾巴。……第三种可能：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各争得大概一半的领导权，二者大体上势均力敌。或者无产阶级略强一点，或者自由资产阶级略强一点。”我个人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这些，都是理论分析。这种分析，不但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至于结局如何，不取决于我们的分析，而取决于无产阶级阶级力量的变化状况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斗争纲领和斗争策略的正确与否。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理论分析的对与错才能得到验证，“哪个阶级取得了领导权”的问题才能得到回答。
        既然风雨如同志这样说，我也就不必再问。
        但是，作为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一个的共产党，对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是必须回答这些问题的，必须有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我们之所以要讨论这些理论问题，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同志们想一想吧！


                                    九、关于人民民主革命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就目前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不管是哪种情况，我认为，要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要么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所谓颜色革命。如同苏东。没有抽象的阶级属性不明确的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
        列宁针对孟什维克对“人民革命”（马克思语）的错误理解时写道：“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国家与革命》）

         中国正处在人民民主革命的前夜。这场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大部分民间资产阶级参加的阶级属性十分明确的革命，也是一场最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革命。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场革命在哪一天开始，在哪一天结束，但是我们知道：这场革命是一次，也是第一次把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从复辟的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的锁链里解放出来，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的伟大的革命。我们已经听到了她的脚步声。
        最后，再一次感谢项观奇同志对我文章的指正，使我及时纠正了错误。这篇文章如有错误，仍希批评指正。风雨如    2019年3月24日        
        我还能说什么呢？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一切都是清楚的。只有二次论的同志才能弄得懂“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的伟大的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
        谢谢风雨如同志的客气。重要的是我们要虚心地对待真理，真诚地接受真理，把真理看得高于一切。和风雨如同志共勉。  
                                         项观奇2019。4。8  四八烈士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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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

四回复项观奇同志

内容提要：
一、关于部分质变的问题
二、关于革命性质的问题
三、关于革命阶段的问题
四、关于转换概念的问题
五、关于资本统治的问题
六、关于问题要害的问题

这里，回复项观奇同志在《人民民主革命论的要害问题清楚了》一文中除“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之外的一些问题。重复的或无关紧要的问题，就不回复了，只就重要的和必要的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部分质变的问题

01、项观奇同志说：“风雨如同志说，‘正是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专政这个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的性质是人民民主革命。’这个推论是不正确的。道理很简单。‘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专政’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就资本主义属性这一点来说，和民主共和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同样的。这里没有多么深刻的道理。”

——虽然没有“深刻”的道理，还是有点常识性的道理。毛泽东说：“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4页）那么，这两种资本主义的区别是怎样的呢？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之间不是质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量的区别。它们之间是介乎于量变和质变之间的“部分质的区别”。

毛泽东说：“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7页）艾思奇说：“同一事物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它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也有部分的质的区别。例如，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它们具有共同的根本的质即资本主义，但是，垄断资本主义以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它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是和自由资本主义具有部分的质的区别的。”“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是一种部分质变，看不到这一点是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8、108页）根据毛泽东的论断和艾思奇的分析，我们可以推论如下——

实行民主政体的资本主义和实行专制政体的资本主义，它们具有共同的本质即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实行专制政体的资本主义以专制代替了民主，它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所以，它的特殊本质和实行民主政体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本质是具有部分质的区别的，看不到这一点是错误的。

既然不同的压迫形式（政体）具有部分质的区别，那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纲领和行动等等，也应当具有部分质的区别。当无产阶级处在实行专制政体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时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纲领和行动等等，都必须同这种历史条件、这种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相适应。在今天，这种相适应的斗争就是人民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介乎于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革命，是既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又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种革命，就其历史使命来说，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排除障碍。

二、关于革命性质的问题

02、项观奇同志说：“小偷和杀人犯，都是坏人，更准确说，都是罪犯。就罪犯这一点来说，其本质是共同的。所以要由法官判刑。这里的罪犯，就是定性，就像是资本主义定性。然后，根据不同的犯罪‘形态’，给予量刑。这里的不同犯罪形态，就像资本主义的不同形态，是专制的还是民主共和的。这里的量刑，刑，就是要革命，要进行革资本主义命的社会主义革命；量，就是考虑革命的形式，鉴于我们面对的是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以工农阶级为主力军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社会主义再革命。”

——把这段话里的主要意思修改一下，就是我的意思，也许是完全不同的意思：这里的不同犯罪形态，就像资本主义的不同形态，是专制的还是民主共和的。这里的量刑，刑，就是要革命；量，就是考虑革命的形式，鉴于我们面对的是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实行人民民主革命。

03、项观奇同志说：“原来如此，人民民主革命竟然是‘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要进行一场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的革命。更全面地说就是，我们要进行一场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的革命。这能讲得通吗？”

