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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继续思考 ----人的正确思想是怎么来的？
题目的两句话，是想告诉读者：本文思考的主题，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问题，而这里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思考，不过是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继续。读者一看就会明白，“人的正确思想是怎么来的？”显然表示这是对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思考的继续。当然，这里的思考，是以信奉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讨论问题的，别的，不去扯，一是不认为有必要，二是我也扯不了。 补充说一句，作为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士，多年来，我所做的所有对马列毛主义理论的探讨工作，都不过是对毛主席已经做出的毛泽东主义理论的继续研究、阐发和宣传。
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人的正确思想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必然要回答的问题。 现在看来，要想真正弄清楚、弄明白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1963年5月，毛主席曾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但是，直到现在，我们恐怕也还没有做到、做好这一点。 平时，我们爱讲一个人聪明不聪明，实际这除了是讲一个人的记忆能力而外，主要就是讲的一个人的分析能力、也就是认识能力。而这种认识能力，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说，就是把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识方法的能力。 几乎每个人都有体会，这种认识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好的事情。不懂或掌握不好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造成一个人在认识上有局限的重要原因。我们讲认识论的目的，应该是帮助人们变得更加聪明。毛主席的号召也是这个意思。这也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目的所在。不能忽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性，更不能以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事情不是这样。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过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认识过程，弄明白这个认识过程，把握好这个认识过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要经过长期地认真学习和长期地逐步培养的。 本文就是一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学习体会。
二
我们都很熟悉，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都是讲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名作。 毛主席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毛主席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也是讲的这样的认识论。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就是从“实践”去“求是”；“调查研究”，就是深入实践、对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认识。所以，这些讲的都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可以说就是实践论，因为这种认识论，强调通过实践，从而认识事物。 什么是实践？为什么主席强调“实践出真知”？ 根据我的学习体会，实践就是人们为着追求特定目的，在主观能动性趋使下，所进行的认识客观物质世界、并进而能动地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个人或群体的活动，这是一种人们作为认识主体同时又作为活动主体与对象化的客观事物辩证统一起来的活动形式。 十分明显，这样规定实践这个概念的含意，是把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活动，也看成是实践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我不同意哲学界的许多人把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排除在实践之外，认为实践活动仅仅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我觉得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把人们认识世界的活动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截然分割开来了。事实不是这样，任何实践过程，总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辩证统一的过程。 以这样的认识为出发点，就能进一步探讨，为什么这种实践活动形式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 这是实践活动的特点和本质决定的。 人们通过参加实践活动，就能实现人们作为认识主体、活动主体和对象化的客体达到唯物的辩证的统一。在这种唯物辩证统一关系中，就有可能获得毛主席说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发展变化的各种的各方面的信息，通过掌握这些信息，分析这些信息，从信息、也就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就有可能获得关于三大革命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正确认识。哲学上常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现象上升到本质，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分析上升到综合，等等，等等，都是说的通过实践活动先获得客观事物的信息进而发现客观事物的规律的认识活动过程。 在这里，实践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动的活动形式，是人们进行认识、获得认识的基础和过程。“实践出真知”的“出”字，准确地概括了这个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道理。 但是，对这个“实践出真知”的认识过程，是不是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呢？ 我以为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 我认为，从人们的认识论的角度看，这里的实践活动有多重具体意义。 第一重意义是，人们直接参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直接参加实践活动的主体。人们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直接产生认识，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的，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梨子，就是形象地说的这种从直接实践到直接认识的形式，也就是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说的：“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 第二重意义是，人们作为认识的主体，间接地去认识自己并未直接参加、但可以有条件的相对的直接接触到他人参加的实践活动。 通常讲的调查研究，基本上就是通过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去接触、去调查研究他人的实践活动。通过这样的调查研究，获得他人的实践活动的信息，既包括他人实践活动已经获得的正确认识，也包括他人实践活动全过程情况的信息，并从对这些信息的分析研究中，获得对这种实践活动的正确认识。 这一认识过程，显然没有离开人们的社会实践，自然也是“实践出真知”。这种认识方法，毛主席多有创造发明，是毛主席反复倡导、我们党经常运用的基本的从实践获得正确认识的方法。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的延安考察团的例子，大体说，就属于这种认识过程和认识方法。 对于第二重意义的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和方法，是不是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呢？ 