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二次革命（阶段革命）理论问题的辩论

asfqcmz888

项观奇：

  对人民民主革命论的善意批评
-                                          -------兼答风雨如同志


        看了风雨如同志对“人民民主革命论”的论述，以及和我再商榷的文章，使我更清楚了“人民民主革命论”的基本观点。正像我对太行同志大作略作批评一样，我想对风雨如同志的意见，也简要作一点回答。
        同志们之间讨论问题，有话直说。我想再一次明确重申，“人民民主革命论”是不正确的。
        按照风雨如同志的解释，这一理论，实质是要在我们面对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任务之前，再加一个以反对专制为主题的“人民民主革命”。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实现了“最低纲领”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从风雨如同志表达的这个意义上看，说他们是“二次革命论”，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当然，这不是中共历史上出现过的“二次革命论”，是一种新的发明，新的“二次革命论”。但是，既然他们自己不喜欢这个提法，我们还是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不用此提法。提法不是关键，关键的问题在，“人民民主革命论”对不对。
        我认为“人民民主革命论”是不正确的，风雨如同志为这一理论所做的论述也是不正确的。我觉得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略作讨论。
        一、对于社会革命的理解不正确。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严格意义上的可以称得起的社会革命，总是社会形态的革命，既是社会经济形态的革命，也是社会政治形态的革命。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他的研究方法时，讲得是很清楚的，也是很权威的。社会革命，是阶级的革命，既是经济关系的革命，也是政治关系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就政治关系、政治形态而言，主要是上层建筑的革命，是国体的革命，即哪个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革命，而不仅仅是政体形式的革命。在这里，上层建筑的变动和经济基础的变动是统一的，是不能分割的。
        政体是服从于国体的。这就是说，不是不可以探讨政体的革命，而是在探讨政体革命时，不能离开国体革命，也就是政治关系的革命，同时，也不能离开经济关系的革命。而“人民民主革命论”者，在论述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时，恰恰离开了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风雨如同志说，“今天，中国人民之所以灾难沉重是因为她不仅受着资本的统治，而且受着专制的统治；是因为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是因为专制的统治是中国无产阶级重建社会主义的一只拦路虎。所以，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而解决专制统治问题的革命，只能是人民民主革命。所以，在打碎中国人民身上的专制统治的沉重枷锁之前，侈（奢）谈什么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通通都不过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水中捞月，画饼充饥。”
    这段话的主要问题就是把政治和经济完全割裂开来了。
    第一、专制统治是为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服务的，二者是一致的，把现在的“专制的统治”说成是“远远大于、强愈、惨烈于资本的统治”，是不正确的，因为“专制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就是资本统治的必然形式。可以说，有多么残酷的资本剥削形式，就有多么残酷的资本压迫形式。二者是完全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政治上的专制的残酷压迫，正是为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服务的。
        第二、把解决专制的革命孤立起来，说“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而解决专制统治问题的革命，只能是人民民主革命。”现在的专制统治是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是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要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只有革命，而这一革命，不仅是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也是解决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当然，我们面对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这里的资产阶级首先是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解决专制统治的革命离不开这一条。一旦，这样的革命胜利，难道仅仅是推翻专制统治的问题吗？难道不是推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的问题吗？这个政权，难道不要同时解决专制统治所维护的资本统治的问题吗？
        我们这里暂时不讨论对待私营资本主义的策略。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只要解决专制制度的问题，也就必然地要解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的问题，也就必然地要解决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的问题。无法设想，人民起来了，解决了专制统治的问题，执掌了政权，建立了联合政府，人民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到此为止，不去解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问题，不去解决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的问题，这可能吗？讲得通吗？不要忘记，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政体改变的问题。任何上层建筑的革命都是为经济基础开道，为建立和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风雨如同志这样设想人民民主革命，是不符合历史规律和历史实际的，很难讲得通。
        我想，一旦无产阶级领导发动起人民革命，推翻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的人民群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人民民主国家，那么，这个政权，立即就要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就要剥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这是怎样性质的革命？这正是只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一场反对新生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一场社会主义的人民革命运动。
        可见，硬要把一场革命分成两场革命，是没有根据的。风雨如同志说：“实现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我们的最高纲领。”这个说法，不妥当，把实际上的一个目标，人为地分成了两个目标，是一种主观的想象。
        与这一点有联系，风雨如同志有一个说法也欠妥当，虽说，这不怪他，这与一个传统的看法有关，只是，现在，认识需要更新。风雨如同志说：“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既不是建立民主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建立毛泽东当年提出来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的“人民民主国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是应当的国家形式，也是过渡的国家形式。说其应当是因为：革命是由几个阶级共同完成的，革命政权也就 应当由几个阶级共同组成。说其过渡是因为：在完成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把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抗镇压下去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必然会突出出来，决战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两大阶级之间展开，人民民主国家的使命也就结束了。”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是需要更新的。请问，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那么，这个人民民主国家，到底应该怎样定性呢？说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这几个革命阶级在联合专政中的地位是一样的吗？我们的宪法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宪法的这一规定，明确告诉我们，我们建立的这个国家，虽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但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是说，实质是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
        这个实质不仅可以从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看得清清楚楚，还可以从宪法的下列规定看得清清楚楚。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
        第六条    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
        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它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第七条    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它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
        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且以发展生产合作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
        第八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权。
        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
        国家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
        第九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它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手工业者和其它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改善经营，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
        第十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 制。
        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
        宪法的这些规定，清楚地告诉我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开始。
        历史事实也是这样的。
        1959年底，毛主席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了理论上的总结，讲了这样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结果的明确结论：“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80％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