——这不仅能讲得通，而且有事实为证。苏东人民的革命（不彻底的革命），不就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吗？难道他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柳丝，不也是一场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运动吗？难道这场运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您在不久前的《对人民民主革命论的善意批评》中还说：“苏东剧变……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战胜了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社会制度，是资产阶级战胜了官僚特权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战胜了法西斯特权阶级专制制度。这不单是政体的革命，而是社会制度的革命。”——这不就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的革命”吗？

但是，不要误解，人民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谈到，下面还要谈到。

04、项观奇同志说：“人民民主革命到底是什么阶级性质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还是部份资产阶级革命、部份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哪一个占主导）？是哪个阶级领导这样的革命？等等，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不可回避的要害问题，是不能用折中主义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去回答的。”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折中主义”。

恩格斯说：“巴枯宁有他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由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构成的；他想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

列宁说：“马赫主义者对这些满不在乎，他们抛弃唯物主义，重复着（像别尔曼那样）关于辩证法的陈腐的混话，同时又热烈地欢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次应用！他们从折中主义残羹剩汁里获得自己的哲学，并且继续用这种东西款待读者。他们从马赫那里取出一点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再从马克思那里取出一点辩证唯物主义，把它们拼凑起来，于是含含糊糊地说这种杂烩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列宁说：“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这种辩证关系）。‘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我已经用政治与经济这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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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如果同时运用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仅仅指出事物的不同方面的折中主义的定义。”“他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而搬弄一些纯粹的抽象概念，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一点，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一点。这就是折中主义。”（《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

列宁说：“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了‘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代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毛泽东说：“折衷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词，对立的事物，无原则地结合起来。这种无原则的结合就是混合，就是调和，就是折衷主义。”（《反对折衷主义》）

可以看出，在革命导师的论述中，折中主义的实质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一个正确的事物和一个错误的事物（例如：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和工会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等等）“混合”起来、“拼凑起来”、形同“杂烩”、“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无原则地结合起来”等等。

但是，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革命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两种性质不是“拼凑”、不是“杂烩”、不是“无原则地结合”。这两种性质是从客观事物中概括出来的，它们是“具体的和确切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此外，如果仅仅凭借“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语言表面形式来判断折中主义，那么，这种判断在现实生活中就一定寸步难行。

例如，毛泽东说：“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你能说这是折中主义吗？

如果我说：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要实行无产阶级民主。——你能说这是折中主义吗？

还拿这个例子来说。如果必须回答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哪一个占主导？”我想，这是任何人也回答不上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假问题。

现在，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一个革命，如果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一定是资产阶级革命吗？反过来说，一个革命，如果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就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吗？我们还是向革命导师请教。

恩格斯说：“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说：“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僵硬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信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反杜林论》）

列宁在俄国革命性质问题上反驳普列汉诺夫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要么是资产阶级革命，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其余的事都可以用简单的三段论法从基本的‘判断’中‘得出结论’！”（《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1906年1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22页）

可以看出，在革命导师的论述中，世界上是存在“亦此亦彼”的事物的，而“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鸭嘴兽”、“文昌鱼”、“始祖鸟”、“细颚龙”等动物为例，证明“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

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折中主义的“既是这个，又是那个”是错误的，为什么这里的“亦此亦彼”又是正确的呢？既然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论，为什么又说在有的情况下分不出重点呢？这岂不是矛盾的吗？是的，这是矛盾的。但是，应当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呢？可以认为这种矛盾是不应当存在的，而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取舍呢？不能这样看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理论上的矛盾”和“生活本身的矛盾”。理论上的矛盾是必须克服的，而生活本身的矛盾又是必须承认的。

列宁以消费问题为例说：“消费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归根到底也是与消费相联系并且以消费为转移这个事实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学说上的矛盾，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70页）

列宁在某个地方还说：“谁因这种矛盾而惶惑不安，他就是忘记了，这并不是叙述的矛盾，也不是学说的矛盾，而是生活本身的矛盾。这并不是臆造的矛盾，而是活生生的辩证的矛盾。”（《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902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87页）

同样，在资本主义（确切地说是实行专制制度的官僚资本主义）条件下，搞一场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革命，这也不是臆造的矛盾，而是活生生的辩证的矛盾。

三、关于革命阶段的问题

05、项观奇同志说：“风雨如同志的一个错误认识就是，把反对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革命，人为地分成两场斗争，先是反对专制统治，然后再反对资本统治，在理论上提出所谓我们必须将‘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加以区分的说法。”

——纠正一下：不是把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革命人为地分成两场斗争，而是把中国人民从奴隶地位中重新解放出来的革命，分为两场斗争。第一场斗争解决专制统治问题，第二场斗争解决资本统治问题。我们的“奥吉亚斯的牛圈”如此肮脏，社会主义是不愿意回来的。所以，让我们先打扫干净这个“牛圈”吧。

列宁当年曾经讽刺一位自由派人士说：“既然不能一下子前进两步，‘那就必须’一步也不前进！”（《口蜜腹剑》，1907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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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