也可以。 一是在对他人的实践活动做分析研究的时候，首先可以继承他人从实践活动中获得的正确认识。这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说的，可以学习、借鉴他人已经获得的“间接经验”。 二是接受他人的间接的实践经验，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这主要就体现在进一步会对他人实践活动的对象，进行新的信息的搜求和研究，增加、扩大关于实践活动对象的信息量，从而获得关于实践活动的认识对象、改造对象的新的认识。 三是对他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身和过程，也要搜求较为全面的准确的信息，并进一步作出分析研究，从而得出关于这一实践活动的正确认识。 对于以上两重意义的实践，大家一般都是承认的，只是没有进一步做区分。我这里不过是想强调，作为认识主体的认识对象的社会实践、也就是认识客体，又是可分析的。一种是人们以自己的活动参与其中的社会实践作为认识的对象；另一种是，以自己并不参与其中的社会实践作为认识对象。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前者表现得突出一些；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后者表现得突出一些。但是，不管哪种情况，作为认识客体的社会实践，也就是认识的对象和认识的源泉，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而且常常是辨证统一在一起的。 这种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也就是社会实践的关系，就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从实践到认识的一般情况，也就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所讲的道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强调，“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毛主席这里所说的通过实践获得认识的情况，应该是指上述实践的认识过程的两重意义。 但是，我这里主要还想提出，实践是不是还有第三重意义？ 第三重意义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认识主体无法和认识客体直接接触，既不能亲口尝一尝梨子的味道，也不能到处走走，搞点调查研究，但是，认识主体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运用各种科学手段、科学技术，也可以获取认识客体的尽量全面、尽量详尽的信息，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从而得到对认识客体的一定的正确的认识，并且进一步从认识世界上升到改造世界，最终实现认识的目的。 这是不是也具有从实践到认识的意义呢？是不是符合从实践到认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规律呢？ 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我想，至少有两点根据。 第一、从认识的对象、认识的客体来说，不管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还是广阔无垠的自然界，都是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这就坚持了认识上的唯物主义。 第二、人们作为认识的主体，是通过能动的活动，并借助各种认识工具，去和认识对象、认识客体发生联系，从而获得认识客体的各种信息，继而上升到认识。这和人们通过能动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深入社会实践、生产实践，从社会实践、生产实践中获得各种信息，继而上升到认识，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在获得信息的形式上、技术上有区别而已。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关于认识人类社会的。例如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认识主体的研究者，是无法再参加到已经成为历史的当年的社会实践当中去的。要研究、认识历史，只能从搜求历史留下的信息入手，也就是平时常说的搜集资料。这是研究历史、认识历史的最基本的方法。其实，好多社会科学课题的研究过程、认识过程，也都是这样的。许多社会科学的名著、包括《资本论》，都是这样产生的。这是常识，不用多作解释。 再一个是关于认识自然界的。例如研究天体运行。作为认识主体的研究者，一般是无法参加到地球以外的天体运行当中去的（就是宇航员，活动范围也是有限的）。要研究、认识天体物理，一般只能从天体运行留下的信息入手。肉眼等人体感官有局限，人们就创造发明了许多认识工具，按照毛主席1965年同意过的意见，这些工具可以算作是人类器官的延长。利用这些认识工具，无非是为了获得天体运行的更大的信息量。列宁在他的重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发表过这样一个意见：“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的意见很正确，也很重要。毛主席把科学实验作为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并列的三大社会革命运动之一，应该也是看到了科学实验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意义。 前一种情况，作为认识的客体，尽管也是研究的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但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们，却无法通过参加历史的实践活动去进行研究。 后一种情况，认识的客体是天体运行，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研究对象，不是社会实践活动，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们，一般不可能（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限的可能）直接参加天体运行，当然也谈不上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去进行研究。 但是，这样的认识过程是实际存在的，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给予科学的说明呢？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从认识论的角度讨论问题，实践作为人们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和途径，是不是也应该把人们为了认识客观世界所做的积极的主动的搜求信息、从而进行科学分析研究的活动过程，也包括在实践活动之中？简单说，认识活动的过程，是不是也属于实践活动的过程？ 我想来想去，觉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而且是必须的 人们从事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过程，总是和人们认识世界的活动过程同步的，而且是实践活动不可缺少的内容。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引用了列宁的那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革命运动自然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但是，很清楚，这种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是和认识世界的革命理论相统一的，认识世界的革命理论是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的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实践应该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辩证统一的活动形式，二者不可能截然分隔开来。 因此，讲实践，应该包含人们为了认识世界所做出的努力。为了认识客观世界而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是一种非常艰难、非常艰苦的劳动过程。既是实践活动的起点，又贯穿于实践活动的全过程，而且，正是在这一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产生了认识，检验了认识，发展了认识。 认识活动是实践活动的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认识活动属于实践活动。正是包括认识活动在内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才有可能产生认识。认识总是认识活动的结果，而认识活动并不只是凭空想象，相反，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获得，总是通过认识活动，从各种形式的物质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获得关于这种物质运动发展变化的信息，并从信息上升到认识，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 这样说，不是把认识和实践混同起来，而是把认识和认识过程区分开来。