asfqcmz888

项观奇：

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3页。）同志们都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有分歧，毛主席不赞成并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和策略。
        结论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国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定的较低的形式，自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特定的较低的形式。
        不知风雨如诸同志是否能接受？
         虽然由于革命的起点较低，一旦夺取政权，我们不会立即实行完全的彻底的较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政策，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性质。人民民主专政，是较低的社会主义国体形式，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是较低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这是历史赋于我们的一种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已经通过革命掌握了政权，这就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一个伟大的质变，接下来，我们要完成一个漫长的也是艰难的历史渐进过程，这是质量互变规律的展开，需要我们有一点辩证思维，我们会慢慢地做得越来越好。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办法，争取做到党不变质，国不变色，使社会主义能够稳步前进，只有这样，走向共产主义就是有把握的。这是历史留给我门的经验教训。
        二、“人民民主革命”提法不妥。
        在这个问题上，从风雨如、太行等同志的论述来看，在认识上也是有不妥之处的。我们也做一点讨论。
        第一、民主革命是有特定的含意的。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主席说，“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同时，毛主席也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毛主席这里使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主革命”实际是一个意思，这就告诉我们，通常说“民主革命”就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上次，我在和太行作讨论的时候，说过：“在这里，人民民主革命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同志们都知道一个常识，所谓‘民主革命’，总是、就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导师从来就是这样使用这一概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从来不说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无产阶级的革命，决不是仅仅争取民主的革命，而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从科学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最终是要实现民主的消亡的，这一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有明确的说明，他借用恩格斯的话说，‘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党的名称‘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列宁指出，‘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正是基于这个道理，无产阶级革命从来不会用民主革命来表达。哪怕是一个时期的口号，可以明确提出，我们要争取民主，但是，不能用‘民主革命’来表达，就是‘人民民主革命’也不对。当着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都明确指出革命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没有使用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样的概念。”这个道理，我就不重复了。
        风雨如同志的误解是明显的，因为他说：“即无论是解决封建主义专制制度，还是解决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都是民主革命。” 又说：“推翻封建地主阶级专制制度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推翻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的革命也是民主革命。简言之，只要是针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就是民主革命。换言之，民主革命的对象是专制制度，而不仅仅是封建专制制度。”
         这显然是把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仅仅局限于政体的变动，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实际上都是不正确的。道理在前面已经说过。
        从这段话还可看出，风雨如同志离开了“民主革命”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一特定含意。而且，把社会革命孤立地只看作是解决专制制度的革命，请风雨如同志想一想，历史上有哪一次革命是这样的只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就是你们常引用俄国的反对沙皇的专制制度，也不仅仅是反对专制制度，而是反对整个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包括农奴制残余。至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不用说了，完全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大革命、社会大革命。
        我看，风雨如同志对专制制度问题的认识，有一些片面性。他说：
        “让我们来看一看封建主义专制制度本和官僚资本主义有什么异同。
        不同点。二者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不同。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建立在封建主义所有制之上，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建立在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之上。这一点虽然是重要的，但是，它仅仅说明了专制制度的经济实质，而没有说明，也无法说明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和政治危害。
        相同点。那么，什么是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呢？列宁说；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夺取任何巩固的阵地，不能在全体劳动群众面前举起社会革命的旗帜，也不能教会他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20页）----这，就是专制制度的政治危害。无论封主义的专制制度，还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制度，都是如此。这一点不也已经被今天的实践所证明了吗？
        如果你不能否定这一点，即无论是封建主义专制制度还是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其政治实质和政治危害都是一样的，或者，如果你不能将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和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和政治危害加以明晰的、具体的、本质上的区分（纯粹形式方面的区别肯定是有的，但那是无关紧要的。例如，都是杀人的武器，一个叫作大刀片，一个叫做机关枪，这难道不是纯粹形式上的区别吗？）；那么，你也就无法否定下面这一点，即无论是解决封建主义专制制度，还是解决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都是民主革命。这是任和人都无法否定的。因为否定了这一点，也就否定了社会性质（社会二级本质）决定革命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这些论述是不准确的。
        既然说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和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不同，一个是建立在封建主义所有制之上的，一个是建立在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之上的，对于这一点，怎么能说“仅仅说明了专制制度的经济实质，而没有说明，也无法说明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和政治危害”？
        什么是政治实质？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阶级的实质，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是封建主义专制制度，还是资本主义专制制度，这本身正是政治实质。它回答了是哪个阶级、哪种社会的专制制度。这怎么能说“没有说明，也无法说明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呢？
        至于说到政治危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专制制度的危害是不同的。考察历史，可以看到，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专制制度，是并不一样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专制制度在形式上还是有很大不同。风雨如同志所引列宁讲的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的危害，我看，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制度的危害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专制就是专制，其危害，有共同点，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其形式、其危害还是有区别的。
        更重要的是，不同的专制制度的危害，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维护的经济关系、政治统治是不同的。这恐怕无须多作解释。例如，我们现在面对的专制制度的危害，就是很具体很残酷的，这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法西斯专制制度。这一专制制度的危害，十分具体地使中国特色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能够残酷地压迫剥削中国劳动人民。
        正是基于这些并不正确的理论，风雨如同志认为“在苏东剧变中，那几个实行专制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复辟，事实上也是在类人民民主革命中倒台的，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倒台的。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视而不见”的恐怕是风雨如同志。苏东剧变，不是类人民民主革命，而是所谓颜色革命，实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战胜了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社会制度，是资产阶级战胜了官僚特权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战胜了法西斯特权阶级专制制度。这不单是政体的革命，而是社会制度的革命。风雨如同志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
        风雨如同志强调要深入事物的一级一级的本质看问题。但是，风雨如同志自己恰恰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风雨如同志的设问，“如果你不能将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和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和政治危害加以明晰的、具体的、本质上的区分”，在我们看来，恰恰相反，不同阶级的不同专制制度，是完全可以也必须“明晰的、具体的、本质的区分”，以便从实际出发，进行反对这种具体的专制的斗争。苏东正是一个例子。
        三、谈一点思想方法
    1、不要作简单的历史模拟。把我们现在的面临的革命，和列宁时代的俄国革命模拟，和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模拟，都是不恰当的。还是要从我们面对的现实实际出发。
    2、对革命导师的教导，要真懂，要消化，要弄清楚革命导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做出这样的教导的。不能简单地浮浅地从某些表面的相似去运用革命导师的教导。要克服教条主义。
    3、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能够贯通的。我们在运用的时后，一定要把握住这个体系，而不是片言只语。这是能否正确认识社会问题的关键。我们对于当前革命性质的认识的分歧，主要还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不够好造成的。我们还是要在学习马列毛主义上下功夫。
    最后，我要说，中国是毛泽东主义的故乡。中国人民受到过毛主席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理论的深刻教育，并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经历过反对修正主义上台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锻炼。反对修正主义背叛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坚决捍卫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中国人民不会在修正主义猖獗一时、资本主义复辟得逞的困难面前屈服。毛主席的旗帜，始终

asfqcmz888

项观奇：
是中国人民手中的一面革命的旗帜、造反的旗帜，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坚信，反动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并不表明他们的强大，而是表明他们的虚弱。他们越是拒绝民主，等于越是拒绝人民，等于越是帮助人民觉悟起来，不再迷信民主的追求、权益的维护，而是走向革命，走向自己解放自己，这就为发动中国社会主义再革命创造了条件。正是基于这个现实，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再革命越来越逼近地提上了日程，在中国重建社会主义的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
    让我们牢记革命者的信条：勇敢，勇敢，再勇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要实现！
        谢谢同志们，谢谢风雨如、太行等同志。
                                                                                             2019年3月3日

asfqcmz888

风雨如：

再回复项观奇同志

内容提要：
01、关于革命性质问题
02、关于革命阶段问题
03、关于国体和政体的关系问题
04、关于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的关系问题
05、关于革命和政权问题
06、关于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07、关于“创造发明”问题
08、关于领导权问题
09、关于人民民主革命问题

读了项观奇同志《对<回复项观奇同志>的回复》，觉得：其中有的意见我可以接受并改正我的错误，其中有的意见我仍然不能接受并坚持我的观点。故写了这篇再回复。

01、关于革命性质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在风雨如同志看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解决官僚资产阶级问题的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不同意，在我看来，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管是哪种具体的资本主义形态，总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有步骤，但是，不管有多少步骤、多少阶段，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内。”

——革命的性质是由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今天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革命的性质当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专制的资本主义。在专制的资本主义下所发生的革命，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民主革命（例如“苏东剧变”），也可能是人民民主革命，唯独不可能是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固然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它又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是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社会。正是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专政这个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的性质是人民民主革命。“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管是哪种具体的资本主义形态，总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说法没有区分事物的“初级本质”和“二级本质”，更没有认识到“二级本质”的重要意义。例如，我们面前站着两个坏人，一个是小偷，一个是杀人犯。对于法官来说，可以不管他们俩是哪种具体形态的坏人，而给他们俩同样的量刑吗？