118页）——这是100多年以前的事啦，希望它不再发生在100多年以后的今天。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想越狱，而你身上又戴着镣铐。怎么办？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戴着镣铐越狱（抽象地说，这也是可能的），另一种是先打碎镣铐再越狱。哪种办法最可行、最具现实的可能性呢？毫无疑问，无论男女老少智愚贤不肖，都会选择第二种办法。在今天，“一次革命论”就是要戴着镣铐越狱；“阶段革命论”就是要先打碎镣铐（人民民主革命）再越狱（社会主义革命）。

四、关于转换概念的问题

06、项观奇同志说：“现在，风雨如同志说，我讨论的‘制度’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它就是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制度。这个制度当然是政体。可是，在《回复项观奇同志》一文中，风雨如同志是这样说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制度’的解释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封建宗法制度。’在这里，‘制度’就是‘国体’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请同志们看一看，风雨如同志是不是一再转换概念。专制制度，到底是政体，还是国体，甚至是无所不包的社会形态，风雨如同志前后的说法是矛盾的、不一致的。”

——“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有时指国体，有时指政体，这要看具体的语境。我的意思是：资产阶级专制制度相对于资产阶级专政来说，是政体。但是，可以用资产阶级的另一种政体——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代替它（像苏东剧变那样），也可以用另一种国体——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代替它。前者是不彻底的革命，后者是相对彻底的革命。

但是，在我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确实出现了概念转换、前后矛盾之处，我接受项观奇同志的批评，向项观奇同志和大家表示歉意。

五、关于资本统治的问题

07、项观奇同志说：“但是，如果说，专制制度好像脱离了官僚资本的统治，这个说法不准确。资本统治，不仅是私营资本的统治，也包涵而且占主导的是官僚垄断资本的统治。专制统治和官僚垄断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

——这里面存在对“资本统治”这个概念如何理解的问题。

马克思说：“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既然将自己的葬身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地，也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列宁说：“为什么当前的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呢？因为它消灭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建立民主的社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个民主社会的资产阶级基础，并不消灭资本的统治。”（《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列宁说：“苏维埃政权刚诞生就决心成为反对一切剥削的劳动者的政权。它所提出的任务就是要使地主资本家不能再剥削劳动者，消灭资本的统治。”（《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列宁说：“欧洲的瑞士和美洲的北美合众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两个都是民主共和国，粉饰得很漂亮，侈谈劳动民主和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尽管如此，任何地方的资本统治都没有像这两个国家那样无耻，那样残酷，那样露骨。”（《论国家》）

列宁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完成工人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双重任务：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扩充和加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骨干力量，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需要获得自由，以便进行推翻资本统治的无情斗争。”（《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列宁说：“苏维埃政权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压迫而斗争的劳动者的政权。”（《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可以看出，在革命导师的著作中，“资本统治”一般情况下是指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雇佣劳动制）的统治，解决“资本统治”的任务是社会主义的任务。

在今天，沿用革命导师的概念，用“资本的统治”指称一般资本的统治或私营资本的统治，从而将它同“官僚垄断资本的统治”即“专制的统治”区别开来，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语，也符合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原理。

六、关于问题要害的问题

08、项观奇同志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要害就是，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性质，到底是人民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是的，这是问题的要害。换句话说，在资产阶级专制制度下，可能的革命是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呢，还是直接的人民民主革命？我们认为是人民民主革命。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有具备社会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参加。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谁都知道，在今天这个条件并不具备。

也许有人会说：经过一个斗争的过程，这个条件会逐步具备的。是的，这是不错的。条件会逐步具备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就会有一场由已经具备了民主主义觉悟的人民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因其条件成熟了而率先爆发出来。这点，已经越来越没有悬念了。

此外，那种“没有封建地主阶级就没有民主革命”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斯大林：《答同志们》，1950年，《斯大林选集》下卷，1979年版，第538页）——这是说过的话，为了引起重视，再说一遍。

最后，我想用一个蹩脚的比喻结束我的这篇文章：如果说只有等待树上的果子全部成熟了才去收获，那么，那些第一拨成熟的果子早就被人们摘走了。

风雨如
2019年4月24日

asfqcmz888

「项观奇：我同意太行下述表述: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主体力量，而官僚所有制（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中的一线生产工人则是革命的主力军。
?农村半无产阶级经过马列毛主义的教育将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一切反对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的革命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策略的情况下，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和积极分子。
?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中小资本家阶级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情况下，可能和我们暂时地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
?而官僚资产阶级、私营大资产阶级及其反动附庸则是我们当前主要的敌人。
?依靠无产阶级，团结半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条件地联合受官僚专制制度压迫的私营中小资本家阶层，结成最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打击官僚（买办）和大资产阶级，推翻其反动统治，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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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同意这个表述。

@半社会主义学会?我建议把太行今天的革命统一战线的表述收入讨论。算太行的意见，也算对此问题的总结并达到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