认识过程属于实践的范围，认识是认识过程的结果，也就是实践的结果。这样认识问题，不但不会把认识和实践混同起来，而且可以更科学地说明认识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包括和认识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更有利于把唯物主义贯彻于认识活动的全过程，更科学地说明认识是怎样产生的。 只要简单想一想就会明白这里所讲的道理。亲口尝一下梨子的味道，获得梨子甜不甜的信息，不是一个认识过程吗？延安考察团到处走走看看，获得各种信息，不也是一个认识过程吗？这和研究历史获得信息，和研究自然界获得信息，并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存在。不同的只是获得信息的方式方法不同，也就是形式不同。如果人亲口尝一下梨子是实践出真知，那么，人使用机器人尝一下梨子，或许获得的信息量更大更精确，难道不更是实践出真知吗？只要这种认识过程，是从物质世界获取信息的过程，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那么，这种唯物主义的获取信息的认识过程，正是实践，正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讲的实践。 顺便说一句。在我看来，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包括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乃至宗教活动，虽然多了一个形象思维的问题，但就其具有能动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意义来说，也应该看作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且常常具有长久的历史的实践意义。这个问题相对复杂一些，这里不去多说。 毛主席把科学实验作为三大实践运动之一来认识，从写《实践论》，到写《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直都坚持这个意见。毛主席的这个意见有道理，对我们应该有启发。科学实验，不正是一种认识的形式、一个认识的过程吗？既然科学实验作为一种认识的形式、一个认识的过程，属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不等于告诉我们，人们作为认识主体以各种形式能动地认识客体的认识过程也都属于实践活动吗？ 只有把以物质世界作为认识对象而发生的认识过程理解为实践，才能真正把唯物主义和人们的认识活动结合起来，才能科学地解释“实践出真知”，才能更好地更科学地坚持实践论，才能让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实践，这里的实践主要就是指在认识活动指导下的改造世界的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里的实践，怎么能不包括以运动着的物质世界以及与物质世界相联系着的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为认识对象而发生的认识过程呢？ 也许，这样认识实践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实践论》的更好的解读和发挥。 综合上述层层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的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思想，都是以获得物质世界的信息为前提的。这正是辨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要求。人的正确认识是怎么来的？是从信息上升到认识得来的。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正确认识，靠信息；对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对象的正确认识，也要靠信息；对广阔无垠的自然界的形形色色的事物的正确认识，同样要靠信息。 而这一获得信息的劳动过程、工作过程，是一个认识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过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等等，等等，这一切研究手段、研究方式的运用，都体现着只是为了获得各种物质世界运动形式的信息，认识主体展开具有尽可能强大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活动也只是为了获得物质世界运动的信息。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细想一下，从实践中“来”的“来”指的是什么呢？是怎么“来”的？我想，应该是指认识主体积极地主动地从实践中获得比较全面的反映认识客体的各种信息并从而上升到认识这一过程，简言之，是实践到认识的认识过程。 如果上述意见说得不错，我想，那就还可以对毛主席的《实践论》，从信息论的角度，做进一步的发挥。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要想认识任何客观事物，都必须通过获得客观事物的信息才能实现。信息，是运动着的事物的信息，信息和事物是统一的，没有信息就无法把握事物，通过信息去认识事物，正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所在。 据“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编出版委员会” 对《实践论》所做的题解，毛主席在1937年7月写作《实践论》，“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毛主席本人的意见。 但我觉得，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研究实践，分析实践，弄懂实践，是弄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中心环节。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实践、信息、认识三者的统一，三者统一的过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认识过程。 《实践论》一书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而本书的结尾，毛主席是这样写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从《实践论》的副标题和毛主席的这段论述来看，“实践论”三个字的科学意义是非常明确的，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概括。
三
通过实践的认识活动获得客观事物的信息、从信息上升到正确认识，是实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从实践到认识这一飞跃的途径和过程。毛主席写《实践论》，抓住了人们要想获得正确认识的这个根本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上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还要进一步探讨，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在实践中获得信息、处理信息，从信息上升到正确认识的问题。 先说通过实践获得信息的问题。 毛主席在这方面的贡献很大。如果说这是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那么，毛主席就是在这个哲学问题上“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榜样。 毛主席不仅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许多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作，而且为全党、全国人民找到了许多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使之能够获得更多更准确的科学认识的认识方法。 其一就是，毛主席从来不把作为认识主体的认识活动，仅仅理解为个人的实践的认识活动，当然，个人的实践的认识活动总是存在的，但是，主席更强调人们的集体的实践的认识活动。这是毛主席的一大发明。毛主席强调“走群众路线”，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老师”，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等等，等等，毛主席这类意见、这类名言很多，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论的角度看，这都是强调人们的实践活动是集体的实践活动，而人们的认识活动也应该是集体的认识活动。“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发挥集体的认识能力，已成为当今世界普遍采用的展开认识活动的形式，大量的研究院、研究所、研究室的存在，乃至最近流行的所谓“论坛”，都具有发挥集体认识的意义，自然包括获得信息。 其二就是，毛主席强调，要深入群众，要调查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特别是从获得客观世界的信息来说，也具有很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第一、通过亲身深入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走访群众，开调查会，进行调查研究，获得的信息量，远比只是看书、看材料大得多。 