项观奇同志说：“同志们可以看出，有点转换概念了吧。好。就算这样，我很高兴，因为你说的正是社会主义革命！一场对官僚资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大革命，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担当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把这样的革命称为人民民主革命，那就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就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了。”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一场对官僚资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大革命，除了人民民主革命可以担当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把这样的革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就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了。

项观奇同志说：“如果照前面的意思说，‘无产阶级没有争取到领导权，当了尾巴。自由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在中国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这只能说是一场颜色革命，或者，别的说法，反正，这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不是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是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那要你们自己回答。如果是，那就是说，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历史上旧的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在今天，情况不同了。今天的人民民主革命具有两重性。毛泽东说：“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3页）这个论断用在今天也是基本正确的。

——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意味着反对法西斯制度，意味着暂时不触动一般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所以，这个革命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大资产阶级，绝对地触动它们的所有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以，这个革命又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02、关于革命阶段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风雨如同志这里明确说，提法应该是‘中国人民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需要分两步走’。但是，从上面的表述看，这个说法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是，既然把整个革命斗争称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那完成了第一步，即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问题，不就完成了这一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了吗？还要什么第二步？二是，如果只是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又说第二步要‘解决一切资产阶级问题’，这样性质的第二步怎么能纳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呢？官僚资本主义之所以划出来，不就是因为它不同于、不包涵‘一切资产阶级’吗？”

——这个意见我完全接受，我的表述确实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感谢项观奇同志的指正。为了使我的表述克服“自相矛盾”，我决定将这个意思修改如下：

中国人民重新获得解放的斗争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开展人民民主革命，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问题；第二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一般资产阶级（非官僚资产阶级或民间资产阶级）的资本统治问题。前者是最低纲领，后者是最高纲领，没有最低纲领，就没有最高纲领。

项观奇同志在文章中引用了原来的话：“现在的专制统治是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是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要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只有革命，而这一革命，不仅是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也是解决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当然，我们面对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这里的资产阶级首先是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解决专制统治的革命离不开这一条。一旦，这样的革命胜利，难道仅仅是推翻专制统治的问题吗？难道不是推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的问题吗？这个政权，难道不要同时解决专制统治所维护的资本统治的问题吗？”

——是的，人民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问题。只有在人民民主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解决“资本统治”即一般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也是必须分开的两个历史阶段。

——此外，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探索。在今天，一般资产阶级或民间资产阶级或非官僚资产阶级，是属于统治阶级的范畴，还是属于人民的范畴？我认为，它们属于人民的范畴。所以，在今天，不能把它们当作敌人和革命的对象。

——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一切非官僚资产阶级成员而拥护官僚资产阶级的人或曰官僚资产阶级的走狗是我们的次要敌人，一般资产阶级是我们今天的朋友，明天的敌人。

项观奇同志说：“这个解释是软弱的。不是我误解了风雨如同志用语的含意，而是风雨如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其实这个解释依然还是不通的。因为这和‘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说法相矛盾，如果这句话里，专制制度包涵了资本统治，那首先解决的问题，也就包涵了解决资本统治，至少是官僚资本的统治，那这里的‘无法解决资本统治’也就是多余的了。”

——我依然坚持我的“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的观点。在今天，我们必须将“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加以区分。因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革命是性质不完全相同的革命，解决这两个敌人的斗争是性质不完全相同的斗争。只有完成了第一场斗争，才能开始第二场斗争。恩格斯说得好：“虽然它们彼此之间应当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只有在它们彼此是单独地对立的时候，这一斗争才能进行到底。”（《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003年版，第112页）

03、关于国体和政体的关系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风雨如同志，不能转换概念。我们不是讨论的一般社会制度。我们讨论的针对的很具体，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制度，就是这种政治统治的形式，也就是政体。我们是同志之间讨论问题，故意转换概念的辩论方式不合适。”

——我没有转换概念。我讨论的“制度”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它就是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制度。这个制度当然是政体。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个政体问题？

——从理论上说，改变这种政体，有三种办法。第一，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取代它。第二，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它。第三，用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国家）取代它。以今天中国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无非是这种关系的具体体现）来看，第一种办法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第二种办法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但是概率极小；只有第三种办法具有最大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毫无疑问，政体是国体的形式。国体决定政体。但是，毛泽东说：“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矛盾论》）艾思奇说:“虽然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它对于内容有重大的能动作用。……不仅如此，当着不变更形式，内容就不能发展的时候，形式的变更甚至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对于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制度这个“政体”兼“形式”的变革，又一次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不实行这种变革，中国其它一切问题包括资本统治的问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04、关于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的关系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我是肤浅。但是，我读列宁的这类话，还是肤浅地想，这还不是说专制统治为经济剥削服务吗？有什么深奥的？列宁的话，我读不出风雨如同志说的，‘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愈、惨烈于资本的统治’。专制不残酷还是专制吗？看到这一点，更该认识到，这种残酷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是一致的。”

——列宁说的非常明确：“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利益，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如果说“专制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怎么会“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呢？这怎么解释呢？

——列宁说的非常明确：“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资产阶级有可能采用最粗暴的剥削方式，那么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却给生产力的广泛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设置无数障碍，因此不仅引起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有时还引起大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如果仅仅存在残酷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一致的一面，怎么会出现“不仅引起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有时还引起大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的情况呢？这怎么解释呢？

——列宁说的非常明确：“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专制制度的利益仅仅在某些情况下并且仅仅同有产阶级的某些利益相一致，而且往往不是同所有这些阶级的利益相一致，而是同它们的个别阶层的利益相一致。”“某些利益相一致”和“一致”难道是完全一致的吗？为什么忽略二者的不相一致，而仅仅强调二者的一致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邓小平和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赵紫阳，他们之间固然也有一致的方面，然而他们之间更有不一致的方面，而正是这不一致的方面使他们之间的矛盾升级、激化，走向对抗。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今天，“专制的统治”坚持专制制度，“资本的统治”要求宪政民主。二者针锋相对，这怎么能说是“专制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呢？

asfqcmz888

风雨如：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既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并且，一致是相对的，矛盾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二者一致的一面，而忽视二者矛盾的一面。二者矛盾的一面之所以不可忽视，是因为，革命，有可能在它们之间的厮杀声中打开缺口或拉开序幕。

项观奇同志说：“当然有争议。难道不正是在这种法西斯专制制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剥削特别残酷吗？不是连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都复活起来了吗？”

——是这样的。但是，我并没有说，资本主义剥削不残酷。“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这句话里并没有“资本的统治”不惨烈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专制的统治”比“资本的统治”更惨烈。同样，我也没有否认“连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都复活起来了”的事实。但是，如果拿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的事实同柳丝大屠杀的事实相比，哪一个更为惨烈呢？“三条石”、“包身工”、“收租院”的事实都是惨烈的；然而，同“四一二”惨案相比，哪一个更为惨烈呢？历史上，还有什么事情比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事情更为惨烈呢？

——被超经济剥削和被因为一篇文章、一次集会、一个组建工会或其它社会团体的要求等等就被关进监狱，这两个事实，哪个更惨烈呢？周秀云以及同周秀云命运相似的千千万万个冤魂，是死于资本家之手，还是死于警察之手？或者，他们是死于“资本的统治”，还是死于“专制的统治”？

项观奇同志说：“经济上呢，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能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的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相比吗？中国资本剥削的残酷不同样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也‘鲜有发生’吗？”

——是这样的。但是，这恰恰说明，专制统治同资本统治的不一致。这恰恰说明，资产阶级专制制度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不一致。这恰恰说明，“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

——在讨论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哪个更惨烈的问题时，项观奇同志强调了二者的因果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倒是一致的。富士康的N连跳事件固然是惨烈的，然而，是谁把富士康请进来并且保护起来的呢？可以说，没有专制的统治，就没有富士康之类的多如牛毛的惨烈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工厂。不仅如此，如果没有了专制的统治，一切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的现象，都会在一夜之间从中华大地上消失。

05、关于革命和政权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你看，到了关键时刻，风雨如同志又退缩了，不取得政权，不解决哪个阶级统治的问题，那还是革命吗？没有政权，就是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也会流产。”

——人民民主革命难道不是革命吗，革命难道不包含着政权问题吗？世界上难道还存在着不是以政权为目的的革命吗？

06、关于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只有主席的话，没有疑问。但你的发挥，有疑问。你的这一命题，是错误的，即：‘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解决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我看来，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一切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正因为他们的本质都是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反对这两种有区别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要解决的这两种有区别的资产阶级的问题，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正因为有区别，我们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步骤、策略，也会有区别，说第一步，第二步，也行，但是，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第二步，不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步。”

——我认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这句话是值得商榷的。

——列宁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我敢肯定，这是一种经院式的论断。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写出一本论述人类历史上的这种资本主义的书籍，因为我们现在才第一次经历这种资本主义。在此以前，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写得还象样的书籍，都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种条件、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14页）

——如果拿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我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做简单的比较，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拿列宁所运用的分析“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逻辑的规则和方法来分析我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则不仅是正确的，甚至是必要的。

“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和“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这两种说法非常相似。但是，表面上看来是正确的命题，在实际生活中却是“经院式的论断”了。在这里，形式逻辑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这两个命题恰恰都是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展开，我另外再写文章探讨吧。这篇文章已经够长了。

07、关于“创造发明”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这里，风雨如同志大概找不到革命导师的支持他们的论点的语录，于是就强调创造发明。创造发明，总是必须的。但是，要正确。你们的问题在于离开了民主革命这一命题的特定含意，以为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就是人民民主革命，其实，经过这几次的交锋，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不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列毛主义的背离。从理论上实践上对于我们目前要进行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是有害的、非常有害的。希望同志们清醒。不要坚持错误。”

——我没有“强调创造发明”。我只是强调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和“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常识。强调常识和“强调创造发明”隔着十分遥远的距离。

——“其实，经过这几次的交锋，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不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列毛主义的背离。”——这个结论恐怕为时过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是非，政治是非等等，还是让未来的实践来检验吧。

08、关于领导权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风雨如同志没有告诉我们，在这场革命中，到底哪个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哪个阶级在革命中占主导。”

——恐怕，这个问题谁也无法“告诉我们”。是否能够争得领导权？在多大程度上争得领导权？这完全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能动性问题。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从理论上讲，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无产阶级争取到绝对的领导权。……第二种可能：无产阶级没有争取到领导权，当了尾巴。……第三种可能：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各争得大概一半的领导权，二者大体上势均力敌。或者无产阶级略强一点，或者自由资产阶级略强一点。”我个人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这些，都是理论分析。这种分析，不但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至于结局如何，不取决于我们的分析，而取决于无产阶级阶级力量的变化状况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斗争纲领和斗争策略的正确与否。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理论分析的对与错才能得到验证，“哪个阶级取得了领导权”的问题才能得到回答。

09、关于人民民主革命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就目前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不管是哪种情况，我认为，要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要么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所谓颜色革命。如同苏东。没有抽象的阶级属性不明确的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

——列宁针对孟什维克对“人民革命”（马克思语）的错误理解时写道：“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国家与革命》）

——中国正处在人民民主革命的前夜。这场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大部分民间资产阶级参加的阶级属性十分明确的革命，也是一场最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革命。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场革命在哪一天开始，在哪一天结束，但是我们知道：这场革命是一次，也是第一次把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从复辟的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的锁链里解放出来，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的伟大的革命。我们已经听到了她的脚步声。

最后，再一次感谢项观奇同志对我文章的指正，使我及时纠正了错误。这篇文章如有错误，仍希批评指正。

风雨如
2019年3月24日

asfqcmz888

项观奇：

对《回复项观奇同志》的回复


    风雨如同志不接受我的批评，写了《回复项观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予了反批评。讨论自然是好的。但是，能够作自我批评也很重要。我总得感觉是，风雨如同志缺少自我批评的勇气。因为我感到是非本来已经清楚。
    当然，这是我的感觉。太行同志自然不这样看。在他看来，风雨如同志的反批评是“马列毛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好文章”。到底怎样，我只好再作一点批评，让同志们看看，到底谁说的更接近事实。
    本来，我是不想再写什么了，现在依然。因为事情已经辩论清楚了。硬是不接受，我也没办法，只要大家看清楚了，也就够了。每个人都有坚持自己意见的权利。我尊重这种权利。我本来就不是要争个人的是非，而是善意批评我认为错误的认识。人家可能认为我错了，那只好让社会实践检验。
    下面，我就在风雨如同志的《回复》一文中插进评论，这样至少不会犯断章取义的错误。我的评论用黑体字。

    内容提要：
    一、关于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问题
    二、关于国体和政体的关系问题
    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
    四、关于革命的性质问题
    五、关于革命的目标问题
    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
    七、关于苏东剧变问题
    八、关于历史比较问题


    读了项观奇同志的文章《对人民民主革命论的善意批评——兼答风雨如同志》，觉得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关于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按照风雨如同志的解释，这一理论，实质是要在我们面对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任务之前，再加一个以反对专制为主题的‘人民民主革命’。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实现了“最低纲领”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不是“要在我们面对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任务之前……”。我们今天直接面对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任务”，而是“人民民主革命历史任务”。这是两种具有部分质的区别的历史任务，后者为前者扫清道路、奠定基础。所以，正确的表述应当是：中国人民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开展人民民主革命，解决官僚资产阶级问题；第二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一切资产阶级问题。前者是最低纲领，后者是最高纲领，没有最低纲领，就没有最高纲领。
    风雨如同志这样说，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不认为我们面对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人民民主革命。
    那么，我想提出以下问题，请风雨如同志作进一步说明。
    人民民主革命既然不是无产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那是什么阶级的什么革命？
    在风雨如同志看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解决官僚资产阶级问题的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不同意，在我看来，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管是哪种具体的资本主义形态，总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有步骤，但是，不管有多少步骤、多少阶段，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内。
    太行玉笛同志认为：中国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需要分两步走……我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包含一个民主革命阶段，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建议将“中国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需要分两步走”修改为“中国人民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需要分两步走”。
    风雨如同志这里明确说，提法应该是“中国人民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需要分两步走”。但是，从上面的表述看，这个说法有自相矛盾之处。
    一是，既然把整个革命斗争称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那完成了第一步，即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问题，不就完成了这一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了吗？还要什么第二步？
    二是，如果只是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又说第二步要“解决一切资产阶级问题”，这样性质的第二步怎么能纳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呢？官僚资本主义之所以划出来，不就是因为它不同于、不包涵“一切资产阶级”吗？
    太行的说法也不通，既然说中国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怎么又加上一个第一步是人民民主革命呢？人民民主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法纳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