第二、因为是通过亲身感受获得的信息，这些信息也远比仅是从书本上、资料中获得的信息更加生动、更加深刻。例如参加一场贫苦农民的诉苦会，是不是比只是从书本上看到的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所获得的信息更生动更深刻呢？ 第三、通过深入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调查研究，包括开调查会，所获得的信息，一般是更多更全面更准确的，而且，在获得信息的过程中，就可以对这些信息的真伪进行辨识。 关于毛主席倡导的调查研究，是完全应该从哲学的角度、认识论的角度，大作文章的。这里不过提及而已，不能发挥。我只想强调一句，指出毛主席倡导的调查研究，对于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具有重大意义，肯定是不错的，是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和给予科学说明的。我在《中特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一书中，专列一节，试图对这个哲学认识论问题提出一点个人见解，或许可供参考。 其三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认识论思想，按照《实践论》，按照“实践出真知”，这会非常有利于把客观事物的信息和客观事物的辩证运动形式统一起来，进而会非常有利于从信息上升到认识。 这样去认识客观世界，就会把人们认识世界的实践活动，和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更好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是加强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于认识过程的好形式。 实际上，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在社会活动中，在科学实验活动中，都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同时总是要在认识客观世界上下功夫。这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就是信息和认识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举的一些例子，都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在战争中认识战争、学习战争、进行战争，就是这样的改造客观世界和认识客观世界二者辩证统一的典型例证。加快了获得信息的过程，也加快了从信息转化为认识的过程，而且这个转化过程可靠、科学。 记得上世纪60年代，亚非拉正在进行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外国朋友，来北京会见毛主席，向毛主席求教如何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毛主席很谦虚，不认为办军事院校、读他的军事著作有多么重要。说他的军事思想就是一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顶多再加一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主席告诉外国朋友，办军事院校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毛主席的重要的哲学思想、认识论思想，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贯彻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彩而深刻的论述。 其四就是，毛主席是一位大革命家、大改革家，毛主席毕生都强调斗争哲学、革命哲学，在领导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都坚持敢字当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毛主席讲哲学，讲认识论，特别强调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毛主席讲中国哲学史，一再讲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还特别讲过，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反倒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讲得多、讲得好。 正是因为提倡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人民才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打翻身仗，才有雄心壮志，不仅要赶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而且敢于说、敢于做，要“超”（周总理四届人大政府报告中，说到要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超”字是毛主席提出要加上的）过世界上的发达国家。 谈哲学，谈认识论，为什么要谈到这一点呢？因为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敢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不敢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毛主席批评懒汉思想，批评怕鬼信邪的思想，提倡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提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对于人民群众参加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提高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的水平，无论是从认识的广度上、认识的深度上，都是缺乏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可比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认识论，是能动的认识论，迈开双腿，深入群众，敢想敢做，是毛主席哲学的认识论的一个根本特点。 只要联系毛主席领导我们从事的革命实践、建设实践，是很容易弄懂这个道理的。两弹一星就是最好的例证。 短视的人们，总是只看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曾发生过的错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让全国人民遭受了挨饿的惩罚，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但是，这只是证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违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规律，而应该尊重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规律，这不应该得出否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正面的正确的伟大的成就摆在那里，也以两弹一星为例，那不正是我们遭遇困难、饿着肚子搞出来的吗？没有远大的目光，没有雄心壮志，只看见错误，被错误吓倒，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胆小鬼的愚昧。正确总是以错误为先导的，天下没有不经过错误径直走向正确的认识过程。不是为错误辩护，避免犯大的错误永远是必要的，但是，如何正确对待错误、认识错误，从哲学认识论上说，也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哲学观。 其五就是，基于对实践的正确认识，就不难看出，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全人类共同努力、代代相续能动地不停顿地从事实践活动的历史。 这就是说，实践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实践，不仅是集体的，而且是历史的。历史活动不能给割断，也就是指实践活动不能割断。实践总是创新的，但又总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历史活动的发展，其实就是实践活动的发展。可见，毛主席的实践论的认识论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于现实的认识，对于历史的认识同样是适用的。 毛主席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伟大发展，是真正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的认识武器，这里所讲的一点点片言之语，只是我的一点点学习心得，肯定远不足以说明毛主席留给我们的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论思想。
四