二、关于国体和政体的关系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政体是服从于国体的。这就是说，不是不可以探讨政体的革命，而是在探讨政体革命时，不能离开国体革命，也就是政治关系的革命，同时，也不能离开经济关系的革命。而‘人民民主革命论’者，在论述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时，恰恰离开了这个最基本的道理。”“这显然是把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仅仅局限于政体的变动，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实际上都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说：“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论》）”这里的甲乙丙，就是三种“国体”。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这不就是由“甲”国体转化为“丙”国体了吗？这怎么是“政体的革命”呢？什么是“政体的革命”？那是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框架内，将资产阶级专制政体国家改造为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国家（民主共和国）。这不是我们的主张。
    风雨如同志这里答非所问。我的批评是引用了风雨如同志的原话加以分析的，我这样写的：  
        把解决专制的革命孤立起来，说“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而解决专制统治问题的革命，只能是人民民主革命。”现在的专制统治是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是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要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只有革命，而这一革命，不仅是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也是解决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当然，我们面对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这里的资产阶级首先是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解决专制统治的革命离不开这一条。一旦，这样的革命胜利，难道仅仅是推翻专制统治的问题吗？难道不是推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的问题吗？这个政权，难道不要同时解决专制统治所维护的资本统治的问题吗？
        风雨如同志明明强调“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而解决专制统治问题的革命，只能是人民民主革命。”这难道不是强调首先解决专制统治因而只能是人民民主革命吗？你们一向不是这样解释的吗？是“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还是解决阶级统治的问题，政权的问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这是我们分歧的焦点所在。


    《现代汉语词典》对“制度”的解释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封建宗法制度。”在这里，“制度”就是“国体”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不知为什么，项观奇同志将“专制制度”理解的如此狭隘？更不知为什么，项观奇同志总是将解决“专制制度”的革命理解为“政体”的变更？这不仅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术语不通，也于现代汉语的词语含义不通。
    风雨如同志，不能转换概念。我们不是讨论的一般社会制度。我们讨论的针对的很具体，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制度，就是这种政治统治的形式，也就是政体。我们是同志之间讨论问题，故意转换概念的辩论方式不合适。

    项观奇同志说：“请风雨如同志想一想，历史上有哪一次革命是这样的只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就是你们常引用俄国的反对沙皇的专制制度，也不仅仅是反对专制制度，而是反对整个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包括农奴制残余。至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不用说了，完全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大革命、社会大革命。”
    ——我在我的文章中所说的“专制制度”，既包含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也包含了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是指整个社会制度。不错，这场革命要解决的问题确实很多，这场革命也确实翻天覆地，但是，解决“专制制度”问题是“纲”，其余都是“目”。
    同志们可以看出，有点转换概念了吧。好。就算这样，我很高兴，因为你说的正是社会主义革命！一场对官僚资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大革命，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担当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把这样的革命称为人民民主革命，那就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就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了。


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


    项观奇同志引用了我的一段话：“今天，中国人民之所以灾难深重，是因为她不仅受着资本的统治，而且受着专制的统治；是因为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是因为专制的统治是中国无产阶级重建社会主义的一只拦路虎。所以，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而解决专制统治问题的革命，只能是人民民主革命。所以，在打碎中国人民身上的专制统治的沉重枷锁之前，侈谈什么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通通都不过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水中捞月，画饼充饥。”
    ——为了行文简洁，我这里将新型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简称为“专制的统治”，将官僚资产阶级之外的民间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或一般资产阶级的统治简称为“资本的统治”。“新型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和“民间资产阶级的统治”两个概念，都照顾到了经济内容和政治内容，是经济内容和政治内容的统一体。我想，这是所有的读者都会这样理解，也不能不这样理解的一个问题。所以，项观奇同志所说的“这段话的主要问题就是把政治和经济完全割裂开来了。”以及下面的几点分析，是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
    这个解释是软弱的。不是我误解了风雨如同志用语的含意，而是风雨如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其实这个解释依然还是不通的。因为这和“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说法相矛盾，如果这句话里，专制制度包涵了资本统治，那首先解决的问题，也就包涵了解决资本统治，至少是官僚资本的统治，那这里的“无法解决资本统治”也就是多余的了。

    项观奇同志说：“专制统治是为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服务的，二者是一致的，把现在的‘专制的统治’说成是‘远远大于、强愈、惨烈于资本的统治’，是不正确的，因为‘专制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就是资本统治的必然形式。可以说，有多么残酷的资本剥削形式，就有多么残酷的资本压迫形式。二者是完全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政治上的专制的残酷压迫，正是为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服务的。”

asfqcmz888

项观奇：——恕我直言，这段话失之肤浅了。让我们来看一看列宁是怎样分析这个问题的吧，列宁说：
    “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专制制度的利益仅仅在某些情况下并且仅仅同有产阶级的某些利益相一致，而且往往不是同所有这些阶级的利益相一致，而是同它们的个别阶层的利益相一致。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利益，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例如，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资产阶级有可能采用最粗暴的剥削方式，那么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却给生产力的广泛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设置无数障碍，因此不仅引起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有时还引起大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保护资产阶级防备社会主义，那么另一方面，这种保护在居民无权的情况下必然要变成警察专横，从而激怒所有的人。……”（《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1902年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48—249页）
    ——列宁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导师，看问题就是深刻。这里，我想运用一次在我看来是科学的历史比较：列宁的这番话，好像是今天早上才写好的，好像写的就是我们。
    我是肤浅。但是，我读列宁的这类话，还是肤浅地想，这还不是说专制统治为经济剥削服务吗？有什么深奥的？列宁的话，我读不出风雨如同志说的，“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愈、惨烈于资本的统治”。专制不残酷还是专制吗？看到这一点，更该认识到，这种残酷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是一致的。

    “资本的统治”，侧重强调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剥削；“专制的统治”侧重强调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政治压迫。比较而言，它们二者对于人民的损害，哪个更大、更强、更惨烈呢？40年了，这件事情难道不是朗若白昼吗？
    以JIASHI事件为例。JIASHI工人固然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受着资本的统治。但是，是谁把他们迫害到今天这个悲惨的地步？难道不是政府的机器、专制统治的工具吗？资本家再狠毒，有权力这样做吗？这种情况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就鲜有发生，因为他们那里不存在法西斯式的“专制的统治”，最近在法国发生的“黄马甲”运动就是证明。而我们中国的“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的事情，难道不是每天都在我们的眼前发生吗？这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
    当然有争议。难道不正是在这种法西斯专制制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剥削特别残酷吗？不是连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都复活起来了吗？“这种情况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就鲜有发生，因为他们那里不存在法西斯式的‘专制的统治’，最近在法国发生的“黄马甲”运动就是证明。“是这样。但是，经济上呢，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能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的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相比吗？中国资本剥削的残酷不同样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也“鲜有发生”吗？这才是不可争议的，政治的残酷和经济的残酷是一致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所以，我说“专制的统治是中国无产阶级重建社会主义的一只拦路虎。”并且要首先解决这个拦路虎的问题，然后再去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难道不对吗？或者，在今天，官僚资产阶级问题和一般资本家阶级问题，难道可以一次性同时解决吗？
    要解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我们没有分歧最好。但是，这个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至于，私营资本家阶级，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我们并不认为要一次性解决，我们的两个《纪要》都写清楚了。我论述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是给私营资本主义留有余地的。但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看双方怎样选择。
    所以，项观奇同志所说的“这一革命，不仅是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也是解决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是脱离了中国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客观实际的，是一种一厢情願的愿望。
    你看，到了关键时刻，风雨如同志又退缩了，不取得政权，不解决哪个阶级统治的问题，那还是革命吗？没有政权，就是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也会流产。