人们作为认识主体通过实践的能动的认识活动，可以获得认识客体、也就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信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把这种信息称之为感性认识，也就是客观事物的各种现象在人们认识中的反映。毛主席说，这属于认识活动的“感觉和印象的阶段”。 认识活动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人们对认识活动的进一步的要求，就是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毛主席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及达到论理的认识。” 毛主席认为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突变”，是一次认识上的“飞跃”。 但是怎样才能实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次认识上的飞跃呢？ 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说：“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 这个意见还需要讨论。要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需要有尽量多的尽量全面的感性认识的材料，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是不是“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一定会产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呢？经验告诉我们，事情并不一定是这样的。手里材料一大堆，但认识就是上升不起来，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证明，仅从掌握的感性认识材料的多少去解释能否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是一个科学的答案。 对于这个问题，哲学家、哲学书上，更为通常的说法是，人们获得了感性认识材料以后，人们还要经过概念、判断、推理的方法，实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也是这样说的。毛主席说：“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头脑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 毛主席在批评经验论、也就是经验主义的错误时，再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说：“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他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7~268页。）为了避免误解，或者说，为了准确地理解毛主席的意见，我比较完整地引述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的这两段关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重要论述。 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也许还有其他的影响，许多哲学家、哲学书也是这样论述这个问题的。 这个说法不能说错，但是，我认为，这个说法，也还是没有完全正确地科学地解释清楚，到底人们是通过怎样的思维过程、也就是认识过程，才能实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这个说法的最大的不足是，把人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所运用的思维方法、也就是认识方法，局限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认识方法，而没有把唯物辩证法贯彻于认识论，具体说，没有把唯物辩证法贯彻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过程之中。这样处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过程，是无法达到人们所需要的认识目的的。这不用多做解释，这是由形式逻辑的特点决定的。 那么，人的正确的认识方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应该把唯物辩证法的认识方法贯彻于唯物主义认识论，也就是说，应该把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 既然我们的认识论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那么，把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不是题中应有之义吗？ 我最近在一篇讨论哲学的小文《读书偶得》中这样写道：“毛主席的‘两论’，要结合起来读才好。《实践论》讲的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矛盾论讲的是人要想获得正确思想，应该采取怎样的思维方法。二者都是讲认识论，一个讲唯物，一个讲辩证法，合在一起就是唯物辩证法，就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正确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我现在还是这个意见。 也是在这篇小文中，我这样解释毛主席关于认识方法的十六字方针：“《实践论》中有著名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 所谓的十六字方针。如果要问，怎样才能做到这十六字方针呢？那就还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有各种思想方法，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思想方法，还是唯物辩证思维方法，其核心就是矛盾思维方法、对立统一思维方法。这实际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结合、统一。” 我现在也还是这个意见。 前面我们引用了毛主席关于概念形成的意见，主席强调，“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他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 在形成概念的基础上，毛主席又认为，“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 毛主席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想了一想”的过程。 这里存在的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获得正确的概念？怎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推理？我认为单凭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这也是毛主席讲过的道理。上世纪60年代，周谷城老师和学术界同行辩论形式逻辑问题时，毛主席支持过周谷城老师的意见，并对形式逻辑的性质做过正确的说明，简单说，形式逻辑只能解决人的思维形式的问题，并不能解决认识客观事物本质的问题。那么，要想认识客观事物应该靠什么思想方法呢？在我看来，只有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还是毛主席的《矛盾论》所讲的道理，即对立统一规律的道理。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一认识过程，其主要任务如毛主席所说，就是要解决从认识现象上升到认识本质，让认识发生一个质的飞跃。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我认为马克思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就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方法。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引用了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的一段话：“为了理解，必须在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升高到一般。” 列宁的意见和马克思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看来，毛主席也同意这个意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现象上升到本质，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就体现在这里。 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点？怎样才能完成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任务呢？顺理成章的道理就是，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人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最为科学的认识方法。 革命导师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革命导师的伟大著作都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写出来的。《资本论》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圣经”，是一部非常伟大的科学著作。革命导师不止一次说过，马克思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专著，但是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资本论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典范和榜样，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从哲学的角度说，这是一部最好的最经典的唯物辩证法的教科书。 毛主席总是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在分析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要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不要搞形而上学、简单化、教条主义。上世纪60年代，在毛主席倡导下，为了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全党、全国人民掀起了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一时间，工农兵、全国人民，都大谈唯物辩证法，大用唯物辩证法，都去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用以科学认识自己的工作对象、工作规律，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样运用哲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实际上，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贯彻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不断实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现象上升到本质。这当然对于做好实际工作有非常巨大的认识论意义。 这段历史，这段实践，生动地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完成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主要就是要依靠唯物辩证法，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矛盾论，就是毛主席的伟大哲学著作《矛盾论》所讲的那些道理。 我们经常说要学会分析问题。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就是通过分析来实现的。分析什么？分析通过实践获得的信息，也就是分析感性认识。怎么分析？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用对立统一规律去分析，用矛盾论去分析。事物就是矛盾，事物的复杂性是通过矛盾的复杂性构成的。信息很多，现象很多，联系很复杂。怎么找本质？怎么找规律？怎么找出复杂的联系的有机统一性？只有分析矛盾，解剖矛盾，从层层复杂连接的矛盾关系中，找到事物的本质，找到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从而从整体上、从有机联系上把握住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事物。由分析达到综合。这时就完成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这或许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草稿）中所说的那段令人费解的话。“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我学习了马克思的论述，有一点自己的见解，曾写一篇小文《应该破除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误解》。我觉得哲学界、包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对马克思意见的理解，好像不太准确。“我认为，在剥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外壳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马克思的这个话是很清楚的，明确说这个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这个话的要点在于，这不是指怎样研究的方法，而是指怎样掌握、利用研究的结果，是思维利用研究的结果，‘掌握具体’、‘再现具体’的‘方式’。” 结合这里讨论的问题，应该更容易理解马克思的话，一旦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就可以通过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这正是理性认识能够帮助人们把握具体事物的认识论意义所在。这里，不再多做讨论。 我更想在这里强调指出的是，毛主席晚年特别重视分析和综合这一对范畴，是很有道理的。1956年，毛主席在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做大会发言时，就特别讲了这一对范畴。欧洲党的一些领袖们不懂，不感兴趣，也不讲礼貌，打起瞌睡。毛主席很生气，说我这个人就是不识抬举，人家不愿意听，我偏要讲。毛主席以参加宴会、面对一桌酒席做例子讲，一桌酒席是不可能一口吃下去的，总是要先分析，一口一口吃，最后综合，把一桌酒席都吃掉了。毛主席讲得很通俗，但是很深刻。今天看来，分析和综合这一对范畴，在认识论上也是意义很大的。从个别到一般，总是要分析的，但是，事物又是普遍联系的，只分析个别是不够的，还要综合，只有综合，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从事物的内部联系上把握事物，也才能把握事物的内在的必然的规律性，从而科学说明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内因和外因。毛主席强调分析和综合这对哲学范畴的重要性，既是讲的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范畴，又是讲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范畴，不知道哲学界有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和阐发。 这些道理应该是浅显易懂的。既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当然必须是贯彻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大家常说列宁讲过的一句话，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实际是一个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讲认识论，实际就是讲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认识客观世界。讲唯物辩证法，自然涉及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辩证法，但从人们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目的来说，也就是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来说，落脚点还是在，人们掌握辩证法的目的还是为了使主观认识能够符合客观物质世界运动发展的辩证法，也就是说，要把辩证法变成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认识论。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其实讲的都是认识论。前者侧重讲唯物论，后者侧重讲辩证法，合在一起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说到这里，还要补充说一点，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必须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也是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人类社会历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无非就是讲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讲矛盾，还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当然是的。只是因为运用于人类社会历史，所以叫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有经典的表述。而且，马克思明确说：历史唯物主义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 所谓总的结果，就是历史观，而这种历史观，对于马克思的研究工作来说，又是居于指导地位的研究方法、认识方法。 这就是说，当着认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时，指导我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特定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唯物辩证法。