    项观奇同志说：“无法设想，人民起来了，解决了专制统治的问题，执掌了政权，建立了联合政府，人民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到此为止，不去解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问题，不去解决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的问题，这可能吗？”
    ——是的，这不可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同“专制统治”是同一件事情。解决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问题，也就同时解决了“专制统治”的问题。怎么可以把事实上的同一件事情看作不同的两件事情呢？或者，“专制统治”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人民民主革命是在同一个抽象的东西作斗争？这可能吗？
    此外，这里存在一个逻辑不自洽的问题。既然说“执掌了政权”，那就意味着已经解决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问题，谈何“执掌了政权”呢？难道说不解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问题，也可以执掌政权吗？
    是啊。既然这样，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吗？


    四、关于革命的性质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我想，一旦无产阶级领导发动起人民革命，推翻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的人民群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人民民主国家，那么，这个政权，立即就要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就要剥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这是怎样性质的革命？这正是只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一场反对新生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一场社会主义的人民革命运动。”
    ——不，这样的革命，恰恰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说：“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1948年3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1967年版，第1231页）——在今天，主要的敌人是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切资产阶级。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解决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难道还有疑问吗？或者，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和解决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没有区别的事情吗？
    只有主席的话，没有疑问。但你的发挥，有疑问。你的这一命题，是错误的，即：“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解决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我看来，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一切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正因为他们的本质都是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反对这两种有区别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要解决的这两种有区别的资产阶级的问题，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正因为有区别，我们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步骤、策略，也会有区别，说第一步，第二步，也行，但是，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第二步，不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步。
    我必须指出，把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定义为人民民主革命，是“二次论”的发明，但是，这是离开马列毛主义的错误发明。


    项观奇同志说：“民主革命是有特定的含意的。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志们都知道一个常识，所谓‘民主革命’，总是、就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导师从来就是这样使用这一概念的。”
    ——列宁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旧的答案，那就是只忠于学说的字句，而不是忠于学说的精神，就是只背诵过去的结论，而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1903年7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22页）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答同志们》，1950年，《斯大林选集》下卷，1979年版，第538页）——是的，我们今天究竟是应当“只背诵过去的结论”呢，还是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呢？
    这里，风雨如同志大概找不到革命导师的支持他们的论点的语录，于是就强调创造发明。创造发明，总是必须的。但是，要正确。你们的问题在于离开了民主革命这一命题的特定含意，以为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就是人民民主革命，其实，经过这几次的交锋，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不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列毛主义的背离。从理论上实践上对于我们目前要进行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是有害的、非常有害的。希望同志们清醒。不要坚持错误。


五、关于革命的目标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说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这几个革命阶级在联合专政中的地位是一样的吗？”
    ——无产阶级的地位如何，取决于无产阶级能否争得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争得领导权。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从理论上讲，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无产阶级争取到绝对的领导权。这当然是最理想的。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却是不现实的。它只具备理论的可能性，而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具备做到这一点的足够的阶级力量，还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在今天中国存在的三大政治势力（无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中，无产阶级是最弱的。而且，她也不太可能在暴风雨到来时迅速而优质地组织起来。不看别的，你只看“左派”的“窝里斗”，就可以预见暴风雨来临时的情景了。
    看来，如果无产阶级争取到革命的领导权，风雨如同志也认为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的策略正是基于这一点。不然我们无产阶级干么参加这场革命？马列毛主义正是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
    至于，我们能不能做到做好，那要由实践检验。我们是有困难。是不是最弱，我看也不一定。这里不去多争论。因为风雨如同志恰恰没有谈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有一个能够较好地掌握了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会跟上的。就算是我们不能获得胜利，那么，就是社会主义再革命失败。革命性质是确定的。
    第二种可能：无产阶级没有争取到领导权，当了尾巴。自由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在中国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可能的。当然，自由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也存在“窝里斗”现象，但是，它们具有其它方面无产阶级所不具有的优势，例如：经费、舆论阵地、西方国家的支持等等。如果这样，就是无产阶级的失败，尤其是左派、毛派的失败。这意味着，左派经过几十年的耕耘，在应当收获的季节里一无所获。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是极小的。因为，虽然无产阶级的力量很不强大，但是在无产阶级队伍里，在左派队伍里，不乏有识之士和卓越人才，他们将在同自由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这段话，有点摸棱两可。前面说失败，后面又说“虽然无产阶级的力量很不强大，但是在无产阶级队伍里，在左派队伍里，不乏有识之士和卓越人才，他们将在同自由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如果照前面的意思说，“无产阶级没有争取到领导权，当了尾巴。自由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在中国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这只能说是一场颜色革命，或者，别的说法，反正，这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不是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是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那要你们自己回答。如果是，那就是说，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如果照后面的意思，那好像还在争夺，到底“发挥关键作用”的结果是怎样的，风雨如同志没说，我也不好评论。

    第三种可能：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各争得大概一半的领导权，二者大体上势均力敌。或者无产阶级略强一点，或者自由资产阶级略强一点。甚至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政权并存的局面。其中很可能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参与其中。这不是最理想的，却是最可能

asfqcmz888

项观奇：

的。实现这点，就是左派的胜利。实现这点，革命的结果就是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风雨如同志没有告诉我们，在这场革命中，到底哪个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哪个阶级在革命中占主导。一半，势均力敌，等等，都没有回答领导权、政权实际在哪个阶级手里。这里说的“革命的结果就是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没有回答，这个人民民主国家，到底是哪个阶级领导的政权。没有一半的政权，没有势均力敌的政权，总有一个占据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主要方面的阶级领导着实际是掌握着政权。
    这些问题，可研究，可商量。例如，关于一般资产阶级阶级，我就有不同看法，还在学习、研究、写作。留待以后讨论。
    就目前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不管是哪种情况，我认为，要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要么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所谓颜色革命。如同苏东。没有抽象的阶级属性不明确的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
    东欧几个国家在二战结束前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前所建立的人民民主革命政权，就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参加。例如：阿尔巴尼亚的“民主阵线”、罗马尼亚的“民族民主阵线”、保加利亚的“祖国阵线”、南斯拉夫的“人民阵线”、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阵线”等。当时，这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联合政府里分别占多数、微弱多数和少数。后来，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不占优势的无产阶级政党才逐步在联合政府里占据了主导地位或领导地位。这几个国家最迟于1948年结束了几个政党联合执政的状况，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将愿意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加以改造，使它们融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另一方面将不愿意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方式驱逐出革命政权。
    严格地说，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也是“人民民主国家”。（毛泽东说：“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但是，同东欧国家不同的是：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处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它们没有同无产阶级政党抗争的力量。
    毛主席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说明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更何况，我们现在不是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而是风雨如同志也同意的是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
    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以今天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来看，人民民主革命成功后，其革命政权的演变轨迹，很有可能同当年的东欧国家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结论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国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定的较低的形式，自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特定的较低的形式。”
    ——列宁说：“当不仅革命成为事实，而且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口号，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调换’（也许是在将来的新的马尔丁诺夫们的恐怖的号叫声中）民主专政的口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里所说的“革命成为事实”的“事实”，是指民主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事实，是指社会主义革命。那么，“调换”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两个概念没有区别，谈何“调换”呢？当然，这是历史。然而，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民民主革命如果成功，必然还会发生一个由人民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调换”过程。这是毫无疑义的。
   