就这个意义而言，和对自然界的认识需要运用一般的唯物辩证法，没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的只是唯物辩证法展开的形式不同。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就是讲的人类社会的矛盾体系和矛盾运动，就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矛盾论。这是历史的矛盾论，也是历史的认识论，二者是统一的，用列宁的话说，是一个东西。 我这样说，只是重复马克思的意见。马克思在非常重要的特别阐明他的研究方法的《“资本论” 第一卷，第二版跋》当中，曾这样说明他的研究方法：“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17页。）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明的他的研究方法，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研究方法。而且，马克思再次强调，“在那里（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这个说法，和《序言》中所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具有“指导” 意义是一个意思。不管是用“指导”一语也罢，用“基础”一语也罢，都在告诉我们，这里的从具体上升到一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为“指导”的，也就是说，都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里的应用。同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在大段引用了一位评论者对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所做的解释后，写道：“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的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这段话很重要。这段话证明，在马克思心目中，他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时，可以说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也可以说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因为在这里，二者是完全一致、完全统一的。用列宁的话说，是一个东西。 说到这里，那就必须讲一讲阶级分析方法。 毛主席时代整天讲阶级分析方法，总是强调阶级分析方法。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是最准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现在不讲阶级分析，对不对呢？当然不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抛弃，也不符合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实际。 自原始公有制解体之后，人类社会历史进入阶级社会阶段。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和总纲。直到今天。今天，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还没有一个地方，不存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毛主席讲继续革命是对的，讲“阶级斗争为纲”也是对的；邓小平及其继承者，不讲革命，不讲阶级斗争为纲，是不对的，一是不符合社会历史实际，二是不符合马列毛主义，是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阶级的背叛，也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此题不好多说，点到为止。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在分析认识人类社会历史问题时，如果想从感性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而且要求这种理性认识具有科学性，那就必须在大量信息材料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牢牢把握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对信息材料，对感性认识，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达到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现象上升到本质的认识目的。 阶级分析的根据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存在。讲矛盾，讲斗争，就是讲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二者是统一的一致的。对阶级社会的历史，要做阶级分析，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其实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这有什么奇怪的？而且，能不能做好阶级分析，还有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因为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立场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其实，就认识当今人类社会的历史而言，谈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离不开阶级立场的问题。我们常常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前面加上一个定语，叫做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 鉴于目前中国特色的时局，我觉得有必要强调指出：坚持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见，在我看来，这不但不是极左，反而恰恰是科学，是科学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如果从对自然界的认识、对生产斗争的认识来说，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还有一个运用自然辩证法、运用数理方法以及其他自然科学方法的问题。这里不去多谈了。
五
主要的意见说完了，还想补充几点参考意见。 第一个意见是。 伟大的革命导师斯大林，在论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时，曾正确指出，客观物质世界，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在普遍联系中存在的，都是在运动中存在的，都是在发展变化中存在的，而这种普遍联系、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根本内容，则是事物的固有矛盾，他并引用列宁的话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第263页）（中文版《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301页）（中文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2页） 斯大林的这个意见正确不正确呢？我觉得是正确的。不能说斯大林从列宁后退了。我觉得斯大林还是继承了列宁，完整表述了列宁的意见。 我认为，斯大林一生以列宁的学生自居，这一点从来没有动摇过。斯大林作为列宁的战友，长期和列宁一起战斗，直接受教于列宁。在哲学问题上，是不是直接接受过列宁的教诲，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耳濡目染中会受到列宁哲学思想的影响，我想应该是肯定的。 斯大林虽然讲了四点，但前三点是讲客观事物存在的形式，第四点、也是重点，是讲矛盾论，讲对立统一规律。这既是列宁的意见，也是后来毛主席的意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在讲联系、讲运动、讲发展的时候，反复讲了质量互变，也讲了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斗争和否定，但是，斯大林没有讲否定之否定规律。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毛主席不承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思想，很有些吻合。这一点说明，斯大林不仅继承了列宁对辩证法的理解，而且还有发展（当然列宁也有可能不承认否定之否定规律，只是没有公开发表这样的意见）。 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重点。 我这里主要是想就斯大林关于普遍联系、不断运动、发展变化这一辩证法思想，试图说明，人们在实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突变时，不要忘记，这一认识过程不是孤立地简单地进行的，而是在事物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变化中实现的。 