    列宁说：“马尔丁诺夫不懂得这一点，他把推翻专制制度时的临时革命政府同推翻资产阶级时的必不可少的无产阶级统治混为一谈，他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谈。”（《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1905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4页）
    列宁说：“在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区分民主主义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或者更确切些说，根本就没有谈到民主主义专政，因为那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经衰老，而社会主义已经临近。因此他们当时也没有把最低纲领跟最高纲领区分开来。如果要作这种区分（我们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正在这样做，我们正在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义进行斗争，因为他们不懂得这种区分），那么就必须专门剖析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主义专政的问题。”（《论临时革命政府》，1905年，《列宁全集》第10卷，？？？）
    列宁说：“公社所必须完成的实际任务，首先是实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也就是实施我们的‘最低纲领’”。（《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一文写的结尾》，1905年7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25页）
   毛泽东说：“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旧时代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专政，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可以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到了它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时候，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鲜明地显露出来了。”（《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月、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1992年版，第145—146页）
    ——以上所引革命导师的论述告诉我们：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错，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区别。在今天，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二者的区别，不是所谓较低形式和较高形式的区别，而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区别。
    这里，有一些理论界限。一个是有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的界限。一个是工农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界限。有一次，列宁在台上讲我们实现了工农专政，布哈林在后面说，不对，是工人阶级专政。列宁在前面说，布哈林说了，我说错了，是工人阶级专政。实践告诉我们，列宁其实不错。工农专政如同人民民主专政，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专政呢，而如毛主席说，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说是低级纲领。就是低级纲领，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这样讲，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才讲的通。这个实质，就是实质在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点上。

七、关于苏东剧变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苏东剧变，不是类人民民主革命，而是所谓颜色革命，实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战胜了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社会制度，是资产阶级战胜了官僚特权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战胜了法西斯特权阶级专制制度。这不单是政体的革命，而是社会制度的革命。风雨如同志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之所以说苏东剧变是一场“类人民民主革命”，是因为：首先，苏东剧变肯定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其次，苏东剧变是一件同人民民主革命类似的事情，类似点有：第一，它是人民起来将专制制度解决了；第二，它是不彻底的革命或半革命，但是毕竟同革命沾边；第三，它是以建立民主制度为目标的“革命”。这些，事实上就是“颜色革命”的主要特征。
    项观奇同志说：“苏东剧变……这不单是政体的革命，而是社会制度的革命。”——这样说恐怕有点过头。列宁说：“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只可能是不彻底的革命（严格地说这不是革命，而是改良）。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领导下，它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1907年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195页）苏东剧变正是“政体的革命”，是变资产阶级专制政体为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革命”。
    此外，我想指出：如果我没有在“人民民主革命”前面冠以“类”字，如果我说“苏东剧变就是人民民主革命”，那么，项观奇同志的上述意见我基本都能接受，因为苏东剧变确实不是“人民民主革命”。然而，“人民民主革命”和“类人民民主革命”是相同的概念吗？这里存在着偷换概念的问题。我认为，这样讨论问题，起码是不严谨的。
    我的批评是尊重风雨如同志的原意的，大体严谨。就是你现在的表述，也说明我的批评不错。你恰恰没有看到，苏东剧变，不仅是解决了专制制度的问题，还解决了经济关系、经济形态的问题，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代替了修正主义统治下的官僚特权经济型态。这是一次社会转型。可见，我没有冤妄风雨如同志，你还是只看到了专制制度这一政体的转型，实际变动更深刻。通常叫颜色革命，其实不准确。这是另外的问题。还可研究。


八、关于历史比较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不要作简单的历史比拟。把我们现在面临的革命，和列宁时代的俄国革命比拟，和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比拟，都是不恰当的。还是要从我们面对的现实实际出发。”
    ——在这个问题上，我习惯使用“历史比较”这个词。说不要作简单的历史比较，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庸俗的类比”当然是对的。但是，绝不能反对科学的历史比较。项观奇同志在许多演讲中，在许多文章中，包括这篇文章，都使用了历史比较。说“要从我们面对的现实实际出发。”当然是对的，但是，人们在“现实”中往往还要以史为鉴。
    列宁说：“如果要作历史类比，那就应当分清并且确切指出不同事件的相同点，否则就不是作历史对比，而是信口开河。”（《我们的取消派》，1911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127页）列宁对历史比较提出了科学的要求——“分清并且确切指出不同事件的相同点”。这样做了，就是科学的历史比较，否则，就是庸俗的历史比较或“信口开河”。
    列宁在回顾马克思总结的1848年德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归纳出有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若干原理之后说：“只要根据具体的民族特点作相应的改变，只要把封建制度改成农奴制度，所有这些原理就完全适用于1905年的俄国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历史比较的例子。在革命导师的著作中，类似的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
    所以，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讲清楚简单历史比较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要讲清楚科学历史比较的正确。二者不可偏废。
    上世纪，受教育部委托，作为大学历史学科的教材建设，我编辑了《历史比较研究法》等几种史学方法论的书，周谷城老师题写的书名。我多少算做了点研究。风雨如同志这里说的，我同意。引文中“模拟”是错的，应是“比拟”，是从繁体转换简体时，自动转换出错。这个词，和“历史比较”的说法还是有区别的。


    文章写得很长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写，就是关于专制制度的实质和危害问题。这个问题我另外单独写一篇文章吧。
    最后，感谢项观奇同志，督促我温习了革命导师的著作。文章如有错误，请指正。致以革命的敬礼！
                   风雨如   2019年3月10日
    最后，我说几句题外的话。
    我最近和太行、风雨如同志讨论我们面对的到底是社会主义再革命，还是人民民主革命，不是因为太行同志一再提起这个问题，我热心和他们争是非，而是因为我觉得这毕竟是一件大事，我们不能不把我们面对的要进行的革命搞清楚，同时，我也感到，通过这个实际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学习马列毛主义的实际运用，提高我们的马列毛主义的水平。所以，我希望大家关心这个问题的讨论，把我们的几篇文章都看看，研究一下，如果哪点将得对，那是因为怎样运用了马列毛主义，如果那点讲得错，那是因为怎样背离了马列毛主义。这对提高我们的马列毛主义水平有好处。