这里用得着系统论的思想。人们是从一个又一个的个别上升到一般，也可以说是，是从一个又一个子系统实现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这就是说，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面对的不是简单的个别的事物，而是面对的由复杂的矛盾构成的复杂的事物，也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由许多小系统构成的大系统。人们需要从一个又一个、一层次又一个层次的个别不断地进行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飞跃，也就是一次次地从不同的层次上，实现相当复杂的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我们面对的需要认识的客体对象，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生活，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这样的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上的困难不也就是由此而发生的吗？ 所以我觉得斯大林的论述是有道理的，是重要的，对于我们为了实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有帮助的。 第二个意见是。 毛主席谈到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问题。毛主席承认，接受前人的间接经验，是获得理性认识的一个途径，也没有违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规律。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 我想做一点补充。 一切科学领域里已经获得的正确认识，常常可以在进一步的认识过程中转变为认识的方法。所谓理论的指导意义，我想恐怕就是指此而言的。 这就是说，间接经验不仅具有理性认识成果的意义，需要继承，而且，对于新的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过程，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需要继承。 广而言之，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指导下，人类已经获得的一切科学理论、认识方法，都可以、也应该运用于人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过程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认识论的问题，人们的知识越多，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越有好处，越能保证它的科学性。我们常赞扬“知识渊博”，此话暗含知识对于人们认识的意义。 轻视知识，甚至蔑視知识，进而蔑视读书，都是不对的，是对正确的科学的认识论的反动。获取知识，要通过艰辛的认识过程，要在实践活动中实现，这是很不容易做到、做好的。在这个问题上，在我们这里，长期存在着一种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带来的危害更大。所以，在关于知识的问题上，我们还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学会正确认识、正确对待。毛主席很讨厌脱离实际，很讨厌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让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的牺牲。在延安，毛主席在批评教条主义时说，教条主义连狗屎也不如，狗屎还可以肥田。主席一辈子都在和教条主义作斗争，对脱离实际的书呆子也多有批评。文革中是说过，方向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主席这样说是有前提的，就是方向不对。但是，我们有的同志把这个前提去掉了，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好像没有知识越革命，好像自己不肯学习，不肯获得知识，倒是理直气壮，这在实践中，给我们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带来过很大的危害。旧社会，劳动人民被剥夺了读书的机会，新社会，劳动人民翻身了，能读书了，怎么反而鄙薄知识呢？ 我们反对的，只应该是教条主义，只应该是脱离实际，只应该是脱离劳动人民，而不应该反对读书、学习。 我之所以在这里说这几句废话，是因为我感觉到这种错误的思潮在我国依然存在。 第三个意见是。 我们应该认识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人们的认识能力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掌握的信息量有限，掌握分析方法的水平有限，因此，从感性认识所能获得到的理性认识也有限。所以，认识总是有局限的，认识总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的。例如计算机，从286，到386，到486……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向上发展，这实际就是反映了一个认识论的道理，即人们的认识能力，总是不断地向前、向上发展的，在任何情况下，既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停止不前。这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必然过程。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过程，这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 毛主席在1964年，写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毛主席的这段话，就包含了这里所讲的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是要不断发展的这个道理。 第四个意见是。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往往还会有一个再认识的问题。 人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不仅会有局限，而且会有偏差，甚至错误。信息量有限，分析水平有限，得出的认识，得出的结论，即使正确，也可能不够全面，不够准确，有片面性。这当然是对客观事物认识上的一种偏差，一种不足，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再认识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必然、一种规律性。 我们现在常说反思、反省，就是从认识论的规律上提出这个必要的。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需要反复多次，需要准备走弯路，这是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的认识论上的规律，我们要认识这个规律，尊重这个规律。 从这个认识论的道理上说，人不应该骄傲，不应该害怕承认错误。认识不足，发生错误，是合乎规律的，是正常的，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叫做是“常态”。聪明人应该尊重这个规律，只有陷入盲目自大的人，才不懂这个规律，不尊重这个规律，而实际是在犯更大的错误。 我们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还不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客观事物，尽量少犯错误，犯了错误及时改正，从而达到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吗？
写到这里，我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体会，就可以结束了。我是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不是哲学专业的工作者，但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历史科学研究中，较好地掌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特别是懂一点历史认识论，从而提高自己的科学研究水平。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些疑问，有一些体会，写在这里，向哲学家、向同志们请教。 外行人讲外行话，请不要笑话。
2021年3月18日 无产阶级的革命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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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30 17: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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