asfqcmz888

项观奇：
我们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都还较低，我们一定要虚心，要努力学习。我基本上还是天天多少读一点马列毛，有问题，更是立即向马列毛请教。我自知自己不行，知识不行，方法也不行，与其光靠自己想，不如直接请教马列毛。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明白这一点。毛主席水平那样高，还是认真读马列，并一再让我们读马列，对外国党，直接说，我的书写得不好，要读，你们读马列的书，写得好。毛主席非常谦虚。我们不要受当今的坏风气影响，那个头，没有什么思想，至少没有什么高水平的思想，却硬要搞个名堂，搞个什么挂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聪明还是愚蠢？我们不要学这个样。我曾对太行同志提过意见，不要用那样居高临下的口气写“批示”，但是，他依然如故。这次又写道：“希望项观奇同志和国内的同志能认真阅读风雨如同志的回复。这是一篇把马列毛主义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好文章。”我在群里的跟贴中半开玩笑说，这样的话，简直像是毛主席写的批示。请太行同志想一想，你的这个判断准确吗？你对马列毛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真得如你自己想象的这样高吗？我的反批评回复，不是说明风雨如同志的文章并不一定真正地符合马列毛主义吗？我的意见不一定对，但是，至少说明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不应该由你先下结论。我说过，老是把自己放在马列毛主义的裁判员的位置上，这本身就不是马列毛主义者的学风。我在中国理论界工作了半个世纪，见过许多大理论家，但是，没有人有太行同志这样的胆量和口气，因为大家知道，这很不合适，会成为笑柄。这里，我特地再次不客气地批评太行同志，不仅因为他过去经常写这种教训人的“批示”，也不仅是因为现在他依然继续坚持这样做，而是为了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有这样的骄傲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态度和思想，这是一种有害自己的态度和思想，我们大家都要反省自己，这自然也算是对我自己的告诫。
    我不止一次说，我们一般都不敢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比，因为我们自知自己的物理学知识太贫乏，但是，一旦到社会科学领域内，因为都有一点社会生活的感受，又多少读了一点社会科学的书，包括马列毛的书，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都可以发表高见了，其实不然，和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一样，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真正的大科学家，真正的革命导师，也就是那样几位，我们，永远只配做个学生，做个好学生就很不错了。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基本态度。不是说，我们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不是的，我们可以在某个问题上，在某个局部上，有所成就，有所贡献，但是，要知道分寸，要知道局限。不要老是认为自己在一切问题上总是真理的化身。
    与此相反，我倒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善于作自我批评更重要。革命导师是这方面的榜样。马恩不止一次说1848年革命后，对革命会立即再来的判断，是一个错误。列宁则更是无数次说明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策略是错误的，因为事实证明我们错了。毛主席七千人大会上也是公开为党所犯错误承担全部责任。这都是榜样。我们这些平常人，犯错误是经常的，承认错误，没有什么丢人的，倒是导师说的，是聪明的表现。我们要尽量使自己聪明一点，不要坚持错误，而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要敢于承认自己不行，从而奋起直追。不要光说过五关斩六将。常常记着走麦城，更有意义。与大家共勉。
    骄傲，是当年造反派的毛病，也是现在毛派的毛病。我自己也摆脱不了。我们共同努力，和这个敌人做斗争，把这个敌人从我们身上消灭掉，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快地进步，对革命事业就会有更多的贡献。
                                     2019年3月14日马克思诞辰

asfqcmz888

风雨如：

三回复项观奇同志
——“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的说法正确吗？

内容提要：
一、毛泽东分析矛盾特殊性的启示
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论断的启示
三、革命导师研究事物本质的启示
四、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定义的启示

在群里看到了项观奇同志的文章《人民民主革命论的要害问题清楚了》。此刻，我正在撰写关于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关系问题的文章。因为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承诺就这个问题再写文章探讨。既然项观奇同志的这篇文章再一次强调“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并希望看到我的意见，那么，我就先将我的这篇文章发在群里，作为专题回复。项观奇同志提出的其余问题，我将在几天以后回复。

一、毛泽东分析矛盾特殊性的启示

说“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就如同说“张三的本质是人”、“苹果的本质是水果”一样，固然是不错的。但是，这只强调了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属种关系，即官僚资产阶级属于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同资产阶级的本质具有一致性。问题是，官僚资产阶级是怎样的一个资产阶级呢？这里回答了吗？没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强调官僚资产阶级（个性）同资产阶级（共性）的一致性，更要强调官僚资产阶级（个性）同资产阶级（共性）的差别性，从而弄清楚官僚资产阶级的特殊本质。

毛泽东说：“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矛盾论》）——“共同点”是应当注意的，“特殊点”则尤其应当注意，这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这句话意味深长。我们想一想，他为什么不说“共同点”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呢？

毛泽东说：“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矛盾论》）——这句话告诉我们，暴露事物特殊性的过程，就是暴露事物本质的过程。并且，只有暴露事物的特殊性，才能暴露事物的本质。

我们对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研究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而现实斗争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官僚资产阶级的特殊性问题。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才能进而弄清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等问题。所以，在今天，我们必须把中国的复辟的新型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特殊性或官僚资产阶级同一般资产阶级的差别性，当作我们研究的重点，重点中的重点。因为这种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特殊性、本质及其具体表现，在革命导师的著作里是找不到答案的。

但是，如果有人这样推理：因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所以今天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今天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今天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我要说：这的确是一个完美的符合形式逻辑规则的推理。但是，符合形式逻辑规则的推理，未必符合辩证逻辑，甚至完全不符合辩证逻辑。（符合形式逻辑的，未必符合辩证逻辑；但是，符合辩证逻辑的，必须同时符合形式逻辑。这个问题下面就要谈到。）

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论断的启示

列宁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我敢肯定，这是一种经院式的论断。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写出一本论述人类历史上的这种资本主义的书籍，因为我们现在才第一次经历这种资本主义。在此以前，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写得还象样的书籍，都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种条件、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14页）

如果拿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我们所说的“官僚资产阶级”做简单的比较，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拿列宁所运用的分析“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逻辑的规则和方法来分析我们所说的“官僚资产阶级”，则不仅是正确的，甚至是必要的。这就是所谓的“事异而理同”。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断表面看来非常正确。但是，表面看来是正确的命题，在实际生活中却是“经院式的论断”。所谓“经院式的论断”就是脱离实际的论断，就是回避矛盾特殊性的论断。列宁之所以反对这样的论断，是因为这是抽象的论断，是没有区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论断，是回避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特殊性的论断。

列宁说：“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17页）

列宁说：“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把很多很多人都弄糊涂了。要消除这种现象，必须记住基本的一点，我们现有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原因很简单，所有同这一名词有关的常用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我们的社会虽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不过领导这个国家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83—84页）

列宁说：“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通常概念不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11—1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83页）

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懂得这些道理，不懂得此国家资本主义非彼国家资本主义，也就不能揭示国家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本质。按照列宁分析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联系实际，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面前的官僚资产阶级，是一种特殊的官僚资产阶级，它与官僚资产阶级的通常概念不同。

我们面前的官僚资产阶级，不是历史上的前社会主义的官僚资产阶级，而是通过资本主义复辟而来的后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同历史上的官僚资产阶级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它对修正主义的继承性、它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欺骗性、它如同胡汉三一样卷土重来对无产阶级的报复性等等，都是历史上的官僚资产阶级所不具备的。一句话，此官僚资产阶级非彼官僚资产阶级。如果对此官僚资产阶级和彼官僚资产阶级不加区分，一言以蔽之曰“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那么，这里面是否也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嫌呢？

也许您会说：我这里说的官僚资产阶级就是新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就是具有某种特殊性的官僚资产阶级。但是，如果是这个意思，您就需要修改这个命题，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